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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越光：浙江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战略规划委员会主席、秘书长
2015年，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敦和基金会”）确立了“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人类和谐”的使命。因与敦和基金会的名誉理事长、主要捐款人叶庆均在使命上不谋而合，陈越光于2016年底受叶庆均之邀，身兼敦和基金会的执行理事长、战略规划委员会主席、秘书长三职，掌舵敦和基金会。
做出这样的选择，对陈越光而言并不奇怪。年轻时代，他对自己有期望—“即使白发苍苍，心里依然能够响起咚咚战鼓”。
“就理解这个时代的内在命运而言，恰恰不是拥有了多大财富，取得多大成功让我们感到荣幸。”陈越光说，“而是这个时代所提出的挑战和它面临变化的深邃魅力，让那些愿意去应战的心灵受到召唤。这是时代对我们的吸引力。”
敦和基金会的使命是“弘扬中华文化”。“中华文化面对着时代的挑战。”陈越光说，“中华文化思想的山峰屹立，我们迎面思想的群山—先秦诸子、两汉儒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思想，再到近当代的革命狂飙、文化反思……一座座青山相连！”
要弘扬中华文化，需要纵向观照自身的发展逻辑，也需要在全球化背景、跨文化语境下，横向思考在不同文明碰撞和融合的时代，中华文化如何应对时代的挑战。
陈越光提出，敦和要做百年基金会。在他看来，着眼于文化的事情，一定是一个长远的过程。“以百年为单位来做，这是和使命匹配的必然。”
百年基金会需要传承，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传好手中的接力棒。“如果一个机构总是不断洗牌，每一批人都另起炉灶，它怎么积累呢？”陈越光说，“真正有责任感的领导在上台第一天就要想好怎么下台，怎么负责任地把这一棒交出去。”
布局领域与区域
2017年对敦和基金会而言是“体现使命的布局之年”。
2015年，敦和基金会提出了系统性资助的项目资助战略，经过2016年的探索和调整，在2017年整合、构建了以社会组织为伙伴网络的系统性集群化项目群。这些项目因其自身特征形成系统。
“种子基金计划”是针对传统文化領域的社会组织，敦和基金会正在做10年资助100家机构的规划。除了给予一定的资金资助外，也会搭建平台，帮助受助方建立互相联系的网络。“除了‘送钱’，我们还希望能跟受助方有观念和方法上的互动。”陈越光说。
“竹林计划”则面向研究慈善文化的青年学者，该计划在2016年的基础上新增了“搭建交流平台”。“知识创造属于个人，但完成知识创造的过程，必须有知识交流的环境，所以开放比封闭要好。”陈越光希望促进青年学者之间的交流，进而促进知识的创造。
从表面上看，相较于往年，敦和基金会作为资助型基金会，其明显变化主要在于资金使用量上的大幅增长。
敦和基金会从2012年5月成立到2016年12月，对外签约资助额共计4.16亿元。2017年签约金额为4.57亿元，比之前4年零7个月的签约总额还多了0.41亿元。“这并不是敦和基金会在2017年特意提速，数字背后是布局。”
具体关注敦和基金会的资金走向，不难发现绝大部分资助集中在高等教育机构，尤其是3亿元用于支持创办西湖大学，1亿元用于共建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
“我们总的项目400多个，跟高校结合的大概不超过3%。”陈越光说，“过去的4年零7个月里，没有在这一块发力，所以2017年比较集中。”
2017年，敦和基金会提出弘扬中华文化的四个原则：探源性发掘、原创性研究、体悟性实践、传播性弘扬，并在修改章程时，将这些原则纳入其中。
“中华文化要复兴，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要看清两个现状：一是在全球化背景、跨文化语境下进行；二是不同于3000年前，当下的文化发展需要思想家、学问家的创新研究和社会文化热潮的互动。”陈越光说，“这两种力量，我们比较早地看到了后一种力量，但不能说这一次的文化复兴和中国学术领域的高端研究是无关的。”
细究敦和基金会在高等教育机构的资金分布，对西湖大学和浙大两所高校的资助金额达4亿元，占2017年签约总额的87%左右。敦和基金会作为在浙江成立的基金会，对这两所位于浙江的高校如此大力度的支持，难免让人猜想其在地方性和项目自身价值之间究竟如何考量与决策。
“无论是西湖大学项目还是浙大的马一浮书院项目，我们首先都是就内容而非地点来选择的。”陈越光解释，“敦和基金会在浙江注册，对于区域性问题，我们在2017年确定了‘以北京为龙头，以杭州为中心，以深广为后续’的区域战略。”
如此布局，敦和基金会有自己的考虑：以北京为龙头，因为无论是文化、公益还是慈善行业性组织，北京都是重镇；以杭州为中心，因为敦和基金会在杭州注册，机构主体在杭州，纵观长江三角洲，杭州有其重要的位置；以深广为发展后续，因深广在行业组织、行业分布的相对集中度和活跃度方面，以及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新业态、新形态的形成方面，相较于北京、杭州来说，更具有业态的年轻性。
2017年，敦和基金会完成领域与区域的布局，并将在2018年持续深耕。敦和基金会领导班子三年一届，陈越光希望能在这一届形成敦和基金会内部机制功能的配套。
敦和基金会的传播部、研发部、财务部、行政-人力资源综合部，以及南北两个项目部，“相互之间，不是一个横面的部门设置，而是能够形成具有自我学习能力、进化能力的一种机制，指导这种机制的是敦和的文化”。
不做浮冰做冰山
在2016底的就职演讲中，陈越光提出敦和基金会要做冰山不做浮冰，浮冰再大都是随波逐流，一座冰山在海面上像有根一样立在那里。正如海明威在《午后之死》中所说：“冰山运动之所以雄伟壮观，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
敦和的1/8是什么，7/8是什么？ “1/8是项目，大家都看得到，我们在业内的地位和职业尊严是接受敦和资助的项目伙伴们成就的。”陈越光说，“敦和的7/8包含三个东西：数据化信息汇总，机构的文化，一批一批的人成长起来。”
从2017年第三季度起，敦和基金会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庞大的数据库。“这里面包含我们所有的项目信息，对业界的观察和搜集的信息，文化研究的结果和信息，内部机构程序和管理信息等等。这个数据库将是我们研发的实验室，支持我们汇总和分析使用行业信息、伙伴信息、管理信息，实现一切策划有分析，一切过程可追溯，一切成果数据化。”陈越光说，“敦和一代一代的工作者将让它丰富、完善起来，一代一代的人都可以用。后面的人可以看到几年前、几十年前，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在做什么。”
敦和基金会致力于文化的使命不仅仅是向外的，更需要由内而外，在机构文化中践行中华文化精神。
“中國慈善事业在大发展的进程中，只靠引进一些外来思想文化和工作策略做支撑是不够的。在群己关系中间，以权利为中心还是以责任为中心，这是东西方文化的一个差别。西方权利为本的思路有它的合理性，在大社会层面，有简洁的一面。”陈越光说，“权利是可以转让的，而责任和尊严一样是不可转让的。中国有‘位卑未敢忘忧国’‘伤心不许问家国’（的士子之心），就是因为心中有责任在。”
敦和基金会的机构文化强调责任伦理，讲“天下为公、坦诚相见、各思其过”的原则。机构决策强调协商讨论的“对话”精神，而非仅仅投票决定的制度。这套方法论背后的人文支撑，是孔子的君子境界：“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陈越光践行“知行合一”的理念，并强调“来敦和是当‘教练’不是当‘教授’的”。“二者的区别在于，教授即使教不出几个好学生，有几部好著作照样是名教授。”他说，“教练如果书写得很多，但带什么队伍都打不赢，这不是一个好教练。”
刚到敦和基金会时，陈越光坦言最大的挑战是卸任之时，怎样才能把手中的“接力棒”负责任地交出去。“如果我的工作方式是我做‘大脑’，员工都是‘手脚’，拼图都在我这里，那么这个活儿是交不出去的。”他说。
人称“清末狂儒”的辜鸿铭曾说：“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
对应今天的敦和基金会，陈越光认为：“我们的工作有没有成就感，不在于项目的规模有多大，知名度多高，传播率多高，而是在这个工作中到底能培育出什么样的自我，什么样的团队，什么样的合作伙伴，什么样的人。”
2015年，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敦和基金会”）确立了“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人类和谐”的使命。因与敦和基金会的名誉理事长、主要捐款人叶庆均在使命上不谋而合，陈越光于2016年底受叶庆均之邀，身兼敦和基金会的执行理事长、战略规划委员会主席、秘书长三职，掌舵敦和基金会。
做出这样的选择，对陈越光而言并不奇怪。年轻时代，他对自己有期望—“即使白发苍苍，心里依然能够响起咚咚战鼓”。
“就理解这个时代的内在命运而言，恰恰不是拥有了多大财富，取得多大成功让我们感到荣幸。”陈越光说，“而是这个时代所提出的挑战和它面临变化的深邃魅力，让那些愿意去应战的心灵受到召唤。这是时代对我们的吸引力。”
敦和基金会的使命是“弘扬中华文化”。“中华文化面对着时代的挑战。”陈越光说，“中华文化思想的山峰屹立，我们迎面思想的群山—先秦诸子、两汉儒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思想，再到近当代的革命狂飙、文化反思……一座座青山相连！”
要弘扬中华文化，需要纵向观照自身的发展逻辑，也需要在全球化背景、跨文化语境下，横向思考在不同文明碰撞和融合的时代，中华文化如何应对时代的挑战。
陈越光提出，敦和要做百年基金会。在他看来，着眼于文化的事情，一定是一个长远的过程。“以百年为单位来做，这是和使命匹配的必然。”
百年基金会需要传承，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传好手中的接力棒。“如果一个机构总是不断洗牌，每一批人都另起炉灶，它怎么积累呢？”陈越光说，“真正有责任感的领导在上台第一天就要想好怎么下台，怎么负责任地把这一棒交出去。”
布局领域与区域
2017年对敦和基金会而言是“体现使命的布局之年”。
2015年，敦和基金会提出了系统性资助的项目资助战略，经过2016年的探索和调整，在2017年整合、构建了以社会组织为伙伴网络的系统性集群化项目群。这些项目因其自身特征形成系统。
“种子基金计划”是针对传统文化領域的社会组织，敦和基金会正在做10年资助100家机构的规划。除了给予一定的资金资助外，也会搭建平台，帮助受助方建立互相联系的网络。“除了‘送钱’，我们还希望能跟受助方有观念和方法上的互动。”陈越光说。
“竹林计划”则面向研究慈善文化的青年学者，该计划在2016年的基础上新增了“搭建交流平台”。“知识创造属于个人，但完成知识创造的过程，必须有知识交流的环境，所以开放比封闭要好。”陈越光希望促进青年学者之间的交流，进而促进知识的创造。
从表面上看，相较于往年，敦和基金会作为资助型基金会，其明显变化主要在于资金使用量上的大幅增长。
敦和基金会从2012年5月成立到2016年12月，对外签约资助额共计4.16亿元。2017年签约金额为4.57亿元，比之前4年零7个月的签约总额还多了0.41亿元。“这并不是敦和基金会在2017年特意提速，数字背后是布局。”
具体关注敦和基金会的资金走向，不难发现绝大部分资助集中在高等教育机构，尤其是3亿元用于支持创办西湖大学，1亿元用于共建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
“我们总的项目400多个，跟高校结合的大概不超过3%。”陈越光说，“过去的4年零7个月里，没有在这一块发力，所以2017年比较集中。”
2017年，敦和基金会提出弘扬中华文化的四个原则：探源性发掘、原创性研究、体悟性实践、传播性弘扬，并在修改章程时，将这些原则纳入其中。
“中华文化要复兴，要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要看清两个现状：一是在全球化背景、跨文化语境下进行；二是不同于3000年前，当下的文化发展需要思想家、学问家的创新研究和社会文化热潮的互动。”陈越光说，“这两种力量，我们比较早地看到了后一种力量，但不能说这一次的文化复兴和中国学术领域的高端研究是无关的。”
细究敦和基金会在高等教育机构的资金分布，对西湖大学和浙大两所高校的资助金额达4亿元，占2017年签约总额的87%左右。敦和基金会作为在浙江成立的基金会，对这两所位于浙江的高校如此大力度的支持，难免让人猜想其在地方性和项目自身价值之间究竟如何考量与决策。
“无论是西湖大学项目还是浙大的马一浮书院项目，我们首先都是就内容而非地点来选择的。”陈越光解释，“敦和基金会在浙江注册，对于区域性问题，我们在2017年确定了‘以北京为龙头，以杭州为中心，以深广为后续’的区域战略。”
如此布局，敦和基金会有自己的考虑：以北京为龙头，因为无论是文化、公益还是慈善行业性组织，北京都是重镇；以杭州为中心，因为敦和基金会在杭州注册，机构主体在杭州，纵观长江三角洲，杭州有其重要的位置；以深广为发展后续，因深广在行业组织、行业分布的相对集中度和活跃度方面，以及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新业态、新形态的形成方面，相较于北京、杭州来说，更具有业态的年轻性。
2017年，敦和基金会完成领域与区域的布局，并将在2018年持续深耕。敦和基金会领导班子三年一届，陈越光希望能在这一届形成敦和基金会内部机制功能的配套。
敦和基金会的传播部、研发部、财务部、行政-人力资源综合部，以及南北两个项目部，“相互之间，不是一个横面的部门设置，而是能够形成具有自我学习能力、进化能力的一种机制，指导这种机制的是敦和的文化”。
不做浮冰做冰山
在2016底的就职演讲中，陈越光提出敦和基金会要做冰山不做浮冰，浮冰再大都是随波逐流，一座冰山在海面上像有根一样立在那里。正如海明威在《午后之死》中所说：“冰山运动之所以雄伟壮观，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
敦和的1/8是什么，7/8是什么？ “1/8是项目，大家都看得到，我们在业内的地位和职业尊严是接受敦和资助的项目伙伴们成就的。”陈越光说，“敦和的7/8包含三个东西：数据化信息汇总，机构的文化，一批一批的人成长起来。”
从2017年第三季度起，敦和基金会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庞大的数据库。“这里面包含我们所有的项目信息，对业界的观察和搜集的信息，文化研究的结果和信息，内部机构程序和管理信息等等。这个数据库将是我们研发的实验室，支持我们汇总和分析使用行业信息、伙伴信息、管理信息，实现一切策划有分析，一切过程可追溯，一切成果数据化。”陈越光说，“敦和一代一代的工作者将让它丰富、完善起来，一代一代的人都可以用。后面的人可以看到几年前、几十年前，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在做什么。”
敦和基金会致力于文化的使命不仅仅是向外的，更需要由内而外，在机构文化中践行中华文化精神。
“中國慈善事业在大发展的进程中，只靠引进一些外来思想文化和工作策略做支撑是不够的。在群己关系中间，以权利为中心还是以责任为中心，这是东西方文化的一个差别。西方权利为本的思路有它的合理性，在大社会层面，有简洁的一面。”陈越光说，“权利是可以转让的，而责任和尊严一样是不可转让的。中国有‘位卑未敢忘忧国’‘伤心不许问家国’（的士子之心），就是因为心中有责任在。”
敦和基金会的机构文化强调责任伦理，讲“天下为公、坦诚相见、各思其过”的原则。机构决策强调协商讨论的“对话”精神，而非仅仅投票决定的制度。这套方法论背后的人文支撑，是孔子的君子境界：“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陈越光践行“知行合一”的理念，并强调“来敦和是当‘教练’不是当‘教授’的”。“二者的区别在于，教授即使教不出几个好学生，有几部好著作照样是名教授。”他说，“教练如果书写得很多，但带什么队伍都打不赢，这不是一个好教练。”
刚到敦和基金会时，陈越光坦言最大的挑战是卸任之时，怎样才能把手中的“接力棒”负责任地交出去。“如果我的工作方式是我做‘大脑’，员工都是‘手脚’，拼图都在我这里，那么这个活儿是交不出去的。”他说。
人称“清末狂儒”的辜鸿铭曾说：“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
对应今天的敦和基金会，陈越光认为：“我们的工作有没有成就感，不在于项目的规模有多大，知名度多高，传播率多高，而是在这个工作中到底能培育出什么样的自我，什么样的团队，什么样的合作伙伴，什么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