如果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来到中国，保罗·克鲁格曼是否会受到如是拥塞的礼遇？
　　5月10日至14日，中国人中最善于营销的人如影相随这位天才经济学家。国内有保险公司嗅觉很是敏感，计划要赠送克鲁格曼一份他中国之行的甲型H1N1流感保险，为他在中国的健康做一笔投资。
　　4天，克鲁格曼马不停蹄地造访了北京、上海、广州、台北、香港。所到之处，听众云集，几乎每个人都怀揣一个再加几个问题，要与他一论高低。
　　为此，我们也特别邀请了华友世纪CEO向松祚博士和中国建设银行董事会秘书陈彩虹先生作为杂志的顾问，带着“经济学家究竟能够在何种程度上预测经济危机”、“继大萧条导致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之后，本次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学将走向何方”以及“如何看待金融创新的利弊”等问题，对克鲁格曼进行了专访。
　　
　　国际贸易的理论与现实
　　
　　2008年，克鲁格曼因在国际贸易理论上的贡献，独享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给出的获奖缘由是：（克鲁格曼）整合了此前经济学界在国际贸易和地理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在自由贸易、全球化以及推动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的动因方面形成了一套理论。
　　克鲁格曼的研究基于规模经济使一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更便宜为前提。与此同时，消费者需要各种各样的商品，致使针对当地市场的小规模生产为供应全球市场的大规模生产所取代。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国与国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致使一些国家出口农产品，另一些国家出口工业产品。各国应该只生产自己更擅长制造的产品，比如说法国的红酒，中国的大米。这种理论的依据是19世纪初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
　　然而，在克鲁格曼所观察到的周遭世界里，并不完全是这么回事。他观察到20世纪的最后四十年，不仅穷国与富国的贸易量增加，富国与富国的贸易量也大幅度上升。同时，国际贸易不仅在不同行业中发生，更重要的是同一行业内也存在着大量的国际贸易。
　　克鲁格曼写成了经典论文《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和国际贸易》，刊登于1979年的荷兰《国际经济学杂志》，篇幅只有10页。他用十分简单的、大学一年级学生都能读懂的数学模型论证了资源相似的两国（如美国和加拿大）也可以进行国际贸易，且贸易可以发生在同一行业。
　　原因很简单：如果扩大生产规模可以降低企业成本，那么加美之间的贸易就如同美国本国扩大生产规模一样。加美之所以发生贸易是因为两国生产规模上的区别，而不一定是由于两国存在技术或资源的区别—用术语说，就是行业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导致了国际贸易。规模报酬递增并不是一个新发现，在1930年就有经济学家指出了，克鲁格曼的贡献在于他别出心裁地把它用于解释贸易现象。
　　现在，克鲁格曼似乎又进一步拓展了他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如果两年之后，美国和欧元区的失业率仍然很高，而中国继续保持大量的全球贸易盈余，就会被视作麻烦的制造者。”克鲁格曼2009年5月在中国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巨大贸易顺差并不完全是比较优势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的汇率政策造成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不但相对固定，而且还通过大量购买外币来维持自身相对较低的估值。
　　克鲁格曼说，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他称为“北–北贸易”）常常是相同行业的，例如法国和德国之间彼此都进出口汽车，并且两国工人的工资水平是差不多的，这种贸易不会带来太大的企业倒闭、失业增多等压力。而在中国和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则不是这样。克鲁格曼认为，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是美国工人工资的4%，是墨西哥生产工人工资的1／3，中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在国际贸易中占据比较优势，在经济危机下这会导致其他国家该行业企业倒闭并给这些国家造成压力。
　　显然，克鲁格曼认为重商主义的观念已经过时，在地球已经成为“村落”的今天，再像当年的英国那样靠大量输出产品来致富和发展的做法已经不合时宜。而且，中国不是英国，甚至也不是当年的英国可比拟的，毕竟，中国终究是太巨大了。克鲁格曼认为，美国已不能再承受太多的过度消费，不能再成为一个依靠举债来消费的国家。中国也不能再期望依赖于美国进口而积累更多的财富。
　　“中国走出这场困境关键在内需，而不应该再寄希望于出口，因此，中国想要通过出口来恢复中国经济增长是不太可能的。中国需要马上开始着手经济结构的调整，未来3年将会是中国经济转型或过渡的关键时期。”
　　“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实施得非常快，这非常可喜，只是，目前中国所做的都是短期的刺激计划，还不是根本上的改革。”
　　


　　克鲁格曼甚至认为，中国等新兴国家对美国长期存在大量外贸盈余，是美国人能够借中国人的钱买房子的背后原因。美国人因为家庭负债过重而导致经济出现危机，中国人也该负点责任。
　　当然，克鲁格曼的这些观点在中国遭到了严重质疑和强烈反驳。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表示，中国人本身不能印美元，美元一定是美国印出来的，中国借给美国的是美元而不是人民币，所以，是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中国产生很大的贸易盈余，由此导致中国不得不把钱再放在美国，就是把贸易盈余再放到美国。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也强硬回应说，中国不应因贸易顺差多而受到指责，中国作为一个贸易顺差国并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市场的选择。龙永图表示，中国现在保持一定的贸易顺差是目前发展阶段决定的，也是全球贸易基本格局决定的，并不是中国想继续保持危机前这样大的贸易顺差。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松奇则表示，中国之所以有贸易盈余，还是比较优势在起作用，因为中国的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包括企业的环保等等都是低成本的，东西在世界市场上看起来比较便宜，大家才会选择。
　　对此，克鲁格曼反驳说：“比较优势决定了你出口什么，但不决定你出口多少。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还处于相对比较贫穷的快速发展的阶段成为资源输出国，不多见。”听者一时语塞。
　　
　　“我的预言准确率为54%”
　　
　　“伟大的预言家来了！”这是“克鲁格曼中国周”海报的大标题。
　　1996年，克鲁格曼在其《流行国际主义》一书中就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他认为，所谓的“亚洲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会幻灭”，仅靠扩大投入而不进行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做法，容易形成泡沫经济。他指出，亚洲在高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已潜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将在一定时间内进入大规模调整。1997年，该预言很快成为现实，有力奠定了克鲁格曼作为“新一代经济学大师”的地位。
　　如果仅仅就一次“不幸言中”，我们尚可以说他不过是靠运气偶然碰上了。而他最近的两次预言实在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2000年，克鲁格曼在“The Energy Crisis Revisited”（《能源危机重现》）的文章中指出，新一轮国际油价上涨周期已经到来。2001年，在《纽约时报》上的专栏文章“The Oil-Hog Cycle”（《石油上升周期》）中，克鲁格曼又一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果不其然，2001年以后，国际油价急剧上涨，最高价格翻了几番，突破历史纪录，引起了世界不小的恐慌。
　　2006年8月15日，克鲁格曼又做出预言。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Housing Gets Ugly”）中，克鲁格曼认为，由于美国楼市近年来价格暴涨，在很多地区房价开始下降，投机需求出现逆转，导致目前市场上充斥着未出售的房产。克鲁格曼认为，这是针对“硬着陆”而不是“软着陆”的一剂“处方”。而且，由于近三年来楼市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楼市的逆转意味着美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严重衰退。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出现，并且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后果严重如斯，克鲁格曼当初也并没有料想得到。
　　克鲁格曼的逻辑是这样的：在房价处于高位的时候，更多的人们纯粹为了投资而买房，豪赌价格会继续上涨并在高位抛出。另外一些人则匆忙地买房，因为他们害怕未来价格上涨会超过他们的支付能力。投机需求导致了价格暴涨，即泡沫出现了。而当某个时点（比如利率提高）之后，价格上涨大大超出了购买者意愿支付，价格上涨就会由两位数的增长变为一位数的增长，并逐渐出现负增长，于是泡沫破灭了。
　　对经济学家而言，“猜对”一次就足以在业界安身立命，更何况克鲁格曼这么多次都“不幸言中”了呢。只是，很可惜，克鲁格曼不是报喜鸟，而是乌鸦嘴。
　　“上个世纪末，我开始意识到可能会有经济危机。”克鲁格曼说。原因很简单，那段时间他发现，酒吧里的电视以往播放的体育比赛被经济新闻取而代之了。“我就觉得股民有问题了。”同样，当电视连续剧里都开始谈论住宅、房价，或者宣称很多人通过买房挣了很多钱，这也不正常。“大众文化如果都体现出了对金融、房地产的热情的话，就意味着整体性的热情过度。”
　　克鲁格曼至今仍为曾经犯下的两个错误的“大”预测而耿耿于怀。他称自己真是个“傻瓜”。上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没有预测到美国生产力会复苏，甚至对那些抱以乐观的人致以不信任。另一个失败的例子是，克鲁格曼曾经预测美元会贬值，可是他预测得太早，几年后之后，美元才贬值。这是两次最重大的失误。
　　对于美国，克鲁格曼的最新预言是：（美国）今年（2009年）的就业率不会有任何的增长，到明年可能也不会出现太大的增长，因此，第二轮的经济刺激计划十分必要；短期来看，美国肯定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有脆弱而非强劲的消费者需求；美国有很庞大的建筑业，但即使（美国）经济复苏，房地产市场也不可能再现昔日的辉煌；这次经济的复苏可能需要五到十年的困难时期，美国和欧元区很可能会出现日本迷失十年的情况；等等。
　　克鲁格曼关于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其他最新预言包括：中国不太可能通过出口来恢复自己的经济增长，中国需要马上开始着手经济结构的调整；未来三年，将会是中国经济转型或过渡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中美关系的变化、全球银行监管体制的变化都将在这段时期内发生；二十年后，中国可能会超过目前世界上的两个最大经济体美国和欧元区，但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世界主要货币则肯定需要更长的时间；很长一段时间全球经济将处于低谷，全球经济危机还将持续4至5年，而目前应对危机最大的困难在于，缺乏一个世界各国财政政策的协调机制；目前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够成为经济复苏的发动机，美国不能中国也不能，这一次是没有哪个经济体强得像一个火车头，必须期待全球经济共同努力恢复；中美共治主导世界的G2不是一个有用的概念，未来可能的发展结果是G5，包括美国、中国、欧盟、日本以及以后很有可能的印度等所有的大国；多哈会谈实际上没有成功，但未来几年的全球合作还是比较乐观。
　　《圣经·约伯记》：“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上帝）的旨意隐藏呢？……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圣经·但以理书》：“上帝显明深奥隐秘的事……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一切奥秘的事都是出于上帝的旨意，真正的先知只是受上帝委托向世人传话罢了。克鲁格曼和我们一样不是先知先觉，他的预言之所以“常常”正确，是因为他能够偶尔窥得了上帝的奥秘—用上帝启示给我们的科学真理来判断、用上帝赐给我们的直觉来感知。即便如此，克鲁格曼自己也承认：“作为经济学家，能做到50%预测准确率就相当不错了。我预测的准确率是54%，这个成绩还不赖。”被称为预言家的克鲁格曼甚至对预言本身还持有一定的否定态度。当被问及如何看待中国和印度的竞争力比较时，克鲁格曼说：“我们无法预知两者最终的胜负，任何人言之凿凿地说二十年以后谁更胜一筹其实都在自欺欺人……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人民币国际化仍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情”
　　
　　2003年，芝加哥大学教授、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做了主席发言。卢卡斯首先阐释，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宏观经济学是“大萧条”催生出来的一门学科，然后宣布，这个学科已经走到了告别过去、另辟天地的时刻。他认为，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真的如此吗？克鲁格曼并不这样认为。他一直为此非常担忧，因为2007年美国的利率政策—零利率甚至是负利率，历史上之出现了一次，然而却导致了1930年代的“大萧条”。
　　克鲁格曼认为，我们只是自以为是地认为已经学会了如何去驯服或者说避免经济周期，认为老练的银行家和政府官员可以在短时间里精心策划出各种救援方案，及早控制危机以免其蔓延。“就像一种曾经引发致命瘟疫的病菌，人们认为它已经被现代医学征服，但它又以另一种形式重现了，而且还对所有常用的抗生素产生了抗体。”克鲁格曼如是评价这次又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
　　如何应对这次危机？克鲁格曼认为，政府可能会采取的答案几乎可以肯定是采取一个素来高效的老药方—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措施，即扩大政府开支，花钱修建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钱只要及时被花出去，总会产生效果，至少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说坚固的桥梁，会被建立起来。”克鲁格曼引用凯恩斯在“大萧条”刚爆发时的说法，指出：经济引擎基本是好的，但引擎的关键部件金融体系出了问题。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破坏性的货币危机为2008年的全球性危机搭建了舞台—影子银行系统兴起，而监管却没有相应地延伸，于是次贷导致金融危机，进而形成了全球经济衰退。
　　克鲁格曼还认为，如今已经是经济全球化了，一个国家所有的行动都必须和其他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协调开展。“所有的人现在都应该做大体相同的事情，因为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
　　中国经济何时复苏？面对这样的疑问，克鲁格曼习惯性地耸了耸肩，答道，“中国经济非常独特，很难评估。”
　　有消息称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触底反弹，可是克鲁格曼并不认同这个说法。他说，中国统计数据不甚明晰，统计数据无法很好的体现现实状况。“我可以坐下来看看日本的数据，可是我不知道看中国统计数据能得出什么结论。”
　　相反，克鲁格曼认为，中国的不当货币政策导致了大量的贸易盈余，这在一定程度上应该为这次由美国次贷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负点责任。“美国总是有这样的惯例。每年，财政部要求列出操纵汇率的国家，如果某个国家在操纵其汇率的话，就会有一系列的制裁措施。财政部为了避免直接的冲突，总是说中国没有操纵汇率。可是，事实却正好相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不但相对固定，而且还通过大量购买外币来维持自身相对较低的估值。”克鲁格曼在指责中国汇率政策的同时，不忘揭发美国政府，以求赢得观众的平衡心理。
　　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最近先后在海外重要媒体发表文章，探讨人民币的国际化以及和美元的关系等问题。对此，克鲁格曼认为，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显然还不具备成为世界主要货币的条件。克鲁格曼认为自己的有生之年，都很难看到人民币会成为世界主要货币。“人民币国际化仍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情。比如欧元一体化运作了很多年，虽然已有一定影响，但仍然无法与美元构筑的国际货币体系相比。而人民币目前仍然没有实现可自由兑换，今后3～5年之内肯定不能实现自由兑换，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很多很多年，我敢说我到死都看不到人民币国际化。”
　　或许是为了安慰，克鲁格曼立即又补充说：“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成为一个世界的主要货币，也没有什么意思，不像广告说得这么有意思，美国的美元是世界货币，现在好像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远在江湖的入世者
　　
　　永远不服从权贵，是这个天才经济学家血液中的一部分。
　　1953年，克鲁格曼出生于一个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他在纽约郊区长大，高中毕业后，他来到了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大学毕业后，在诺德豪斯的推荐下，克鲁格曼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由于个人问题，克鲁格曼一度情绪比较低落，草草地完成了博士论文以后，就奔赴耶鲁大学任教去了。
　　克鲁格曼在耶鲁大学也不得志。1978年，他去探访著名经济学家多恩·布什。多恩·布什的鼓励使他找回了自信，他发现自己找到了打开成功之门的关键。
　　在荣誉和金钱接踵而来的日子里，克鲁格曼除了开始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发表演说、参加研讨会、会见各式各样的人之外，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忙碌的应酬之余仍然潜心于学术研究。
　　1992 年的总统选举使克鲁格曼在全美国人面前大出了一番风头，他在电视上的经济演说给克林顿极大的帮助，但是克林顿在执政之后并没有启用他为总统经济顾问，而是选择了伯克利大学的女经济学家泰森。克鲁格曼讲述了一个他在克林顿总统选举后，参加阿肯色州小石城经济峰会的故事。
　　克林顿问克鲁格曼：“我们可以平衡预算和医疗改革吗？”—意思是我们能两者兼得吗？
　　克鲁格曼回答说：“不行，你一定会受到惩罚，你必须在两者中做出选择。”
　　克林顿紧接着转头问劳拉·泰森。她回答说：“可以，一切皆有可能。”泰森后来成了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克鲁格曼后来总结说:“从性格上来说，我不适合那种职位。你得会和人打交道，在人们说傻话时打哈哈。”
　　在美国，奉行彻底市场自由竞争的共和党人，被称为保守主义势力，因为美国从来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至上的国家，捍卫自由的价值意味着捍卫美国价值；而一直以来呼吁政府干预，强调公平原则的民主党人，在美国却被称为自由主义者。
　　克鲁格曼无疑就是位自由主义者。此后，他是小布什政府的梦魇。相比较于小布什政府，他认为“这届政府就很不错”，甚至对奥巴马政府亮出了B+或者A-的高分。理由是“我与奥巴马政府有经常的联系”， 尽管奥巴马政府“有时认为我对，有时认为我不对”。当然，不出意外，奥巴马也从来没有说过要招聘克鲁格曼进入白宫，“我自己表示不想去，但他们也没有要我去。”克鲁格曼说。
　　看来一切与利益有关的政府行为，大概与克鲁格曼都无缘。但正是这种彻底独立的知识分子姿态，才成就了克鲁格曼的学术世界。
　　克鲁格曼享受着自己局外人的权利，“没有人有像我所拥有的那样大的扩音器。”他说，“除非世界末日来临，一切都很棒。”他在现场访谈节目圈中很受欢迎。有人甚至在Youtube上剪辑了一段摇滚视频：“嗨，保罗·克鲁格曼，你为什么不在政府里？”视频里一个歌手低吟浅唱道：“嗨，保罗·克鲁格曼，你这家伙死到哪里去了？我们需要你在前线，而不是仅仅为《纽约时报》写稿。”然后是痛苦的合唱：“我们从盖特纳那里听到的，都是废话、废话、废话。” (邓中华先生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