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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蓼源，学界知名人士，以丰实文史著述饮誉三晋；抗战期间，曾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秘书；抗战胜利回太原后，险遭阎锡山杀害；"文化大革命"中，复因"三家村"再陷囹圄。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人，又是"盛世忘年，兴国忘身"、寄情宏图的八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民革山西省委主委、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今，年逾古稀的李蓼源先生虽然已从这些高级职务上离退下来，但他仍在关切省政，萦怀文教，继续笔耕，夕霞奋蹄。
一、长者风范
李蓼源先生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只是无缘幸会。1985年，笔者调至山西省文史研究馆工作，因该馆驻省政协院内办公，始有幸认识先生。与先生结下不解之缘，却是由于一件令我非常尴尬的事情。
1990年初，我为《山西文史资料》(总第68辑)写了篇名为《民话日报和民众呼声日报》的稿子，这是一篇根据当年众多报人忆述资料整理编写的文章。谁知，由于自己引用资料疏忽大意，文章出了疵漏，一经问世，迅即得到批评。批评者是位很有来头的人物，原山西省委宣传部长卢梦同志。卢梦信中说:该文所写，《民话》报"组成新班子后，他们除在政治上继续紧密配合阎锡山的言行进行大肆鼓吹外，对副刊‘翰舟‘进行了一些改革......由此，副刊引起太原各学校青年文学爱好者的兴趣，一时投稿者订阅者有所增多。有些学校的青年还结成文学研究小团体，以《落叶》(《翰舟》易名《落叶》，继又易名《飞絮》等)为园地，发表作品。如进山中学的马烽、卢梦等主编的《石燃》、《青春》、《红雨》，张丽云主编的《蝴蝶》，都是这样。"卢部长指出，此段文章有误，他和马烽同志均未为此刊写过稿，亦未参加过此项活动......
《民话日报和民众呼声日报》发表时，恰李蓼源先生任省政协副秘书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山西文史资料》主编。当李秘书长接到卢梦同志的来信后，他把我邀到他的办公室，告知此事，询问文章失误的原因。当年，我正任《文史研究》编辑，刚刚操持此业，一听自己的文章出了错误，顿觉惶惶:若李秘书长采取一般编辑部"文责自负"的惯例，将卢部长的批评信和我的赔情道歉检查同时一登，随之再以编辑部名义发个"郑重声明"，这可砸烂铁饭碗了。李秘书长看我诚恐诚惶的样子，和言悦色道:"让我再详细了解一下这段历史，给卢部长一个完满的答复，对咱们的失误也作个妥善的补救......"李秘书长不仅没有因为我的失误给他带来麻烦而生气，反给我宽慰和分忧，一句"咱们的失误"，使我此身难忘。
数月后，李秘书长让我和一位编辑同往山西大学采访常风教授。通过采访得知:早在1927年，进山中学确实有过一个由喜好新文学作品的九位青年学生组成的石燃社，该社也确实在《民话》日报以《石燃》为名的副刊上发表过一度清新可读的文章。这九位青年学生中，高仰慰、张琦、杨国荣三位是中共党员，这一文学团体的活动，就是在这三位党员领导下进行的。此九人中，而今健在者还有北京的宋劭文和裴丽生、上海的狄景襄、太原的杨达三和常风。事后，常教授以《进山石燃社<石燃>副刊》为题撰文，在《山西文史资料》(总第74辑)发表，对笔者引证失误给予订正。
李蓼源秘书长究竟怎样得知80多岁的常教授与"石燃"有关，笔者因给李秘书长添了麻烦，无颜问及，但心想他肯定是费了番心血和周折的。通过此事，我看到了李秘书长对读者负责、对作者负责、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同时，也使我感受到了一位学长对晚进后辈细致入微的关怀爱护。
二、宽厚待人
笔者调入省文史研究馆不久，即通过阅读馆存大批资料认识了李蓼源先生，并由此产生了敬重之情--
李蓼源祖籍安徽颖上人，定居河南淮阳。其父李际九，乃辛亥志士，著名学者。李蓼源1925年出生，1938年从河南流亡西安，经其父友人蒙藏委员会陈树人先生介绍来晋，投身第二战区，参加抗战。此时李虽年轻，但因出身书香门第，官吏世家，故已习读诸子、遍览群书。1941年起，李蓼源开始充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侍从秘书，兼助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文字工作，并参与《抗战丛书》的编译，参与《赵戴文讲学录》、《阎伯川言论集》等书的编辑。其间，他受二战区中共地下党员赵宗复、杜任之等影响，以"燎原"笔名在《阵中日报》、《抗战青年》、《壶口》等报刊发表了不少宣传抗日游击队的小说和鼓舞青年抗日的文章。
1945年日本投降后，阎锡山返回太原。是年10月为阎锡山62岁生日，阎为庆祝重返太原的第一个寿诞，特选10篇文章，拟编入《革命动力》一书。李蓼源负责此书的编辑工作。其中有篇文章有句"我的政治主张是为民爱民主张公道的"，不料，李竟写成"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为民爱民主张公道的"。《复兴日报》印刷校对发现后，毁版重印。阎寿日过后，有人向阎密报此事，阎至为震怒，立即将李蓼源抓捕，交政卫师师长贾宣宗处死。贾与李素识，将李拉至太原北郊中涧河村外一个早已挖好的墓坑边，思之再三，终下决心将李又押上小车，拉至阎军沈瑞骑兵军部驻地中涧河村。贾见李年轻，动了恻隐之心，进村后，他以"总得有个口供"为由，与骑兵军长沈瑞及参谋长相谋。彼等亦力主建议问出口供再杀。恰此时，蒋介石电召阎锡山前去重庆，事情遂缓。阎临离太原前，将李转交省警务处长杨贞吉处置，并下"熬刑"手谕。杨贞吉在中涧河村设堂七天七夜进行审问，李受尽种种非刑......直至1948年，李始获释，并于同年10月飞离太原，逃出虎口。
或许读者已从80年代后期李廖源先生所写《阎幕琐记》一文得知以上情节，但却不知先生这篇文章确隐去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情节。先生在《阎幕琐记》中说:"阎寿日过后，有人向阎密报。"但谁向阎密报，文中未说，嘎然止笔，话锋转向。其实，这段情节，我在文史馆通过阅读大量未发表的"三亲"史料已有所了解，情况大致如下:李蓼源下文字狱时年仅20余岁，但因他坦诚谦谨的品行和出众的才华，早为阎锡山左右的军政要员所赏识。李被抓捕后，消息很快传出，阎的许多高级幕僚和将领纷纷给阎写信要求保释，但终不得其果。其间，有人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查清将李送进大牢的人，才有可能再将李保出。他们终于调查出向阎密报李蓼源是"伪装分子"(阎对中共地下党或党的同情者之称谓)的人是李的顶头上司，便一同找到此公为李求情。此公在众怨难堪的处境下，找到阎锡山的堂妹阎慧卿，由其向阎转圜解说，终于保住了李蓼源的性命。
先生为什么要将此公隐去？要解开这个疑团，很有必要先将此公情况大略作点介绍。此公为阎锡山的内侄，侍从秘书室主任秘书。1948年夏，太原变成解放军包围的一座孤城，此公以"赴京探望妻病"为由，通过阎慧卿转说，向阎请准了几日短假，遂从此背阎而去。北平和平解放后，此公曾遵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之嘱，联络北平与阎锡山有戚谊关系的人向阎联名致电，劝阎悬崖勒马，效法北平方式走和平解放太原之路。1950年1月，此公回太原工作，为省文史研究馆撰写了不少"三亲"史料，1985年被聘为该馆馆员。1988年，先生任省政协副秘书长后，举荐此公为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省政协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特邀委员；并量其才，荐某高校任教，使其在文史授业和促进海峡两岸人士联谊交流方面多有贡献。
1995年此公去世后，我曾当面问及先生，当年密报之人是否真为此公。先生莞尔一笑:"多团结一个人，有利于党的统战工作和党的事业。当年他也是为洗清自己不得已而为之！在众人舆论下，他多年深有歉疚，并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好个蓼源老，豁达大度宽厚待人竟至如此！这也正是我未与先生相交而先产生敬重之情的原因。此公去世时，先生恰在北京开会。遗体告别那天，先生专程返回太原参加了告别仪式，并商有关托请照顾其亲人子女。由此可见先生待人至诚，确实令人起敬。
三、史笔不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先生的社会职务日渐繁多，竟至令人目不暇接，如:山西统战理论研究会名誉会长、山西政治学会副会长、山西国际经济贸易学会顾问、山西徐松龛研究会顾问、山西海外联谊会高级顾问、山西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然而，悉知先生者，皆知先生并非以职务高显繁多而闻名，而是以其诚实的人品、实事求是的学风和丰硕的成果，赢得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信赖、景仰和赞赏的。
早在1948年春，先生于太原出狱后，便婉言谢绝了时任山西省政府代主席梁化之的"挽留"，考入国立山西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开始钻研学问。同年秋，先生冒险飞往北平，与早已迁往北平的山大师生会合，在平读书。在平期间，先生同山西大学师生积极参加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1949年太原解放后，先生随校迁回太原。1952年，先生于山西大学毕业后，曾一度执教于太原进山中学、太原女子师范和山西大学。1954年后，在太原工学院负责《学报》、《院刊》、《译丛》等学术刊物的总编和编审工作。50-60年代，先生曾编写与合作编写过《中苏人民友谊史》、《中国古代发明创造史》、《技术革命史》、《中国史学史稿》等书；并为《光明日报》撰写过《中苏人民友谊溯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撰写过《山西学生运动史稿》；还为《山西日报》撰写过许多有关山西地方史研究和山西历史人物的文章。特别是60年代，先生同赵宗复等以"弓冶文"的笔名在《山西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批判形而上学、发扬民主精神的杂文，如《斗天赶鬼篇》、《从善如流和犯颜直谏》、《论海瑞》等，都是名噪一时的文章。岂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先生同赵宗复为此被诬为山西的"三家村"，他们的杂文也被诬为山西的"燕山夜话"。赵宗复不甘受辱坠楼而死，李蓼源先生则被捕入狱，囚禁5年......
作为一位历史学者的李蓼源先生，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又走上了工作岗位，初任省政协办公厅办公室副主任。此后随着极左思潮的潮落，先生以其独有的经历和激情又相继撰写了《阎锡山与西安事变》、《阎幕琐记》、《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晋西的回忆》、《阎锡山日记述略》、《阎锡山离晋居台始末》、《一代良师邓初民》、《赵宗复生平事略》、《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杜任之》、《爱国学者徐士瑚》等一大批具有十分珍贵史料价值的回忆性文章。
先生不仅关注山西近现代史，即便外出旅游、参观视察，也从不放松学习和写作的机会，每到一地总要览当地史志、观山川形势、考名胜古迹，以作游记诗文。如《关中半月》、《普陀记游》、《承德览胜》、《长白山与天池》、《海南视察》、《齐鲁纪行》等游记，均以优美的笔墨和绚烂多彩的历史知识歌颂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访美散记》则生动地记述了先生亲切看望在美山西乡友的情景。
除上述，先生还发表过不少颇有影响的政论性文章和学习心得、笔记札记，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学习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在晋中地委统战理论政策报告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南巡重要谈话学习笔记》、《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读<列宁家书集>》、《学习鲁迅作品体会》等等。
四、成果斐然
1988年1月至1993年1月，先生任山西省政协六届常务委员、副秘书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期间，主持了《山西文史资料》5年的征集资料及编辑出版工作。5年间，他为抢救解放前后各方面的重要史料，领导文史委和文史办的同志们制定工作计划，经常分头出动，跋涉省内外，征集"三亲"史料；对远在美国、日本、港澳台地区的晋籍知情人士，也一再函约征稿。对本省近现代历史的重要遗景遗物(如重大战役的军事要地、敌伪特务机关和政治监狱遗址)均进行了拍摄，以存原貌。此5年间，共抢救自戊戌变法至1949年解放前的史料近千万字，革命和建设史料数百万字。1993年，先生被选为山西省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离开政协文史工作岗位后，这些资料陆续出版，发挥了其应起的作用。
在此5年间，先生在过去文史工作的基础上，与文史办诸同志精选精编了若干颇受各界欢迎的专辑和合辑的《山西文史资料》，对全省从辛亥革命到民国至解放的有关重要历史人物进行了编写和立传，并编过专辑和合辑。这些人物有孙中山、阎锡山、赵戴文、孔祥熙、续范亭、王用宾、景定成、刘少白、彭雪枫、温健公、薛笃弼、傅作义、左权、高长虹、石评梅、李健吾、武士敏、赵宗复、杜任之等。为给后人提供更加丰富翔实的史料，他还特意组织了对阎锡山研究了解较深的五位老人，经三年时间，对阎留在大陆的近40万字的日记进行了标点和注释。先生主持《山西文史资料》工作5年间，治史谨严，立论公正，文字不苟。文史资料所取得的成绩，正如全国政协文史办同志所说:"《山西文史资料》的质量是很高的，出版数量在各省市区政协同类刊物中也是最多的。"为提高全省政协文史工作同志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他以山西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名义，不断分期组织培训，并亲临课堂，传道、授业、解惑。在此期间，他撰写的《关于文史资料的征集和问题》、《文史资料的方针是存真求实》、《文史资料要体现爱国主义的精神》等文章，至今仍有实践意义和指导意义。
五、洪钟长鸣
先生在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文化熏陶下，青少年时代即树立爱国为民之志，以国事民生为己任。他从1964年10月充任山西省第三届政协会议特别邀请委员以来，即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向有关方面提供各种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为开展统战工作，先生将民主革命时期有重大影响的蔡锷、谢持、钱大钧、阎锡山、赵戴文、杨爱源等军政要人的后代推荐到省政协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鼓励他们为祖国的统一事业作出新贡献。1988年，他在太原发现两位原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老人的住房特别困难，便多次向省长、市委书记、省政府写信反映，并亲自向中共太原市委副书记当面反映，直至问题得到解决。1979年，先生在运城地区视察时，目睹永济古迹普救寺年久失修惨遭破坏情景，深感痛惜，便在省政协四届二次会议上提交了《请重视修整永济普救寺、莺莺塔古迹，逐步恢复我国旅游胜地案》。在国务院和省文物局的重视和拨款支持下，经省地县各级政府数年努力，该寺已修缮一新，成为省内外游人游览的名胜之地。
1988年冬，先生受美国新泽西州席顿大学教授阎志洪博士和洛杉矶工程顾问公司经理杨日生先生邀请，赴美考察。他在美国广泛接触山西居美各地知名人士及其儿孙后裔，给他们介绍祖国的海外政策和家乡情况。回国后，先生还在《访美归来杂想录》一文中就如何进一步搞好统一战线、教育科技、计划生育、离退休知识分子以及民主政治和协商监督等方面的工作，提供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1989年，先生应邀到山西大学、太原工业大学、山西医学院、太原师专等大专院校及晋中、吕梁、长治、忻州、大同等中共地市委党校，以其50年来的亲身经历进行新旧社会对比，史论结合地讲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历史的必然；在山西省政协和共青团山西省委组织的政协委员"三亲"(亲历、亲见、亲闻)、"三热爱"报告团里，先生令人信服地讲述"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好"。他的言行深深地影响着当代青年和同他接触过的各界人士。
1995年8月10日，先生同政法部门负责人视察省少管所，同14岁少年李勇作了交谈。稚气未退的李勇表示要努力学习改造的沉痛话语，使当晚返回省城的先生夜不能寐，便提笔致李勇道:"......你名叫李勇，殷切盼望你，以及和你一起的犯法少年，清算过去之恶，总结过去教训，猛速回头......勇于悔罪自新，勇于学习劳动，勇于改造思想......尽快把自己改变成为一个有益国家、有益社会、有益人民的新人，不辜负党和政府和你父母双亲以及我对你的热情期望......"同时，先生通过多种新闻媒介向社会各界疾呼:"我们必须努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教育好青少年，尤其是失足青少年。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先生的心，打动了每个为人父母者的心，打动了山西劳改劳教战线上每位领导和管教人员的心，少管所政委吴尤让说:"学习了这封信后，我们在工作中更多地注重了一个字儿，那就是‘情‘，他们都是些孩子呀！......今后，我们将对生活环境、统一着装、行为规范等加以改善，还有，管教干部的工作方法也要随之不断改进。这样才能不负李老等社会各界对我们寄予的殷切希望......"
据不精确统计，先生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各种参政议政渠道，写了近百件提案和建议，向全国政协反映了不少社情和民意，囊括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从建国初期至今近50年来，先生先后在山西从事民主同盟、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政协、人大以及学术社团等工作，其敬业乐群、永追进步之精神风范，常为人们所称道。正如省民革主委、太原理工大学校长谢克昌教授对其评价:"我们从老主委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在掌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上，李老的指导尤为重要。李老在人格上很有魅力，他能凝聚人心，团结同志，为稳定局面，常起到重要作用。"现今，先生两鬓霜白，年事渐高，虽已肩卸重任，但忧国忧民之情丝毫未减，关心时政、兴省富民之心常萦于怀。时以郑板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之诗以自勉。近读北京《团结报》，载先生某次座谈会上所咏"盛世常觉岁不老，兴国每感肩未轻，春风浩荡雨露沐，永报宏图寄晚情"之句，更体先生忠党爱国、老而弥坚的革命豪情和进步精神。我们后生晚辈见贤思齐，心响仰之。乃祝愿先生精神矍铄，洪钟长鸣，老有所为，青春永驻。
(责编 张爱国)
一、长者风范
李蓼源先生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只是无缘幸会。1985年，笔者调至山西省文史研究馆工作，因该馆驻省政协院内办公，始有幸认识先生。与先生结下不解之缘，却是由于一件令我非常尴尬的事情。
1990年初，我为《山西文史资料》(总第68辑)写了篇名为《民话日报和民众呼声日报》的稿子，这是一篇根据当年众多报人忆述资料整理编写的文章。谁知，由于自己引用资料疏忽大意，文章出了疵漏，一经问世，迅即得到批评。批评者是位很有来头的人物，原山西省委宣传部长卢梦同志。卢梦信中说:该文所写，《民话》报"组成新班子后，他们除在政治上继续紧密配合阎锡山的言行进行大肆鼓吹外，对副刊‘翰舟‘进行了一些改革......由此，副刊引起太原各学校青年文学爱好者的兴趣，一时投稿者订阅者有所增多。有些学校的青年还结成文学研究小团体，以《落叶》(《翰舟》易名《落叶》，继又易名《飞絮》等)为园地，发表作品。如进山中学的马烽、卢梦等主编的《石燃》、《青春》、《红雨》，张丽云主编的《蝴蝶》，都是这样。"卢部长指出，此段文章有误，他和马烽同志均未为此刊写过稿，亦未参加过此项活动......
《民话日报和民众呼声日报》发表时，恰李蓼源先生任省政协副秘书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山西文史资料》主编。当李秘书长接到卢梦同志的来信后，他把我邀到他的办公室，告知此事，询问文章失误的原因。当年，我正任《文史研究》编辑，刚刚操持此业，一听自己的文章出了错误，顿觉惶惶:若李秘书长采取一般编辑部"文责自负"的惯例，将卢部长的批评信和我的赔情道歉检查同时一登，随之再以编辑部名义发个"郑重声明"，这可砸烂铁饭碗了。李秘书长看我诚恐诚惶的样子，和言悦色道:"让我再详细了解一下这段历史，给卢部长一个完满的答复，对咱们的失误也作个妥善的补救......"李秘书长不仅没有因为我的失误给他带来麻烦而生气，反给我宽慰和分忧，一句"咱们的失误"，使我此身难忘。
数月后，李秘书长让我和一位编辑同往山西大学采访常风教授。通过采访得知:早在1927年，进山中学确实有过一个由喜好新文学作品的九位青年学生组成的石燃社，该社也确实在《民话》日报以《石燃》为名的副刊上发表过一度清新可读的文章。这九位青年学生中，高仰慰、张琦、杨国荣三位是中共党员，这一文学团体的活动，就是在这三位党员领导下进行的。此九人中，而今健在者还有北京的宋劭文和裴丽生、上海的狄景襄、太原的杨达三和常风。事后，常教授以《进山石燃社<石燃>副刊》为题撰文，在《山西文史资料》(总第74辑)发表，对笔者引证失误给予订正。
李蓼源秘书长究竟怎样得知80多岁的常教授与"石燃"有关，笔者因给李秘书长添了麻烦，无颜问及，但心想他肯定是费了番心血和周折的。通过此事，我看到了李秘书长对读者负责、对作者负责、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同时，也使我感受到了一位学长对晚进后辈细致入微的关怀爱护。
二、宽厚待人
笔者调入省文史研究馆不久，即通过阅读馆存大批资料认识了李蓼源先生，并由此产生了敬重之情--
李蓼源祖籍安徽颖上人，定居河南淮阳。其父李际九，乃辛亥志士，著名学者。李蓼源1925年出生，1938年从河南流亡西安，经其父友人蒙藏委员会陈树人先生介绍来晋，投身第二战区，参加抗战。此时李虽年轻，但因出身书香门第，官吏世家，故已习读诸子、遍览群书。1941年起，李蓼源开始充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侍从秘书，兼助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文字工作，并参与《抗战丛书》的编译，参与《赵戴文讲学录》、《阎伯川言论集》等书的编辑。其间，他受二战区中共地下党员赵宗复、杜任之等影响，以"燎原"笔名在《阵中日报》、《抗战青年》、《壶口》等报刊发表了不少宣传抗日游击队的小说和鼓舞青年抗日的文章。
1945年日本投降后，阎锡山返回太原。是年10月为阎锡山62岁生日，阎为庆祝重返太原的第一个寿诞，特选10篇文章，拟编入《革命动力》一书。李蓼源负责此书的编辑工作。其中有篇文章有句"我的政治主张是为民爱民主张公道的"，不料，李竟写成"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为民爱民主张公道的"。《复兴日报》印刷校对发现后，毁版重印。阎寿日过后，有人向阎密报此事，阎至为震怒，立即将李蓼源抓捕，交政卫师师长贾宣宗处死。贾与李素识，将李拉至太原北郊中涧河村外一个早已挖好的墓坑边，思之再三，终下决心将李又押上小车，拉至阎军沈瑞骑兵军部驻地中涧河村。贾见李年轻，动了恻隐之心，进村后，他以"总得有个口供"为由，与骑兵军长沈瑞及参谋长相谋。彼等亦力主建议问出口供再杀。恰此时，蒋介石电召阎锡山前去重庆，事情遂缓。阎临离太原前，将李转交省警务处长杨贞吉处置，并下"熬刑"手谕。杨贞吉在中涧河村设堂七天七夜进行审问，李受尽种种非刑......直至1948年，李始获释，并于同年10月飞离太原，逃出虎口。
或许读者已从80年代后期李廖源先生所写《阎幕琐记》一文得知以上情节，但却不知先生这篇文章确隐去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情节。先生在《阎幕琐记》中说:"阎寿日过后，有人向阎密报。"但谁向阎密报，文中未说，嘎然止笔，话锋转向。其实，这段情节，我在文史馆通过阅读大量未发表的"三亲"史料已有所了解，情况大致如下:李蓼源下文字狱时年仅20余岁，但因他坦诚谦谨的品行和出众的才华，早为阎锡山左右的军政要员所赏识。李被抓捕后，消息很快传出，阎的许多高级幕僚和将领纷纷给阎写信要求保释，但终不得其果。其间，有人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查清将李送进大牢的人，才有可能再将李保出。他们终于调查出向阎密报李蓼源是"伪装分子"(阎对中共地下党或党的同情者之称谓)的人是李的顶头上司，便一同找到此公为李求情。此公在众怨难堪的处境下，找到阎锡山的堂妹阎慧卿，由其向阎转圜解说，终于保住了李蓼源的性命。
先生为什么要将此公隐去？要解开这个疑团，很有必要先将此公情况大略作点介绍。此公为阎锡山的内侄，侍从秘书室主任秘书。1948年夏，太原变成解放军包围的一座孤城，此公以"赴京探望妻病"为由，通过阎慧卿转说，向阎请准了几日短假，遂从此背阎而去。北平和平解放后，此公曾遵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之嘱，联络北平与阎锡山有戚谊关系的人向阎联名致电，劝阎悬崖勒马，效法北平方式走和平解放太原之路。1950年1月，此公回太原工作，为省文史研究馆撰写了不少"三亲"史料，1985年被聘为该馆馆员。1988年，先生任省政协副秘书长后，举荐此公为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省政协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特邀委员；并量其才，荐某高校任教，使其在文史授业和促进海峡两岸人士联谊交流方面多有贡献。
1995年此公去世后，我曾当面问及先生，当年密报之人是否真为此公。先生莞尔一笑:"多团结一个人，有利于党的统战工作和党的事业。当年他也是为洗清自己不得已而为之！在众人舆论下，他多年深有歉疚，并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好个蓼源老，豁达大度宽厚待人竟至如此！这也正是我未与先生相交而先产生敬重之情的原因。此公去世时，先生恰在北京开会。遗体告别那天，先生专程返回太原参加了告别仪式，并商有关托请照顾其亲人子女。由此可见先生待人至诚，确实令人起敬。
三、史笔不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先生的社会职务日渐繁多，竟至令人目不暇接，如:山西统战理论研究会名誉会长、山西政治学会副会长、山西国际经济贸易学会顾问、山西徐松龛研究会顾问、山西海外联谊会高级顾问、山西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然而，悉知先生者，皆知先生并非以职务高显繁多而闻名，而是以其诚实的人品、实事求是的学风和丰硕的成果，赢得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信赖、景仰和赞赏的。
早在1948年春，先生于太原出狱后，便婉言谢绝了时任山西省政府代主席梁化之的"挽留"，考入国立山西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开始钻研学问。同年秋，先生冒险飞往北平，与早已迁往北平的山大师生会合，在平读书。在平期间，先生同山西大学师生积极参加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1949年太原解放后，先生随校迁回太原。1952年，先生于山西大学毕业后，曾一度执教于太原进山中学、太原女子师范和山西大学。1954年后，在太原工学院负责《学报》、《院刊》、《译丛》等学术刊物的总编和编审工作。50-60年代，先生曾编写与合作编写过《中苏人民友谊史》、《中国古代发明创造史》、《技术革命史》、《中国史学史稿》等书；并为《光明日报》撰写过《中苏人民友谊溯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撰写过《山西学生运动史稿》；还为《山西日报》撰写过许多有关山西地方史研究和山西历史人物的文章。特别是60年代，先生同赵宗复等以"弓冶文"的笔名在《山西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批判形而上学、发扬民主精神的杂文，如《斗天赶鬼篇》、《从善如流和犯颜直谏》、《论海瑞》等，都是名噪一时的文章。岂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先生同赵宗复为此被诬为山西的"三家村"，他们的杂文也被诬为山西的"燕山夜话"。赵宗复不甘受辱坠楼而死，李蓼源先生则被捕入狱，囚禁5年......
作为一位历史学者的李蓼源先生，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又走上了工作岗位，初任省政协办公厅办公室副主任。此后随着极左思潮的潮落，先生以其独有的经历和激情又相继撰写了《阎锡山与西安事变》、《阎幕琐记》、《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晋西的回忆》、《阎锡山日记述略》、《阎锡山离晋居台始末》、《一代良师邓初民》、《赵宗复生平事略》、《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杜任之》、《爱国学者徐士瑚》等一大批具有十分珍贵史料价值的回忆性文章。
先生不仅关注山西近现代史，即便外出旅游、参观视察，也从不放松学习和写作的机会，每到一地总要览当地史志、观山川形势、考名胜古迹，以作游记诗文。如《关中半月》、《普陀记游》、《承德览胜》、《长白山与天池》、《海南视察》、《齐鲁纪行》等游记，均以优美的笔墨和绚烂多彩的历史知识歌颂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访美散记》则生动地记述了先生亲切看望在美山西乡友的情景。
除上述，先生还发表过不少颇有影响的政论性文章和学习心得、笔记札记，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学习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在晋中地委统战理论政策报告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南巡重要谈话学习笔记》、《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读<列宁家书集>》、《学习鲁迅作品体会》等等。
四、成果斐然
1988年1月至1993年1月，先生任山西省政协六届常务委员、副秘书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期间，主持了《山西文史资料》5年的征集资料及编辑出版工作。5年间，他为抢救解放前后各方面的重要史料，领导文史委和文史办的同志们制定工作计划，经常分头出动，跋涉省内外，征集"三亲"史料；对远在美国、日本、港澳台地区的晋籍知情人士，也一再函约征稿。对本省近现代历史的重要遗景遗物(如重大战役的军事要地、敌伪特务机关和政治监狱遗址)均进行了拍摄，以存原貌。此5年间，共抢救自戊戌变法至1949年解放前的史料近千万字，革命和建设史料数百万字。1993年，先生被选为山西省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离开政协文史工作岗位后，这些资料陆续出版，发挥了其应起的作用。
在此5年间，先生在过去文史工作的基础上，与文史办诸同志精选精编了若干颇受各界欢迎的专辑和合辑的《山西文史资料》，对全省从辛亥革命到民国至解放的有关重要历史人物进行了编写和立传，并编过专辑和合辑。这些人物有孙中山、阎锡山、赵戴文、孔祥熙、续范亭、王用宾、景定成、刘少白、彭雪枫、温健公、薛笃弼、傅作义、左权、高长虹、石评梅、李健吾、武士敏、赵宗复、杜任之等。为给后人提供更加丰富翔实的史料，他还特意组织了对阎锡山研究了解较深的五位老人，经三年时间，对阎留在大陆的近40万字的日记进行了标点和注释。先生主持《山西文史资料》工作5年间，治史谨严，立论公正，文字不苟。文史资料所取得的成绩，正如全国政协文史办同志所说:"《山西文史资料》的质量是很高的，出版数量在各省市区政协同类刊物中也是最多的。"为提高全省政协文史工作同志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他以山西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名义，不断分期组织培训，并亲临课堂，传道、授业、解惑。在此期间，他撰写的《关于文史资料的征集和问题》、《文史资料的方针是存真求实》、《文史资料要体现爱国主义的精神》等文章，至今仍有实践意义和指导意义。
五、洪钟长鸣
先生在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文化熏陶下，青少年时代即树立爱国为民之志，以国事民生为己任。他从1964年10月充任山西省第三届政协会议特别邀请委员以来，即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向有关方面提供各种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为开展统战工作，先生将民主革命时期有重大影响的蔡锷、谢持、钱大钧、阎锡山、赵戴文、杨爱源等军政要人的后代推荐到省政协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鼓励他们为祖国的统一事业作出新贡献。1988年，他在太原发现两位原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老人的住房特别困难，便多次向省长、市委书记、省政府写信反映，并亲自向中共太原市委副书记当面反映，直至问题得到解决。1979年，先生在运城地区视察时，目睹永济古迹普救寺年久失修惨遭破坏情景，深感痛惜，便在省政协四届二次会议上提交了《请重视修整永济普救寺、莺莺塔古迹，逐步恢复我国旅游胜地案》。在国务院和省文物局的重视和拨款支持下，经省地县各级政府数年努力，该寺已修缮一新，成为省内外游人游览的名胜之地。
1988年冬，先生受美国新泽西州席顿大学教授阎志洪博士和洛杉矶工程顾问公司经理杨日生先生邀请，赴美考察。他在美国广泛接触山西居美各地知名人士及其儿孙后裔，给他们介绍祖国的海外政策和家乡情况。回国后，先生还在《访美归来杂想录》一文中就如何进一步搞好统一战线、教育科技、计划生育、离退休知识分子以及民主政治和协商监督等方面的工作，提供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1989年，先生应邀到山西大学、太原工业大学、山西医学院、太原师专等大专院校及晋中、吕梁、长治、忻州、大同等中共地市委党校，以其50年来的亲身经历进行新旧社会对比，史论结合地讲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历史的必然；在山西省政协和共青团山西省委组织的政协委员"三亲"(亲历、亲见、亲闻)、"三热爱"报告团里，先生令人信服地讲述"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好"。他的言行深深地影响着当代青年和同他接触过的各界人士。
1995年8月10日，先生同政法部门负责人视察省少管所，同14岁少年李勇作了交谈。稚气未退的李勇表示要努力学习改造的沉痛话语，使当晚返回省城的先生夜不能寐，便提笔致李勇道:"......你名叫李勇，殷切盼望你，以及和你一起的犯法少年，清算过去之恶，总结过去教训，猛速回头......勇于悔罪自新，勇于学习劳动，勇于改造思想......尽快把自己改变成为一个有益国家、有益社会、有益人民的新人，不辜负党和政府和你父母双亲以及我对你的热情期望......"同时，先生通过多种新闻媒介向社会各界疾呼:"我们必须努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教育好青少年，尤其是失足青少年。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先生的心，打动了每个为人父母者的心，打动了山西劳改劳教战线上每位领导和管教人员的心，少管所政委吴尤让说:"学习了这封信后，我们在工作中更多地注重了一个字儿，那就是‘情‘，他们都是些孩子呀！......今后，我们将对生活环境、统一着装、行为规范等加以改善，还有，管教干部的工作方法也要随之不断改进。这样才能不负李老等社会各界对我们寄予的殷切希望......"
据不精确统计，先生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各种参政议政渠道，写了近百件提案和建议，向全国政协反映了不少社情和民意，囊括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从建国初期至今近50年来，先生先后在山西从事民主同盟、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政协、人大以及学术社团等工作，其敬业乐群、永追进步之精神风范，常为人们所称道。正如省民革主委、太原理工大学校长谢克昌教授对其评价:"我们从老主委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在掌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上，李老的指导尤为重要。李老在人格上很有魅力，他能凝聚人心，团结同志，为稳定局面，常起到重要作用。"现今，先生两鬓霜白，年事渐高，虽已肩卸重任，但忧国忧民之情丝毫未减，关心时政、兴省富民之心常萦于怀。时以郑板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之诗以自勉。近读北京《团结报》，载先生某次座谈会上所咏"盛世常觉岁不老，兴国每感肩未轻，春风浩荡雨露沐，永报宏图寄晚情"之句，更体先生忠党爱国、老而弥坚的革命豪情和进步精神。我们后生晚辈见贤思齐，心响仰之。乃祝愿先生精神矍铄，洪钟长鸣，老有所为，青春永驻。
(责编 张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