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人，出生农家。1945年，苏联红军解放宁城以后，国共两党一直在这里进行拉锯战。1947年，中共东北民主联军在宁城站住了脚，我被推选为村农会主席。1948年1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人民军队的行列。不久后，我们部队被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的15兵团。
　　1949年8月，我随解放大军南下到了江西赣州。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此成立，从北京来的叶剑英同志担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当时从北京只带来五六个警卫战士，成立分局后，领导人多了，任务重了，警卫人员也就不够了，分局决定从基层部队中挑选人员补充。经过多次筛选，我很荣幸地被挑中了。到分局报到后，被编到分局警卫排第一班。自此，我就有了和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直接接触的机会。
　　叶帅是华南分局最繁忙的一位首长。那时的叶剑英，高高的个儿，略显瘦削的身材，总是显得精力充沛而又洒脱大方。我们见到他从早到晚乘着美式吉普车进进出出，有时忙得满头大汗。
　　叶帅年轻时上过军校、当过教官、带过兵，他跟战士有着深厚的感情，因为他懂得，打胜仗，最重要的是依靠士兵的战斗力。所以，他不管走到哪里，首先关心的是战士。每逢我们跟随他视察，一到目的地，他就问基层指挥员：战士情绪怎么样？吃得好吗？睡得如何？伤病号多不多？如果下面的军官答不上来，他就会严肃地批评，并且教育他们：“只有关心兵，才能带好兵。”
　　叶帅对我们警卫战士也是倾注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首先从工作上对我们进行传帮带。记得我们刚进广州时，进驻了当时最好的饭店——爱群大厦。一下子从农村进入大都市，还住进了第一流的宾馆，我们真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回”，面对抽水马桶、自来水什么的，大家都傻眼了。叶帅亲自手把手地教我们使用这些现代化设施，还说：“我们这些泥腿子，一定要尽快学会管理现代化大城市才行。大家要抓紧学习哟。”我们听后，脚跟一并，齐声回答：“是！谢谢首长！”
　　当时的广州社情非常复杂，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处处都是，飞机不断地在头顶上飞，军管会不断接到恐吓信，甚至我们驻地的窗户都曾经被人用石头砸碎过。我们警卫战士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复杂的情况，确实有时心中没底，有些茫然。这时，叶帅亲自安排布置警卫班的人员分别守备住地各要道并经常查岗，有一次还亲自负责把守大门口，教我们官兵如何处理在乡下遇不到的各种复杂情况。
　　叶帅当时住在农林上路，这里有时也遇到情况。叶帅把我们叫到一起，布置警卫工作，安排警卫战士分兵把守，说：窗户就由我来负责警卫。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叶帅身边还保留着卡宾枪、火枪、小手枪和一把日本军刀。
　　为了提高我们的全面素质，叶帅还安排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讲时事，教我们学文化。我的这点文化，就是在叶帅身边学到的。
　　他经常到我们警卫排来看望，摸摸我们床上的被子，看看我们垫的稻草够不够。到达广州以后，他特别关心我们这些从北方来的战士，经常问我们吃不吃得习惯，水土服不服？叶帅搬到小岛办公以后，我们随他搬进来住。这里蚊子、“小咬”特别多，我们有的兵被咬得全身都是疙瘩，加之天气热，全身还长了痱子。因为广州社情复杂，叶帅晚上也经常亲自出去巡查。他穿着西装短裤，带着长管枪，有时还光着膀子，到四处转一转。他见到哨兵长衣长裤，全副武装，满头大汗，全身痱子，便说：“你们都是北方兵，晚上太热，就不必那么讲究军风纪了。赶快把上衣脱了，大盖帽也不用戴了，完成任务就行了嘛！”根据叶帅指示，后来我们警卫排对晚上站岗的着装规定进行了调整。大家都打心眼里感谢叶帅对警卫战士无微不至的关心。
　　叶帅当时身兼多职，除了军方职务外，还担任广州市市委书记兼市长，所以要经常出去巡视，以了解更多情况。当时的珠江大桥已让国民党撤退时给炸了，江对面有部队驻守，来回交通只能靠老百姓划船。有一次，我们随叶帅走到珠江边，听到不远处有吵闹声, 叶帅说:“那边咋回事?去看看。”我们随着叶帅走过去，只见一名部队人员正与一位船家在争吵着什么。叶帅看到后，马上把那位部队人员叫到一边。一问，才知他是驻珠江南岸某部的一位排长。叶帅问及吵架原因，排长很委屈地把情况说了：“报告首长，我是江对面守仓库部队的。因有任务急着赶回去，这位船家却不肯送我。” 船家听后也很委屈地说:“他急急忙忙地说了一大串话，我又听不懂他说什么，所以就争吵了起来。” 叶帅一听就明白了：原来他们一个说普通话，一个说广州话,“鸡同鸭讲”，再加上那排长也没作耐心解释，这才因误会而争吵起来。于是，叶帅首先对排长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然后用广州话向船家作了说明。临行前, 叶帅对排长说:“以后遇事不能急躁，对老乡态度一定要好，还要好好学说广州话才行，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了！” 排长满面通红，急匆匆地向叶帅敬个礼:“是!”船家这才高高兴兴地载着排长到对岸执行任务去了。
　　有一次，我们跟随叶帅坐火车去湖北宜昌开会。回广州时途经长沙站。不知怎么回事，列车把我们乘坐的三列车箱给甩到一边，火车头却拉着其它车厢“突、突、突”地开走了。这一下可把我们急坏了！在这三节车厢里，分别坐有叶帅、机关干部、秘书、警卫和其他后勤人员。我们还要赶回广州执行公务啊！这时，天已经开始黑下来了，我们警卫战士马上下车做好警卫工作：500米以内，不许人靠近叶帅的车厢。因为当时刚刚解放，湖南社情相当复杂，国民党派出许多特务要暗杀叶帅。在停靠了几小时后，还没动静，马秘书只好下车到火车调度室了解情况，车站说不出具体原因。最后，还是叶帅下了车直奔调度室。当时，守在门口的警察不认识叶帅，不让他进。叶帅只好说:“我是叶剑英。”这么一说，在屋里的人马上“唰”地一下都站起来向叶帅行礼。叶帅说:“我要求把电话打到北京。”拨通电话后, 叶帅拿起电话问铁道部部长:“我是601，为什么把我们的车甩到长沙不让走?”打完电话，大家簇拥着叶帅返回车厢。这一次可把马秘书给吓坏了!他一再叮嘱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叶帅!还说:“叶帅从来不放牌子的，这次只好放牌子了。”意思是把真实身份给暴露了。这一提醒，使我们更加提高了警惕性。无奈之中，又等了几个小时，眼看天也快亮了，车站这才派来一辆小火车头，把我们三节车厢拉得飞快地往广州跑。最后，我们安全地到达梅花村站。
　　让我终生不忘的还有两件事。一件事是1950年华南分局机关刚搬到梅花村时，我的家乡前后来了两封信。第一封信上说：家乡政府已给我家分房、分地，我读后非常高兴。可收到第二封信时，信上的内容却大不一样了。信中说：我家所分到的房子和土地都给没收了。原因是：原来能够证明我当解放军的乡政府给打散了，过去欺压百姓的保长又掌了权，他对人吹嘘说：“米振山当兵没根据，谁知道是当国民党兵还是解放军？他分了的土地和房子还不是又得退回来？”就这样，把分到我家的土地和房子又给没收了。我一下子傻了，只得把信交给叶帅当时的马秘书看，马秘书看后马上把它交给了叶帅。叶帅一看大怒，把手中的信重重地朝桌上一拍说：“太不像话！赶快给我写信！”马秘书立即写好了证明信，叶帅亲自在上面盖上了自己的私人印章，又嘱秘书赶快把信寄送东北局。此信被转到我的家乡后，我家这才又分到了土地和房子，落实了政策。得到这个消息后，我忍不住掉下泪来：叶帅这么个大首长，竟然为我一个普通的小战士这么费心，真是胜过我们的再生父母啊！
　　另外一件事也让人难以忘怀。“文革”期间，叶帅因为所谓的“二月逆流”被贬，“流放”外地，他的不少下属亲友也因此受到株连。他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以后，没有忘记他的老部下。他曾多次派人了解情况，如发现有受株连的，立即督促当地予以平反纠正。他曾让他儿子选宁两次来我家看望，询问我的近况，特别问及是否因为在爸爸身边工作过而挨整。选宁还通过我，了解广东其他在叶帅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的情况，说是爸爸让他一个一个地了解，如果因他爸的问题挨整，要一个一个地解决。
　　虽然60年过去了，叶帅已经作古，我也成了80多岁的老人，但叶剑英同志爱国爱民、爱兵如子的感人事迹和高尚品格，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作者系广东省委办公厅所属离休干部。文字整理：米小明、刘德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