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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乳》是四川作家邹瑾于在2013年刊发于《中国作家》，2014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力作。尽管当下传统型文学创作式微，文坛早已三分天下，但近年来文学界依然收获了一批有影响的现实主义作品，如《秦腔》《泥鳅》《受活》《麦河》《天乳》《日头》等呈现当代鲜活生活经验和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有学者指出，“21世纪以来我国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就是现实主义创作又重新回到了主流文学当中，它产生于文学创作与当下生活血肉相连的关系之中，发挥出新的良知的批判力量。”作为新现实主义作品的《天乳》基于地域又超脱地域文化束缚，其在艺术表达和审美意识生成上，实现了对传统现实主义的超越。《天乳》是一部地地道道的讲述“中国故事”的小说，它以细节的真实和人性的洞察为支撑点，在艺术表达中展现出叙事绵密的针脚和生动的韵味。它不是捕捉“表象”，“抄袭”现实，而是从现实出发，探索人性的复杂，在精神超越中生成悲剧审美意识。既扎根传统又生成新质，是长篇小说《天乳》的独特追求。
一、扎根现实，淬炼文学性
在当前社会文化化、文化社会化的环境下，新闻资讯发达，文学写作愈发艰难，太过于倚重现实往往有遮蔽或者失去文学性的危险。文学创作其实是对作家“超越现实”能力的考察，作家对于现实，不应声嘶力竭地去控诉或浅薄地颂扬，而是应以细节去呈现，以独特方式在故事讲述中自然抵达，一切都显得绵密而富有韵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作为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潮，陈思和分析过流行于文学创作领域的两种现实主义倾向。一种是“法自然”的现实主义，特征是把社会现象还原为自然状态，通过大量非典型化的、繁复的生活细节和日常生活场景来构筑长篇小说的艺术世界，从中揭示出社会变化的大趋势和人物无法避免的命运。一种为怪诞现实主义，它更多地汲取了民间文化传统中狂欢因素，用戏谑、讽刺的手法来刻画现实生活场景，使现实生活中的丑陋现象被夸张地予以揭露，从负面来逼近现实。在陈思和看来，这两种现实主义创作倾向，虽然都以极端形式出现于现实主义文学体系中，但他们以各自鲜明的艺术特点，与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划清了界限：首先，它们都是以自己的方式揭示社会生活的某些真实，引导人们对生活真实进行深入思考，而不是用抽象的理想来掩饰生活，更不是用政治理念来歪曲生活真相，导向为某些政治目的服务；其次，它们都没有刻意回避当下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在表现矛盾冲突的手法上，没有编造强烈的戏剧冲突来诉诸煽情，而是采用不动声色的客观描述，或采用戏谑、讽刺的手法，使作品的倾向性通过具体细节表现出来；最后，两种现实主义都有意回避知识分子的启蒙叙事立场，用民间叙事立场来倾诉社会底层的复杂情绪，显现出藏污纳垢的民间审美理想。显然，就文学创作的旨趣，《天乳》无疑杂糅了两种现实主义倾向，不仅有对日常生活的细节描摹，表现为诗人肖雨与草儿（天虹）的爱情纠葛；还有着传奇性、民间性、乡土性叙事手法的大量运用，细腻而奇异地揭示灾难背后的人性成因，展示了丰富的民间文化意蕴；更有着基于社会主流文化价值立场的思考和现代性价值指向，将叙事超越于民间视角又不同于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启蒙立场，融入了一种超越单纯意识形态话语的政治情怀，不是悲天悯人或者鞭笞现实，而是投身其中，以政治性视角寄望“天乳寨”在政府和社会力量救助下的新生新变，一种乡村治理中的人性复归和不断生长，从而体现出一种新现实主义精神的价值追求。作品通篇弥漫着一种文学意味上的生命意识，一种人与自然生灵的生命相通，这种泛生命意识实际上折射的是人性之爱。小说的“章前章”写水儿的养父“一枪打中了母麝，那一黄一白的一对小麝崽便一下扑到母麝身上哭嚎，令护林汉子软了心”。第二章“桃花穴”写大灾后香獐子与狼的怯弱，表现出大山里的生灵们是同宗同源，大灾后更是同灾难，强化了灾后的生灵应同命相惜和谐共生的生态美学理念。第十一章中，“范海荞朝狗屁股上狠狠一脚，大黄回了一下头，张了张嘴依然未动，两只狗眼一片浑浊。范海荞气得一跺脚，跳起来一脚蹬在狗腿间的卵包上，大黄腰一弓，拖起一条断腿就跑。春葚说：‘别怕，这条狗早丢了狗魂’，惧怕大黄的姚兰不信 ，小心翼翼地把脚往大黄狗面前伸了伸，大黄狗爬起来夹着尾巴自己一拐一拐走开了。”第十八章“桃花雪”里对年轻的公狼母狼骚性十足的场景叙述，第十九章“乳泉”里对雄扭角羚争雄斗殴与发情群交的细节描写，再一次让人兽同源的本性得到生动展现。雄性凶猛原本是香獐子、狼、扭角羚的本性，也是人的生物性本能的折射，是完整人性的组成部分。文学的比兴揭示出天地生灵的同构性，及其人性的生物性根基，使文学扎根于广袤的自然生态，而拓展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内涵。不止于此，时间的距离还使作家有能力洞穿纷繁的现象，洞察人性的复杂和人心的种种不适。《天乳》以噩梦般的汶川大地震为背景，主线落脚在一个小村庄，故事离奇动人，写景如诗如画，纷呈了爱情纠葛和人性较量，再现了灾区人心灵的相逢与重构。作品多角度表现了对传承千年的“天乳”根脉的情怀，在民间历史爬梳中非常老道又游刃有余地刻画出人物性格的多重性、变动性和个体性，写出了人性的本真面目，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阅读再现空间。作者的笔触老道而真切，作者笔下的人物和社会，给人一种活灵活现而又赤裸裸的感觉，体现了新现实主义小说不仅要揭示现实矛盾、困境和人性的复杂性，还将现实放在历史的脉动中加以反思，使现实生活图景显示出历史的厚重与思想的深沉的价值追求。作品以文学之笔描绘了一幅幅川北独特的民俗风情图，在对复杂人性洞察中展示了生生不灭的人性光芒，展现了人道主义的美学情怀。这种情怀深深扎根文本的复杂结构，在文学性的从容叙述中，在审美意象的营造中，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在文学氛围的创造中，飘扬着新现实主义文学的旗帜。
二、以艺术表达探索人性奥秘
现实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人民的生活是淬炼文学性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艺术家讲好中国故事，实践表明现实主义文学是讲好当代中国故事的最佳方式之一。《天乳》体现了新现实主义的探索。所谓“新现实主义”主要立足于时代语境，是时代变化赋予文艺创作某些新质和特征，它既坚守了传统现实主义文艺的社会化特征，把人理解为时代（历史）和社会的产物，展示了时代之“大”，而融入了民族精神和社会主流价值指向，在社会地基上立起一个大写的人；又在回归现实主义精神中深化了人的个体性维度，描摹了个人之“小”，一种刻骨铭心的体验和内心精微的感受，一种平视中升起的敬意，而不用一些大词如“理想”、“政治”等抽空人性的复雜，在人性的丰富中揭示个人的成长。具体而言，所谓“新”——在情感表达上——基于对个体性情感（喜怒哀乐、怨天尤人）的透彻与尊重，情感升华——审美意识的生成基于个体实践，而非集体性或者社会性的经验；所谓“新”——艺术表达上的“度”——既没有拔得过高，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也没有低于地平线的“一地鸡毛”似的猥琐，而是在精微中以平视的眼光看待、叙述“事件”；所谓“新”——在精神表达上——既大（依托题材的民族精神开掘）又小（细微、细节见情怀），既洞察人性的幽暗，又展示人性善的力量；所谓“新”，其实还有一些“空白”，留待读者的期待视野一同来完成，从而展示创作者驾驭题材的艺术想象能力。 《天乳》以其新现实主义探索，凭借朴素、凝重而又充满灵动的艺术表达，真实刻画了袁水儿、范玉玺、老村长、麻牛、菊芬、肖雨等众多人物形象，生动再现了大灾难给灾区人带来的巨大伤痛和灾区人民奋力抗灾自救与灾后重建的人间奇迹，将大山里社会各阶层人士集中在震后一年的时空断面上，深层次地揭示汶川地震后乡村治理中的各种矛盾纠结与利益冲突，在交集了各种复杂感情矛盾与人性纠葛的故事叙述中，展现着灾区人的顽强精神与人性的生长，体现了强烈社会主流价值指向。作者始终坚守关注现实、关切底层、关怀弱势的建设性态度。一方面，在真实反映灾难事实的同时揭露阴暗面，让小说更具强烈的悲壮色彩。无论是大灾难里人性的怯弱、生命在利益面前的蝇营狗苟、特殊环境里的人情冷暖，还是投机商人的奢靡生活、基层官场的权力勾当、灾后重建中的急功近利，抑或是袁水儿的惨痛遭遇、麻牛的性饥渴、蔡仙姑心灵的皈依、程子寒灵魂隐痛的煎焚……众多情节不仅给读者留下极度想象的空间，且在对现实生活的客观、准确、素朴的具体描写中，自然流露出作者关切民众的思想倾向和爱憎情感。一方面，作家打破非好即坏、非善即恶、非此即彼的二元价值判断，将人物性格演变与凸显放在救灾、抢险和重建的过程中，刻画出人性的本真面目。作者的从容叙述使其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表现“进步”和俯视“人物”，人物得以遵循着生活的逻辑而鲜活于文学叙事的莲花瓣结构中，展现着个体的尊严和无奈，体现了新现实主义的发展。这种新现实主义的“客观描写”，让读者倍感亲切自然。如怀揣美好梦想的天虹（袁草儿）为生存四处奔波，人生途中又为情所困，后来虽追求到纯洁的爱情却陷入婚恋第三者的泥潭。你说这兰花一样的草儿是好人还是坏人？本性善良而绝美的袁水儿，少时为了给母亲治病被迫离开青梅竹马的范玉玺而跟着人贩子下山，命运却将她推进地狱般的“三陪”娱乐场；当袁水儿听到家乡遭大难后毅然回乡参与家园重建，当她倾其所有建好灾后临时小学，家长却听信谣言拒绝让孩子上学；为了帮助自己的旧相好范村长完成招商引资任务，她最后终于答应广东商人的性要求……如何评判袁水儿的善恶是非？人性卑劣的麻牛曾三番五次玷污女人，最后却用生命保护了植物人袁水儿；看似幽默精明的乡党委书记张驴儿锒铛入狱；好强而狭隘的小菊与村医马老幺灾后重组家庭生出一对双胞胎……
《天乳》将大地震及灾后重建集中在一个小山村，把整个中国乡村的诸多矛盾与利益冲突浓缩其中，在此与作为“事件”的地震一起集中爆发：灾难与环保、传统与科技、伦理与宗教、计划生育与农民养老、农村发展与三次产业互动、基层政权与底层官员的无奈、传统文化与新型农民、农村社会治理与阶层利益分配等，同时将各类农民与诗人、企业家、志愿者、三陪女、记者、学生、道士、医生、军人、按摩女等社会各色人物相交融，既塑造了一系列社会群像，又刻画了独具个性的人。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突出强调了基于个体意义的“人民”的概念，认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这是对“人民”概念的丰富和发展。其中对人民个体性价值的凸显，是对“人民”概念认知的深化，是对文艺要书写“具体的人”的情感、价值和诉求的内在要求。《天乳》使“人民”的概念扎根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高度契合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共建共享中张扬人民的主体性，彰显了人性的温暖。
通过对现实的艺术把握传达人类的情感和审美意识的生成，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意旨。《天乳》以灾难与重建为小说主線，把作家对处置中国乡村各类矛盾的理性思考蕴含其中，展示了作品的现实主义态度与作家关切农村关切当下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小说里，作家不止一次地通过故事与场景描述表现出对现实中国乡村恶劣环境和生态破坏的高度忧虑，不仅通过“蔡癫子”之口讲出大肆破坏环境是引发大地震的一个诱因，还通过灾后重建中村寨人大量砍竹刨土引发泥石流的惨痛教训加以印证，并通过理性的梦想重塑来告诉人们如何把握中国乡村的未来走势。
可以说沉甸甸的《天乳》中神奇的想象，使我们感受到了作品思想的力量，正是在思想意蕴的提炼和审美表达上有所突破，《天乳》拓展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空间，为我们深刻领会现实主义精神提供了典型案例。《天乳》巧妙的章节布局，使相对杂乱的时空关系显得清晰有序，莲花瓣式的结构增强了故事的趣味性和审美意蕴。作品在文本结构上，既围绕灾难与重建的主线又以莲花瓣式叙事结构，将诸多矛盾冲突和利益纠葛聚焦于“灾难场景”。文本广泛涉及灾难和环保、传统民俗与现代科技、伦理冲突与宗教信仰、爱情的浪漫与婚姻情感、公益与私利、计划生育和农民养老、基层政权建设与党的威信、乡村社会治理与农民权益等，作者描绘了一幅现代化进程中流动的现实主义画卷，在切近现实中展示了时代之“大”，在弘扬现实主义精神中深化了对现实的认知和审美再创造。正是遵循现实主义的叙事逻辑，文本深刻揭示出物质重建相对较容易，而人性的恢复与根脉的传承则很难。因而作者将笔墨集中于根脉曾经异常繁盛的天乳寨人在震后的命运与人性挣扎，并在灾民顽强自救、残破家庭重组、家园重建中闪耀出生生不息的人性光芒，彰显了作者的人道主义情怀。文本结构的妙思与用心，打破了文本空间的封闭性，使文本呈现多元化的立体结构，使地域空间的局限性以时间之轴的绵延增强了文本的厚度和生动性，扩大了文本的文学容量，使文本有了更多文学性与审美性，增添了文本的可读性与地域性文化色彩。
《天乳》的社会效应的生成离不开作者在创作中运用的传奇、魔幻和比、兴手法，由此使现实题材徜徉于文学的氤氲中。文本的传奇性在于作者写出山林中人兽性灵相遇的神秘及其人神感应。小说不仅基于地域文化大量运用民间俗语，在民间民俗文化的氤氲中展示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意识，还在万物有灵的混沌状态的描绘中赋予人某些传奇色彩（如蔡仙姑、獐子精、县长娃等，袁寡妇与獐子的关系、獐子养活天虹、蔡仙姑“死而复生”后疯癫而被地震震飞却恢复了正常等）。大灾难使香獐、狼、蛇等失去兽性，使大黄狗失去野性，使男人阳痿，而灾后重建也着意展示了生灵的复苏：扭角羚的发情、母狼的骚性等，从而将人的思考引向自然深处。同时，在古老文化意象基础上运用隐喻既增强了小说内容的厚重感，也增添了文本的幽默感、情趣性等文化韵味。西方文艺创作及研究中也多用喻，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床喻”和“穴喻”，以及现代诗人艾略特的“荒原”等，在后现代文艺创作中更是充斥着大量比喻。 《天乳》的文学书写还表现在地域文化的底色上。小说的故事发生在自然资源和民俗文化极丰富的川北地区，小说对川北自然生态与文化特色，对獐子、扭角羚等灵兽的生活习性，对石工号子、祭梁的段子的特别描述，展示了一幅地域民俗文化画卷。其中对丧葬的细节描写，不仅增添了小说的悲伤情绪和灾难的悲情氛围，更体现了对逝去生灵的尊重，反映了作者对未来的希望和重生的憧憬。报丧、办夜、坐夜、参灵、唱祭、发丧、送葬、丢买路钱，包括头七、迁坟等，无不构成川北地区一套完整的丧葬习俗与风情画，增添了灾难题材作品的悲郁气氛和悲悯色彩。川北民俗的大量运用是《天乳》营造悲怆情节的需要，也是其传承文化根脉的体现，石工号子、情歌传承了文化根脉。“根脉传承”映现着作家的情怀，这根脉就是人脉，人脉就需人的再生产，人的再生产离不开精神信仰。哀悼日那天大雨滂沱，村民们还沉浸在悲痛之中久久不愿离去，老村长嘶哑着嗓子在广播里喊：“我们的亲人都走了一大群，我们得好好活下来，天乳寨的根脉还要一代一代往下传啊！”
三、在人性根底处生成悲剧性审美意识
《天乳》以重灾区川北青川县东河口村为故事发生地，放眼整个汶川特大地震及其灾后重建，以朴素、凝重而又充满灵动的笔调，魔幻般描绘了那场大灾难给灾区人带来的创伤、人性毁损、心灵复苏、人性生长……小说没有空泛的宏大叙事，而是把笔触深入小山村的普通民众，以小见大，折射出整个民族乃至人类面临巨灾的复杂人性和艰难的人性复归。文本表明，真正修复好大难过后的心灵创伤，完全复原灾区人的根脉与人性，艰难而漫长。大地震夺走了同胞生命，毁坏了秀美家园，更叫人忧虑的是毁损了灾区人的人性，造成根脉断代。
在审美意识生成中，作品抒发了文学的诗情画意。如以凄美的诗歌表达肖雨与天虹之间有缘无分的爱情：“不敢企盼窗外的微明/不敢触摸三月的体温/我好怕那灼人的春天/将我这冰冻的腊月温化”，“转眼就到分手的秋季/天地间依旧烟雨蒙蒙/你撑着一把红伞奔走在月台上/我隔着车窗玻璃泪如泉涌/萧瑟的寒风刮过来/枯了一路阳光/也枯了我寸寸柔肠……”流露着忍痛割爱的无奈。我国是一个悠久的诗歌国度，诗歌之于中国，好比雕塑之于希腊，音乐之于奥地利。诗歌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明标志，也是其文化灵魂。小说主人公与诗歌有关，诗歌也影响着主人公的命运，决定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同时，作家对人物的遭际也多以诗意般的场景加以渲染。肖雨与天虹为数不多的几次遇见，总是充满诗意，不仅因为他们是诗人，共同组织了兰心诗社，更主要是他们有真正的诗人情怀与梦想。无论是火车上与香女偶遇、月亮峡诗会逃险，还是兰心诗社幽会与花海里的两情相悦，就连大地震后的灾区寻亲都充满着灵动和浪漫色彩。主人公袁草儿，最初在迷惘绝望中受到诗的鼓舞，重塑起生活的希望，并组织兰心诗社，到最偏远的村寨小学支教，最后在地震中为保护学生献出生命。她不仅因为诗燃起了生活的希望，也重塑了生命的高尚。
文学意象的塑造，有力地支撑了悲剧性审美意识的生成。“根脉”是作者着力塑造的文学意象：范玉玺在地震前是一个有着“能生双胞胎”的雄健男人，地震后经历了生殖能力的艰难复原，展示了曾经根脉异常兴盛的天乳寨人在大地震后的命运与人性挣扎。《天乳》对地震伤痛的描写，除了眼见的现实惨状和以范玉玺为代表的心里阴影描写外，更加深刻和有趣的是第十章对“大黄”的描写：“这曾是一条多么雄性的悍犬啊，架子又高又大，两耳坚挺而灵性，一身黄毛油亮。从前只要院子里一来生人，它就扯起嗓子叫得人心惊肉跳。到了春夏之交，成群的母狗在屋后来回转悠，气得菊芬好几次差点将它骟了。”就是这样一只雄性的狗，遭遇地震之后，却完全丢掉了狗魂，“大黄狗回了一下头，张了张嘴依然未动，两只狗眼一片浑浊……”惧怕大黄的记者姚兰不信，“小心翼翼地把脚往大黄狗面前伸了伸，大黄狗爬起来夹着尾巴自己一拐一拐走开了。”对“大黄”的描写，更能深刻地反映地震带来的巨大伤痛，丰富了“根脉”的意蕴。在大自然面前，人类何尝不像“大黄”一样；在大地震面前，一切生灵都是那么的渺小无助。大自然对一切生灵都是平等的，哪怕是主宰世界的人类。
《天乳》在艺术表达上没有回避灾区群众人性的脆弱和灾区土地上的善恶较量，即使如麻牛般的人物，作者也没有戏谑般地嘲讽，而是寄予了深切的人道主义同情。大地震使灾区的生灵受到灭顶的心灵毁损与精神创伤，通过岁月的医治，慢慢开始有了难得的野性復原，这种文学书写给读者传递一种“救灾与物质重建相对是容易的、而心灵重建与灾后人性复原却是异常艰难”的震撼与思索，饱含着作家对灾后山民命运的忧虑和思考。《天乳》的悲剧性审美意识表现在拷问人性的反思和对人性深度的揭示，在现实境遇中展示了人性的复杂和超越性精神追求。《天乳》以穿透性的笔触于细微处再现地震与灾后的悲怆实景，以文学的想象力书写了大灾难带来的心灵毁损与人性扭曲。无论是面对难以抗拒的大地震，还是不可逆转的命运，或是纠结不清的爱恨情仇，都指向了一种悲剧性审美意识的生成。这里有山岩夹缝里的呐喊，有死穴与兽场的呻吟，更多是人性本能挣扎的呼喊与开山打石的“号子声”。小说对不同辈分的孬果和豌豆花偷情而裸死殉情的描写，反映了天乳寨古蜀道驿站上道德传承中的血色悲音；金磊子发誓要为大哥大嫂守孝三日，意外发现金矿后却欣喜若狂地连夜出走，因为金磊子开矿“噪音搅扰费”分配不公而使上下村乡亲“又为金矿涨红了眼”，反映出生存在废墟上的人的逐利本性；麻牛多次猥亵山乡同胞，连50岁的驼背也不放过，灾后长夜难熬竟然捉住兽圈里的母麝泄欲，作品把大灾里的人性本能表露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小说叙述了一辈子没碰过女人的护林老汉与养女意外赤裸相对时突然跪地，天虹（草儿）为报恩一下投入其怀中“任他捏任他咬”，但后来护林老汉却自杀在山洞里，“当天虹找到他时，他的双眼已是个黑洞，一对眼珠子还紧抠在手心里……”这一乱伦的故事描写，揭示与还原了人的复杂本性，也引发读者深沉的思考。同时，小说在几条主线中交替穿插着看似畸恋实则动人的爱情纠葛和人性较量，通过对特殊时段里的人性解剖与心灵拷问，在审美意识生成中完成对灾区人的梦想重塑与心灵重构，饱含着作家对灾后山民凝重的命运忧患和深层次的人性复归的思考。
在政府和社会救助下，天乳寨人积极进行产业重建，千年圣寨钻出了含氡的温泉，天乳菌业越做越大，竹器厂、地震遗址公园和通往外界的高速公路、地震灾区旅游开始立项建设；月芫在大家的关爱中保住了生命，装上了假肢，读了技校准备回天乳菌业上班；姚小菊和羌人马老幺重组家庭后孩子出世，这是寨子里灾后第一个新生命，而且是一对双胞胎；在不断的精神激励与水儿“药引子”鼓励下，范玉玺终于“冲起来了一股子力”；小说结尾，天乳寨梁“乳泉”再现，袁水儿板房后年轻的母獐顺产了三头小崽……这些都展现着灾区新家园重建的丰硕成果，更是对人性再度张扬、生活再度鲜亮、生命再度辉煌的生动表达。历史根脉是一种民族精神和文化本源的传承，它是贯穿文本始终的一条红线。肖雨与班草医颇有禅意的几次对白，是作家对这种根脉情怀的注解。在谈到地震后的天乳寨时，班草医说：“那天生的一副秀乳，真是天下第一绝地，便是五马寨人的根脉所在。”肖雨问：“那大地震里被削掉了一块，算是福还是祸？”班草医说：“否极泰来，盈亏自有常，这灾后重建后，天乳自会涅槃新生的。”在谈到根脉风水时，班草医说：“有根脉，才有枝叶，根即渊源，脉是流传，人性虽无常，万事皆有因，如果连根脉都丢了，那我们还活个啥？”因此，小说尾声特别点题回应这根脉传承的希望所在：“通阴观桃花洞穴前人工打钻的石泉井出水了，酒杯粗一股泉水直往外冒。惠源（蔡仙姑）陪着女道长立即到道观正殿上了一炷高香。惠源说，乳房好比是女人的天，要是没有了乳，那这个山寨还能一帆风顺吗？道长说，天乳寨神泉再现，我们今后就叫它乳泉吧！”
就《天乳》的艺术表达和审美意识生成来讲，作品深深扎根现实生活，而诉求一种人性的回归和精神的涅槃，以实绩践行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要求，张扬了文艺的人民性诉求。
本栏责编 孟 骋
邮箱：sdwhmc@163.com
一、扎根现实，淬炼文学性
在当前社会文化化、文化社会化的环境下，新闻资讯发达，文学写作愈发艰难，太过于倚重现实往往有遮蔽或者失去文学性的危险。文学创作其实是对作家“超越现实”能力的考察，作家对于现实，不应声嘶力竭地去控诉或浅薄地颂扬，而是应以细节去呈现，以独特方式在故事讲述中自然抵达，一切都显得绵密而富有韵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作为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潮，陈思和分析过流行于文学创作领域的两种现实主义倾向。一种是“法自然”的现实主义，特征是把社会现象还原为自然状态，通过大量非典型化的、繁复的生活细节和日常生活场景来构筑长篇小说的艺术世界，从中揭示出社会变化的大趋势和人物无法避免的命运。一种为怪诞现实主义，它更多地汲取了民间文化传统中狂欢因素，用戏谑、讽刺的手法来刻画现实生活场景，使现实生活中的丑陋现象被夸张地予以揭露，从负面来逼近现实。在陈思和看来，这两种现实主义创作倾向，虽然都以极端形式出现于现实主义文学体系中，但他们以各自鲜明的艺术特点，与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划清了界限：首先，它们都是以自己的方式揭示社会生活的某些真实，引导人们对生活真实进行深入思考，而不是用抽象的理想来掩饰生活，更不是用政治理念来歪曲生活真相，导向为某些政治目的服务；其次，它们都没有刻意回避当下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在表现矛盾冲突的手法上，没有编造强烈的戏剧冲突来诉诸煽情，而是采用不动声色的客观描述，或采用戏谑、讽刺的手法，使作品的倾向性通过具体细节表现出来；最后，两种现实主义都有意回避知识分子的启蒙叙事立场，用民间叙事立场来倾诉社会底层的复杂情绪，显现出藏污纳垢的民间审美理想。显然，就文学创作的旨趣，《天乳》无疑杂糅了两种现实主义倾向，不仅有对日常生活的细节描摹，表现为诗人肖雨与草儿（天虹）的爱情纠葛；还有着传奇性、民间性、乡土性叙事手法的大量运用，细腻而奇异地揭示灾难背后的人性成因，展示了丰富的民间文化意蕴；更有着基于社会主流文化价值立场的思考和现代性价值指向，将叙事超越于民间视角又不同于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启蒙立场，融入了一种超越单纯意识形态话语的政治情怀，不是悲天悯人或者鞭笞现实，而是投身其中，以政治性视角寄望“天乳寨”在政府和社会力量救助下的新生新变，一种乡村治理中的人性复归和不断生长，从而体现出一种新现实主义精神的价值追求。作品通篇弥漫着一种文学意味上的生命意识，一种人与自然生灵的生命相通，这种泛生命意识实际上折射的是人性之爱。小说的“章前章”写水儿的养父“一枪打中了母麝，那一黄一白的一对小麝崽便一下扑到母麝身上哭嚎，令护林汉子软了心”。第二章“桃花穴”写大灾后香獐子与狼的怯弱，表现出大山里的生灵们是同宗同源，大灾后更是同灾难，强化了灾后的生灵应同命相惜和谐共生的生态美学理念。第十一章中，“范海荞朝狗屁股上狠狠一脚，大黄回了一下头，张了张嘴依然未动，两只狗眼一片浑浊。范海荞气得一跺脚，跳起来一脚蹬在狗腿间的卵包上，大黄腰一弓，拖起一条断腿就跑。春葚说：‘别怕，这条狗早丢了狗魂’，惧怕大黄的姚兰不信 ，小心翼翼地把脚往大黄狗面前伸了伸，大黄狗爬起来夹着尾巴自己一拐一拐走开了。”第十八章“桃花雪”里对年轻的公狼母狼骚性十足的场景叙述，第十九章“乳泉”里对雄扭角羚争雄斗殴与发情群交的细节描写，再一次让人兽同源的本性得到生动展现。雄性凶猛原本是香獐子、狼、扭角羚的本性，也是人的生物性本能的折射，是完整人性的组成部分。文学的比兴揭示出天地生灵的同构性，及其人性的生物性根基，使文学扎根于广袤的自然生态，而拓展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内涵。不止于此，时间的距离还使作家有能力洞穿纷繁的现象，洞察人性的复杂和人心的种种不适。《天乳》以噩梦般的汶川大地震为背景，主线落脚在一个小村庄，故事离奇动人，写景如诗如画，纷呈了爱情纠葛和人性较量，再现了灾区人心灵的相逢与重构。作品多角度表现了对传承千年的“天乳”根脉的情怀，在民间历史爬梳中非常老道又游刃有余地刻画出人物性格的多重性、变动性和个体性，写出了人性的本真面目，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阅读再现空间。作者的笔触老道而真切，作者笔下的人物和社会，给人一种活灵活现而又赤裸裸的感觉，体现了新现实主义小说不仅要揭示现实矛盾、困境和人性的复杂性，还将现实放在历史的脉动中加以反思，使现实生活图景显示出历史的厚重与思想的深沉的价值追求。作品以文学之笔描绘了一幅幅川北独特的民俗风情图，在对复杂人性洞察中展示了生生不灭的人性光芒，展现了人道主义的美学情怀。这种情怀深深扎根文本的复杂结构，在文学性的从容叙述中，在审美意象的营造中，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在文学氛围的创造中，飘扬着新现实主义文学的旗帜。
二、以艺术表达探索人性奥秘
现实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人民的生活是淬炼文学性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艺术家讲好中国故事，实践表明现实主义文学是讲好当代中国故事的最佳方式之一。《天乳》体现了新现实主义的探索。所谓“新现实主义”主要立足于时代语境，是时代变化赋予文艺创作某些新质和特征，它既坚守了传统现实主义文艺的社会化特征，把人理解为时代（历史）和社会的产物，展示了时代之“大”，而融入了民族精神和社会主流价值指向，在社会地基上立起一个大写的人；又在回归现实主义精神中深化了人的个体性维度，描摹了个人之“小”，一种刻骨铭心的体验和内心精微的感受，一种平视中升起的敬意，而不用一些大词如“理想”、“政治”等抽空人性的复雜，在人性的丰富中揭示个人的成长。具体而言，所谓“新”——在情感表达上——基于对个体性情感（喜怒哀乐、怨天尤人）的透彻与尊重，情感升华——审美意识的生成基于个体实践，而非集体性或者社会性的经验；所谓“新”——艺术表达上的“度”——既没有拔得过高，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也没有低于地平线的“一地鸡毛”似的猥琐，而是在精微中以平视的眼光看待、叙述“事件”；所谓“新”——在精神表达上——既大（依托题材的民族精神开掘）又小（细微、细节见情怀），既洞察人性的幽暗，又展示人性善的力量；所谓“新”，其实还有一些“空白”，留待读者的期待视野一同来完成，从而展示创作者驾驭题材的艺术想象能力。 《天乳》以其新现实主义探索，凭借朴素、凝重而又充满灵动的艺术表达，真实刻画了袁水儿、范玉玺、老村长、麻牛、菊芬、肖雨等众多人物形象，生动再现了大灾难给灾区人带来的巨大伤痛和灾区人民奋力抗灾自救与灾后重建的人间奇迹，将大山里社会各阶层人士集中在震后一年的时空断面上，深层次地揭示汶川地震后乡村治理中的各种矛盾纠结与利益冲突，在交集了各种复杂感情矛盾与人性纠葛的故事叙述中，展现着灾区人的顽强精神与人性的生长，体现了强烈社会主流价值指向。作者始终坚守关注现实、关切底层、关怀弱势的建设性态度。一方面，在真实反映灾难事实的同时揭露阴暗面，让小说更具强烈的悲壮色彩。无论是大灾难里人性的怯弱、生命在利益面前的蝇营狗苟、特殊环境里的人情冷暖，还是投机商人的奢靡生活、基层官场的权力勾当、灾后重建中的急功近利，抑或是袁水儿的惨痛遭遇、麻牛的性饥渴、蔡仙姑心灵的皈依、程子寒灵魂隐痛的煎焚……众多情节不仅给读者留下极度想象的空间，且在对现实生活的客观、准确、素朴的具体描写中，自然流露出作者关切民众的思想倾向和爱憎情感。一方面，作家打破非好即坏、非善即恶、非此即彼的二元价值判断，将人物性格演变与凸显放在救灾、抢险和重建的过程中，刻画出人性的本真面目。作者的从容叙述使其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表现“进步”和俯视“人物”，人物得以遵循着生活的逻辑而鲜活于文学叙事的莲花瓣结构中，展现着个体的尊严和无奈，体现了新现实主义的发展。这种新现实主义的“客观描写”，让读者倍感亲切自然。如怀揣美好梦想的天虹（袁草儿）为生存四处奔波，人生途中又为情所困，后来虽追求到纯洁的爱情却陷入婚恋第三者的泥潭。你说这兰花一样的草儿是好人还是坏人？本性善良而绝美的袁水儿，少时为了给母亲治病被迫离开青梅竹马的范玉玺而跟着人贩子下山，命运却将她推进地狱般的“三陪”娱乐场；当袁水儿听到家乡遭大难后毅然回乡参与家园重建，当她倾其所有建好灾后临时小学，家长却听信谣言拒绝让孩子上学；为了帮助自己的旧相好范村长完成招商引资任务，她最后终于答应广东商人的性要求……如何评判袁水儿的善恶是非？人性卑劣的麻牛曾三番五次玷污女人，最后却用生命保护了植物人袁水儿；看似幽默精明的乡党委书记张驴儿锒铛入狱；好强而狭隘的小菊与村医马老幺灾后重组家庭生出一对双胞胎……
《天乳》将大地震及灾后重建集中在一个小山村，把整个中国乡村的诸多矛盾与利益冲突浓缩其中，在此与作为“事件”的地震一起集中爆发：灾难与环保、传统与科技、伦理与宗教、计划生育与农民养老、农村发展与三次产业互动、基层政权与底层官员的无奈、传统文化与新型农民、农村社会治理与阶层利益分配等，同时将各类农民与诗人、企业家、志愿者、三陪女、记者、学生、道士、医生、军人、按摩女等社会各色人物相交融，既塑造了一系列社会群像，又刻画了独具个性的人。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突出强调了基于个体意义的“人民”的概念，认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这是对“人民”概念的丰富和发展。其中对人民个体性价值的凸显，是对“人民”概念认知的深化，是对文艺要书写“具体的人”的情感、价值和诉求的内在要求。《天乳》使“人民”的概念扎根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高度契合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共建共享中张扬人民的主体性，彰显了人性的温暖。
通过对现实的艺术把握传达人类的情感和审美意识的生成，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意旨。《天乳》以灾难与重建为小说主線，把作家对处置中国乡村各类矛盾的理性思考蕴含其中，展示了作品的现实主义态度与作家关切农村关切当下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小说里，作家不止一次地通过故事与场景描述表现出对现实中国乡村恶劣环境和生态破坏的高度忧虑，不仅通过“蔡癫子”之口讲出大肆破坏环境是引发大地震的一个诱因，还通过灾后重建中村寨人大量砍竹刨土引发泥石流的惨痛教训加以印证，并通过理性的梦想重塑来告诉人们如何把握中国乡村的未来走势。
可以说沉甸甸的《天乳》中神奇的想象，使我们感受到了作品思想的力量，正是在思想意蕴的提炼和审美表达上有所突破，《天乳》拓展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空间，为我们深刻领会现实主义精神提供了典型案例。《天乳》巧妙的章节布局，使相对杂乱的时空关系显得清晰有序，莲花瓣式的结构增强了故事的趣味性和审美意蕴。作品在文本结构上，既围绕灾难与重建的主线又以莲花瓣式叙事结构，将诸多矛盾冲突和利益纠葛聚焦于“灾难场景”。文本广泛涉及灾难和环保、传统民俗与现代科技、伦理冲突与宗教信仰、爱情的浪漫与婚姻情感、公益与私利、计划生育和农民养老、基层政权建设与党的威信、乡村社会治理与农民权益等，作者描绘了一幅现代化进程中流动的现实主义画卷，在切近现实中展示了时代之“大”，在弘扬现实主义精神中深化了对现实的认知和审美再创造。正是遵循现实主义的叙事逻辑，文本深刻揭示出物质重建相对较容易，而人性的恢复与根脉的传承则很难。因而作者将笔墨集中于根脉曾经异常繁盛的天乳寨人在震后的命运与人性挣扎，并在灾民顽强自救、残破家庭重组、家园重建中闪耀出生生不息的人性光芒，彰显了作者的人道主义情怀。文本结构的妙思与用心，打破了文本空间的封闭性，使文本呈现多元化的立体结构，使地域空间的局限性以时间之轴的绵延增强了文本的厚度和生动性，扩大了文本的文学容量，使文本有了更多文学性与审美性，增添了文本的可读性与地域性文化色彩。
《天乳》的社会效应的生成离不开作者在创作中运用的传奇、魔幻和比、兴手法，由此使现实题材徜徉于文学的氤氲中。文本的传奇性在于作者写出山林中人兽性灵相遇的神秘及其人神感应。小说不仅基于地域文化大量运用民间俗语，在民间民俗文化的氤氲中展示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意识，还在万物有灵的混沌状态的描绘中赋予人某些传奇色彩（如蔡仙姑、獐子精、县长娃等，袁寡妇与獐子的关系、獐子养活天虹、蔡仙姑“死而复生”后疯癫而被地震震飞却恢复了正常等）。大灾难使香獐、狼、蛇等失去兽性，使大黄狗失去野性，使男人阳痿，而灾后重建也着意展示了生灵的复苏：扭角羚的发情、母狼的骚性等，从而将人的思考引向自然深处。同时，在古老文化意象基础上运用隐喻既增强了小说内容的厚重感，也增添了文本的幽默感、情趣性等文化韵味。西方文艺创作及研究中也多用喻，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床喻”和“穴喻”，以及现代诗人艾略特的“荒原”等，在后现代文艺创作中更是充斥着大量比喻。 《天乳》的文学书写还表现在地域文化的底色上。小说的故事发生在自然资源和民俗文化极丰富的川北地区，小说对川北自然生态与文化特色，对獐子、扭角羚等灵兽的生活习性，对石工号子、祭梁的段子的特别描述，展示了一幅地域民俗文化画卷。其中对丧葬的细节描写，不仅增添了小说的悲伤情绪和灾难的悲情氛围，更体现了对逝去生灵的尊重，反映了作者对未来的希望和重生的憧憬。报丧、办夜、坐夜、参灵、唱祭、发丧、送葬、丢买路钱，包括头七、迁坟等，无不构成川北地区一套完整的丧葬习俗与风情画，增添了灾难题材作品的悲郁气氛和悲悯色彩。川北民俗的大量运用是《天乳》营造悲怆情节的需要，也是其传承文化根脉的体现，石工号子、情歌传承了文化根脉。“根脉传承”映现着作家的情怀，这根脉就是人脉，人脉就需人的再生产，人的再生产离不开精神信仰。哀悼日那天大雨滂沱，村民们还沉浸在悲痛之中久久不愿离去，老村长嘶哑着嗓子在广播里喊：“我们的亲人都走了一大群，我们得好好活下来，天乳寨的根脉还要一代一代往下传啊！”
三、在人性根底处生成悲剧性审美意识
《天乳》以重灾区川北青川县东河口村为故事发生地，放眼整个汶川特大地震及其灾后重建，以朴素、凝重而又充满灵动的笔调，魔幻般描绘了那场大灾难给灾区人带来的创伤、人性毁损、心灵复苏、人性生长……小说没有空泛的宏大叙事，而是把笔触深入小山村的普通民众，以小见大，折射出整个民族乃至人类面临巨灾的复杂人性和艰难的人性复归。文本表明，真正修复好大难过后的心灵创伤，完全复原灾区人的根脉与人性，艰难而漫长。大地震夺走了同胞生命，毁坏了秀美家园，更叫人忧虑的是毁损了灾区人的人性，造成根脉断代。
在审美意识生成中，作品抒发了文学的诗情画意。如以凄美的诗歌表达肖雨与天虹之间有缘无分的爱情：“不敢企盼窗外的微明/不敢触摸三月的体温/我好怕那灼人的春天/将我这冰冻的腊月温化”，“转眼就到分手的秋季/天地间依旧烟雨蒙蒙/你撑着一把红伞奔走在月台上/我隔着车窗玻璃泪如泉涌/萧瑟的寒风刮过来/枯了一路阳光/也枯了我寸寸柔肠……”流露着忍痛割爱的无奈。我国是一个悠久的诗歌国度，诗歌之于中国，好比雕塑之于希腊，音乐之于奥地利。诗歌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明标志，也是其文化灵魂。小说主人公与诗歌有关，诗歌也影响着主人公的命运，决定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同时，作家对人物的遭际也多以诗意般的场景加以渲染。肖雨与天虹为数不多的几次遇见，总是充满诗意，不仅因为他们是诗人，共同组织了兰心诗社，更主要是他们有真正的诗人情怀与梦想。无论是火车上与香女偶遇、月亮峡诗会逃险，还是兰心诗社幽会与花海里的两情相悦，就连大地震后的灾区寻亲都充满着灵动和浪漫色彩。主人公袁草儿，最初在迷惘绝望中受到诗的鼓舞，重塑起生活的希望，并组织兰心诗社，到最偏远的村寨小学支教，最后在地震中为保护学生献出生命。她不仅因为诗燃起了生活的希望，也重塑了生命的高尚。
文学意象的塑造，有力地支撑了悲剧性审美意识的生成。“根脉”是作者着力塑造的文学意象：范玉玺在地震前是一个有着“能生双胞胎”的雄健男人，地震后经历了生殖能力的艰难复原，展示了曾经根脉异常兴盛的天乳寨人在大地震后的命运与人性挣扎。《天乳》对地震伤痛的描写，除了眼见的现实惨状和以范玉玺为代表的心里阴影描写外，更加深刻和有趣的是第十章对“大黄”的描写：“这曾是一条多么雄性的悍犬啊，架子又高又大，两耳坚挺而灵性，一身黄毛油亮。从前只要院子里一来生人，它就扯起嗓子叫得人心惊肉跳。到了春夏之交，成群的母狗在屋后来回转悠，气得菊芬好几次差点将它骟了。”就是这样一只雄性的狗，遭遇地震之后，却完全丢掉了狗魂，“大黄狗回了一下头，张了张嘴依然未动，两只狗眼一片浑浊……”惧怕大黄的记者姚兰不信，“小心翼翼地把脚往大黄狗面前伸了伸，大黄狗爬起来夹着尾巴自己一拐一拐走开了。”对“大黄”的描写，更能深刻地反映地震带来的巨大伤痛，丰富了“根脉”的意蕴。在大自然面前，人类何尝不像“大黄”一样；在大地震面前，一切生灵都是那么的渺小无助。大自然对一切生灵都是平等的，哪怕是主宰世界的人类。
《天乳》在艺术表达上没有回避灾区群众人性的脆弱和灾区土地上的善恶较量，即使如麻牛般的人物，作者也没有戏谑般地嘲讽，而是寄予了深切的人道主义同情。大地震使灾区的生灵受到灭顶的心灵毁损与精神创伤，通过岁月的医治，慢慢开始有了难得的野性復原，这种文学书写给读者传递一种“救灾与物质重建相对是容易的、而心灵重建与灾后人性复原却是异常艰难”的震撼与思索，饱含着作家对灾后山民命运的忧虑和思考。《天乳》的悲剧性审美意识表现在拷问人性的反思和对人性深度的揭示，在现实境遇中展示了人性的复杂和超越性精神追求。《天乳》以穿透性的笔触于细微处再现地震与灾后的悲怆实景，以文学的想象力书写了大灾难带来的心灵毁损与人性扭曲。无论是面对难以抗拒的大地震，还是不可逆转的命运，或是纠结不清的爱恨情仇，都指向了一种悲剧性审美意识的生成。这里有山岩夹缝里的呐喊，有死穴与兽场的呻吟，更多是人性本能挣扎的呼喊与开山打石的“号子声”。小说对不同辈分的孬果和豌豆花偷情而裸死殉情的描写，反映了天乳寨古蜀道驿站上道德传承中的血色悲音；金磊子发誓要为大哥大嫂守孝三日，意外发现金矿后却欣喜若狂地连夜出走，因为金磊子开矿“噪音搅扰费”分配不公而使上下村乡亲“又为金矿涨红了眼”，反映出生存在废墟上的人的逐利本性；麻牛多次猥亵山乡同胞，连50岁的驼背也不放过，灾后长夜难熬竟然捉住兽圈里的母麝泄欲，作品把大灾里的人性本能表露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小说叙述了一辈子没碰过女人的护林老汉与养女意外赤裸相对时突然跪地，天虹（草儿）为报恩一下投入其怀中“任他捏任他咬”，但后来护林老汉却自杀在山洞里，“当天虹找到他时，他的双眼已是个黑洞，一对眼珠子还紧抠在手心里……”这一乱伦的故事描写，揭示与还原了人的复杂本性，也引发读者深沉的思考。同时，小说在几条主线中交替穿插着看似畸恋实则动人的爱情纠葛和人性较量，通过对特殊时段里的人性解剖与心灵拷问，在审美意识生成中完成对灾区人的梦想重塑与心灵重构，饱含着作家对灾后山民凝重的命运忧患和深层次的人性复归的思考。
在政府和社会救助下，天乳寨人积极进行产业重建，千年圣寨钻出了含氡的温泉，天乳菌业越做越大，竹器厂、地震遗址公园和通往外界的高速公路、地震灾区旅游开始立项建设；月芫在大家的关爱中保住了生命，装上了假肢，读了技校准备回天乳菌业上班；姚小菊和羌人马老幺重组家庭后孩子出世，这是寨子里灾后第一个新生命，而且是一对双胞胎；在不断的精神激励与水儿“药引子”鼓励下，范玉玺终于“冲起来了一股子力”；小说结尾，天乳寨梁“乳泉”再现，袁水儿板房后年轻的母獐顺产了三头小崽……这些都展现着灾区新家园重建的丰硕成果，更是对人性再度张扬、生活再度鲜亮、生命再度辉煌的生动表达。历史根脉是一种民族精神和文化本源的传承，它是贯穿文本始终的一条红线。肖雨与班草医颇有禅意的几次对白，是作家对这种根脉情怀的注解。在谈到地震后的天乳寨时，班草医说：“那天生的一副秀乳，真是天下第一绝地，便是五马寨人的根脉所在。”肖雨问：“那大地震里被削掉了一块，算是福还是祸？”班草医说：“否极泰来，盈亏自有常，这灾后重建后，天乳自会涅槃新生的。”在谈到根脉风水时，班草医说：“有根脉，才有枝叶，根即渊源，脉是流传，人性虽无常，万事皆有因，如果连根脉都丢了，那我们还活个啥？”因此，小说尾声特别点题回应这根脉传承的希望所在：“通阴观桃花洞穴前人工打钻的石泉井出水了，酒杯粗一股泉水直往外冒。惠源（蔡仙姑）陪着女道长立即到道观正殿上了一炷高香。惠源说，乳房好比是女人的天，要是没有了乳，那这个山寨还能一帆风顺吗？道长说，天乳寨神泉再现，我们今后就叫它乳泉吧！”
就《天乳》的艺术表达和审美意识生成来讲，作品深深扎根现实生活，而诉求一种人性的回归和精神的涅槃，以实绩践行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要求，张扬了文艺的人民性诉求。
本栏责编 孟 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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