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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漫长的时间，《四川美术史》上、中、下三册（巴蜀书社）终于出齐了，希望这本书能够对四川美术事业的发展、四川文化的发展有一些贡献，当然，更希望读者喜欢，这些读者不仅包括画家、书法家、雕塑家、工艺美术家等，也包括普通的美术爱好者。这里的美术不是狭义的绘画，而是传统的美术，包括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和工艺美术等五个门类。实际上，四川美术史本质上就是一部集四川绘画史、四川书法史、四川建筑史、四川雕塑史、四川工艺美术史为一体的史书。从时间上讲，也包括1997年前的重庆，所以如果称作《巴蜀美术史》，应该也是恰当的。
目前出版的《四川美术史》三册，总字数达320万字，从体量、规模、内容上讲，在全国范围内，均超过其他省市区所出版的地域美术史。不仅如此，《四川美术史》还是笔者独立完成的。
全书完成出版之际，《现代艺术》杂志社总编辑蒲秀政先生嘱我写篇文章，谈谈《四川美术史》的写作经过、感想等等。正合我意，故写下此文，算是汇报。
一、我的大致经历
我1959年出生于大巴山腹地的四川巴中县城关镇（今四川巴中市巴州区），后就读于巴中清江小学、巴中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巴中县中学;1975年至1977年在巴中石门公社做知青;1978年至1980年就读于四川达县师范专科学校（今四川文理学院）英文系（说是系，有点夸张，实际上仅全日制30位学生，且含委培生），是改革开放后首届高考77级第一批大学生（初入学时，笔者连26个英语字母也认不全。专业非自己所想，这是当时较为普遍的情况）;1981年至1987年于四川达县市高级中学任英语教师;1987年至1997年在四川遂宁市文化局创作办公室工作，任创作员、创作室主任和遂宁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1996年获副编审职称，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7年5月至今在四川省社科院工作，历任四川省智力开发与专门人才研究所（今四川省社科院管理学研究所）科研人员、四川省社科院学位办主任、博士后管理办负责人、研究生学院副院长和常务副院长。现为四川省社科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四川省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儿童文学”翻译奖、巴蜀文艺奖等。
二、《四川美术史》出版后的评价和影响
我所著《四川美术史》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该书三册陆续出版后，得到了各方面的一些肯定。
该书的质量和内容得到了一些专家学者和书画家的较高评价，如中国文联副主席陈振濂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吴为山教授，长江学者、历史学家宁强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李明泉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副校长、历史学者王川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教授，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研究员，四川大学教授、美术理论家林木，四川大学教授、《藏族美术史》作者康·格桑益西，四川美术学院原副院长、画家唐允民教授等。这些评语包括“开创之作，学术领先”“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四川漫长而悠久的美术发展”“区域地方美术史研究立一标杆”“对四川籍艺术家的研究已经达到最全面深入的境地”“蜀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等等。
书籍出版后不但为国图、首图、上图、川图等图书馆馆藏，还为北大、清华、人大、南大、川大等众多著名大学图书馆馆藏;书籍进入文轩、京东等实体书店和线上进行销售;上册、中册、下册出版后，省社科院和省文联、省评论家协会和省艺术院，分别举办了专门的研讨会;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华文化论坛》在“新著推荐”同时刊发了五篇评论文章;《四川日报》以近乎三个整版分别刊发了上册、中册、下册出版后对笔者的采访文章;下册出版后《成都日报》《华西都市报》均以整版介绍。《成都日报》副刊还以我的姓名开设了专栏《唐林谈艺》，让我介绍巴蜀绘画、书法、雕塑等美术名篇。2018年，我还应邀参加中央电视台《中国影像方志》中江卷的采访，介绍四川中江县的塔梁子崖墓壁画一一四川现存年代最早的壁画，并在科教频道播出。
依专家评述，《四川美术史》一书应该创造了两个四川的第一：一者，填补了四川美术史研究的空白;二者，它是目前中国地方美术通史研究中篇幅最长的作品。
三、机缘巧合的《四川美术史》立项经过
写作本书的时机大概起始于2012年，我院在时任副院长李明泉研究员的提议和侯水平院长的支持下，准备做一套《四川美术丛书》，拟写了大约十个左右的书名。我是偶然知道此事的。由于从小对美术的热爱与向往（更多是对写作的热爱），我主动向领导申请将其中的《四川美术史》的写作由我来承担。老实讲，当时我对院里能否交给我这个项目，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按照常规，院里不太可能将此书交给我一个非科研人员来承担的。
幸运的是，院里最后将此项目交给了我。
四、关于《四川美术史》写作的种种
（一）关于研究对象
在美术研究领域中，传统是根据造型艺术的视觉审美性质，而不是作品中的材质来进行分类，也就是说，美术史是划分为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等五个门类，如王朝闻先生担任总编的《中国美术史》（艺术学科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就是这样划分的。《四川美术史》完全服从和坚守这一分类标准。
《四川美术史》研究对象是四川造型艺术的历史，时间长度从先秦到清代（清代部分少量涉及清末民初）。
（二）关于写作内容
《四川美术史》由于时间跨度长达约五千年，最早的器物涉及旧石器时代，如：在奉节（今属重庆）智人（距今14万年）考古中出土一颗完整的象牙，上面刻有图案，那是最早的牙雕;在四川攀枝花市舊石器时代晚期回龙湾洞穴遗址出土的一批钻孔石器和一枚骨针，等等。由于涉及的内容太过繁多，且时间异常漫长，本书不可能面面俱到，什么都介绍。但也不能有“硬伤”。此处的硬伤指是主要人物、主要作品、主要活动，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千万不能忽略，一定要写进书里。至于一些微小的，即使有所忽略，应该也无伤大雅。 （三）关于读书
《四川美术史》的写作，肯定需要读大量的书，或者说需要读一些必需的参考书籍。我主要阅读的是《中国美术史》（11册）、《中国书法史》（7册）、《四川文物志》（4册）、《四川通史》（7册）、《成都通史》（7册）、《重庆通史》（2册）等。可以说，这些书是写作《四川美术史》参考的最基础的书籍。
这一点上，我应该说自己幸运，许多学者在本书涉及的各个专门领域中长期辛勤耕耘，他们的研究成果成为撰写本书的珍贵资源。这些学者包括：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任乃强、缪钺、张秀熟、邓子琴、李学勤、卫聚贤、童恩正、蒙默、段渝、谭继和、贾大泉、陈世松、罗开玉、李敬洵、吴康零、林放、谢元鲁、余德章、黄剑华、苏成纪、王家祐、蒋学松、陈瑞林、李复华、梁思成、刘敦桢、金维诺、王逊、林树中、周积寅、邓福星、李松、薜永年、蔡星仪、顾森、徐书城、徐建融、陈绶祥、杜哲森、杨新、单国强、薄松年、刘曦林、陈传席、孔六庆、阮荣春、李公明、王子云、李巳生、胡文和、刘长久、何应辉、冯广宏、舒大刚、何一民、林木、康·格桑益西、杨嘉铭、黄宗贤、魏学峰、韩刚、袁庭栋，还有许多许多。我通过阅读他们的著述而获益匪浅。虽然这些学者中有许多人我素昧平生（其中一些早已过世），但他们的研究成果是本书得以完成的基础，是他们的著述让我在几千年的历史迷雾中找到了写作《四川美术史》的脉络和线索，提炼出四川美术历史中的主要人物、主要作品、主要活动，避免了“硬伤”的出现。这对于四川美术史的顺利完成，至关重要。
（四）关于写作的状态
笔者非历史学科班出身，也非专业的科研人员，更没有高职称等背景（从1996年我评为副编审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在管理岗位，也就没继续评职称），而且从做学问的角度讲，我的基础也较差，没有受过历史学、美术学的系统教育。因此写作《四川美术史》，我遵循的原则是必须吃常人吃不了的苦，下常人不能下的力气。我出生之地乃当年红四方面军战斗过的地方，山高水长，异常贫穷。因此，我本质上是一个大巴山人。大巴山人也许智慧不够，灵气不足，但使蛮力，用蛮劲，踏实肯干，当一个先飞的笨鸟，当一个搬山不止的愚公，却是能够做到的。
在写作《四川美术史》上册时，我几乎是每周只休息一天，每天差不多是全院第一个到办公室上班的，每天除开必要的公务、吃饭和打盹，很多时侯是从早上八点半一直写到晚上八点（这一点，与我同层办公的研究生学院的同事和一些科研人员可以作证）。有朋友称我是“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也算基本属实。我是真正在与时间赛跑。
现在想来，我当初承担写作《四川美术史》实在是一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事情，因为在我接受这个项目并进入写作后，我才知道为什么过去在四川几乎没有人从事这项研究。从早在200万年前的旧石器人类起源时代，在巫山等地就有早期人类在这一带繁衍生息开始直至今天，四川有美术的历史太过漫长、繁杂又庞大了。时空漫漫，浩如烟海，千头万绪，要想完成这项工作，实在是太过艰难。更让人吃力的是，在美术研究领域，学院派的传统是根据造型艺术的视觉审美性质，而不是作品中的材质来进行分类，也就是说，美术史是划分为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等五个门类，《四川美术史》也是按照这五个门类进行划分的，而这五个门类的任何一个门类，如果写得稍微详细一些，那都将是厚厚的几本书也难以容纳的。最困难的是，美术史学是非常精细且涉及面极广的一门学科，它涉及考古、文物、文字、神话、宗教、政治、民俗、地理等等，这些都是博大而复杂的学问，各项之间彼此关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深入其中的写作，我经常有力不从心甚至绝望的感觉。
如此错综复杂，如此巨大的工作量，我唯有“亡命”“拼命”，没有其他选择。
现在，我有时看到这三本厚厚的书，还心生惊异：我过去几年是怎么把它们一字一字“敲”出来的呀？
（五）关于本书的视角
现在呈现给读者们的《四川美术史》，不同于省志、市志，需要群策群力，而是作为一个研究者的笔者个人视野中的四川美术历史。这个历史过程的判断更多的是个人的，虽然这种判断是基于前人的，包括前人的著述、评论、文章，如写作五代两宋部分的内容，就基于宋代四川人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邓椿的《画继》等。基于此，每写一字一段，务求要有历史依据。如果真要说什么具体的视角，我想，我自己心中的四川美术史的视角，就是参考王朝闻总主编的《中国美术史》体例。
不管怎样，正是因为个人的视角，就存在局限，就有遗漏，哪怕你心中有一个看似完美的标准，有时也可能眼高手低。
（六）关于本书中的新发现
如果说一本书只是史料的整理、收集等，我想即使做得再好，可能也是不够完美的，而应该要有新意。这个新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吸收近几十年来四川美术研究的新成果，二是一定要有新发现。在新发现方面，我下了不少的功夫。
限于篇幅，本处仅以山东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始出四川为例，来说明一下。
山东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和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并称为中国木刻版画三大产地，其中，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始祖是明末清初四川梓潼杨氏一族。
根据山东潍坊杨家埠《杨氏宗谱》记载：“杨氏一族，原籍四川成都府梓潼县人，自前明洪武年间迁潍，居浞水西岸，隆庆六年因水患，复迁西埠”，还有碑文亦日：“潍东杨氏，原籍四川梓潼县人，自故明成化迁潍，卒葬村北，累世坟兆可稽”。笔者根据有关史料梳理如下，杨家埠杨氏是四川梓潼县重华乡（今属江油市重华镇）人，其家族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但应该是泛指1368年之后数年）从四川梓潼县迁到山东潍县（今山东潍坊市，明代属莱州府）。杨氏先祖在潍县定居后充分发挥四川梓潼工匠画的绘画才能，根据山东民俗创造了杨家埠木版年画的灿烂文化。这个事件如今成了山东省的旅游导游词（《好客山东导游词》）。
那么，在明代初期四川只有“湖廣填四川”的大背景下（人口密集区的移民向人口稀疏区自发流动），为什么杨氏家族逆势而为，千里迢迢从四川梓潼迁移到山东潍县的呢？这是强制性移民。四川迁民远徙山东的胶东半岛（包括今潍坊市），不是自发移民，而是朱元璋为消除反侧势力，将巴蜀地区明玉珍政权的支持者迁往异乡的战略布局。 那么，梓潼县如此多的百姓，为什么偏偏会选中杨氏家族移民山东哩？这是因为在明军平蜀过程中，大夏军队让明军损兵折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战事结束后，明王朝采取政治性移民手段对同情、支持明氏政权的百姓进行清算。梓潼县的杨氏家族可能就是因为同情、支持明氏政权而被列为移徙对象的。
根据陈世松研究员考证，明初，在四川，移民山东最多的地区是成都及成都府辖县（战争最惨烈的区域），其次是川北地区（包括梓潼）、川南地区，而川东地区极少（陈世松《明初胶东半岛川滇移民由来考》）。
山东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始出四川人之手，在四川几乎没有研究，只是在江油本地的文史资料中有些许文字介绍，可以说根本没有引起四川各界的重视。而这个事件在四川艺术史中却非常重要，它至少说明四川绘画家、工艺美术家早在数百年前，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就与山东等北方地区产生了文化交流，并在当地、在今天，结出了最为丰硕的成果。
关于这类新的发现，在《四川美术史》上、中、下册均有介绍，尤以元明时期最多（这与元明时期四川不断动荡的时事有关），譬如本蜀阆州（今四川阆中市）人陈汝言（约1331-1371年）和陈汝秩（1329-1385），蜀人李容瑾（生卒不详），四川遂宁王立中，清代茂州（今阿坝茂县）人杨翰，清代四川梁山（今重庆梁平）人刘彦冲等等。这些美术家的姓名、作品和活动，在这之前的四川史志中几乎从来不曾出现，一些可以说是第一次亮相于四川的书籍之中。正是他们从历史深处浮上来，我们原本籍籍无名的元明清四川美术历史，才出现了一些耀眼的星星和绚丽的光芒。
（七）关于本书的一些遗憾
图片质量问题。这可能是本书主要的遗憾。由于本书出版经费均由财政支持，经费有限，没有多余的经费用在图片拍摄上。
通史问题。通史写作投入多少力量都不够，《四川美术史》作为一部通史，特别是在一个人独立写作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方法问题。四川美术史应该有更多承载，描述应该有新思维、新方法，这方面，本书尚有待提高。
专章问题。一些四川古代的著名人物，例如黄筌、苏轼等，应该安排更多的文字来叙述。
等等。
五、独立写作及其他
中册出版后，四川大学一位老师电话里直言不讳地问我，大意是“你担任研究生學院的领导，你写《四川美术史》时是否让一些研究生们来帮过忙？”我马上回答“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四川美术史》的每一个字，都是我在电脑键盘上自己敲出来的。” 讲真话，在写作上册、发现此书工作量极大且异常复杂的时候，我曾经考虑过找合作者来共同写作中册、下册。然而思来想去，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原因有二：
一是《四川美术史》在我省本身就是一个空白，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没有可借鉴的经验，我本人连《四川美术史》整体都无法把握、都在探索中，怎么好邀请其他人进来一起吃苦探索？同时，由于我前期也无相关较为公认的著述，合作者也不可能相信我的能力。
二是我个人一直认为，一本书在可能的情况下，最好能够独立完成，因为按照一般情况，出版一套书，如果涉及写作的人太多，关系就会变得较为复杂，譬如署名怎么署？谁先谁后？另外，经费怎么分配？虽然此书列入院重大科研项目，但经费有限，不太可能发放稿费的。还有，每个人写作进度不同、文字风格不同，怎么办？根据我所观察到的其他案例，这样合作的结果往往不妙，或拖的时间太久，或半途而废，或无疾而终。与其如此，倒不如自己做。
独立写作，迫不得已。
写作，对我来讲不仅是一项工作，更是我毕生热爱的事业（热爱，很多时候与所从事的职业关系不大）。今后肯定陪伴我终生了。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将此项目列为院重大科研项目，并交给我来完成，这是我的一生的幸运，也是我唯一的机会。
一个人的一生非常有限，一生中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足矣。
时代的一缕光线，落在普通人身上，真的就是一片暖阳。
是以为记。
目前出版的《四川美术史》三册，总字数达320万字，从体量、规模、内容上讲，在全国范围内，均超过其他省市区所出版的地域美术史。不仅如此，《四川美术史》还是笔者独立完成的。
全书完成出版之际，《现代艺术》杂志社总编辑蒲秀政先生嘱我写篇文章，谈谈《四川美术史》的写作经过、感想等等。正合我意，故写下此文，算是汇报。
一、我的大致经历
我1959年出生于大巴山腹地的四川巴中县城关镇（今四川巴中市巴州区），后就读于巴中清江小学、巴中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巴中县中学;1975年至1977年在巴中石门公社做知青;1978年至1980年就读于四川达县师范专科学校（今四川文理学院）英文系（说是系，有点夸张，实际上仅全日制30位学生，且含委培生），是改革开放后首届高考77级第一批大学生（初入学时，笔者连26个英语字母也认不全。专业非自己所想，这是当时较为普遍的情况）;1981年至1987年于四川达县市高级中学任英语教师;1987年至1997年在四川遂宁市文化局创作办公室工作，任创作员、创作室主任和遂宁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1996年获副编审职称，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7年5月至今在四川省社科院工作，历任四川省智力开发与专门人才研究所（今四川省社科院管理学研究所）科研人员、四川省社科院学位办主任、博士后管理办负责人、研究生学院副院长和常务副院长。现为四川省社科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四川省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儿童文学”翻译奖、巴蜀文艺奖等。
二、《四川美术史》出版后的评价和影响
我所著《四川美术史》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项目。该书三册陆续出版后，得到了各方面的一些肯定。
该书的质量和内容得到了一些专家学者和书画家的较高评价，如中国文联副主席陈振濂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吴为山教授，长江学者、历史学家宁强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李明泉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副校长、历史学者王川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教授，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研究员，四川大学教授、美术理论家林木，四川大学教授、《藏族美术史》作者康·格桑益西，四川美术学院原副院长、画家唐允民教授等。这些评语包括“开创之作，学术领先”“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四川漫长而悠久的美术发展”“区域地方美术史研究立一标杆”“对四川籍艺术家的研究已经达到最全面深入的境地”“蜀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等等。
书籍出版后不但为国图、首图、上图、川图等图书馆馆藏，还为北大、清华、人大、南大、川大等众多著名大学图书馆馆藏;书籍进入文轩、京东等实体书店和线上进行销售;上册、中册、下册出版后，省社科院和省文联、省评论家协会和省艺术院，分别举办了专门的研讨会;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华文化论坛》在“新著推荐”同时刊发了五篇评论文章;《四川日报》以近乎三个整版分别刊发了上册、中册、下册出版后对笔者的采访文章;下册出版后《成都日报》《华西都市报》均以整版介绍。《成都日报》副刊还以我的姓名开设了专栏《唐林谈艺》，让我介绍巴蜀绘画、书法、雕塑等美术名篇。2018年，我还应邀参加中央电视台《中国影像方志》中江卷的采访，介绍四川中江县的塔梁子崖墓壁画一一四川现存年代最早的壁画，并在科教频道播出。
依专家评述，《四川美术史》一书应该创造了两个四川的第一：一者，填补了四川美术史研究的空白;二者，它是目前中国地方美术通史研究中篇幅最长的作品。
三、机缘巧合的《四川美术史》立项经过
写作本书的时机大概起始于2012年，我院在时任副院长李明泉研究员的提议和侯水平院长的支持下，准备做一套《四川美术丛书》，拟写了大约十个左右的书名。我是偶然知道此事的。由于从小对美术的热爱与向往（更多是对写作的热爱），我主动向领导申请将其中的《四川美术史》的写作由我来承担。老实讲，当时我对院里能否交给我这个项目，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按照常规，院里不太可能将此书交给我一个非科研人员来承担的。
幸运的是，院里最后将此项目交给了我。
四、关于《四川美术史》写作的种种
（一）关于研究对象
在美术研究领域中，传统是根据造型艺术的视觉审美性质，而不是作品中的材质来进行分类，也就是说，美术史是划分为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等五个门类，如王朝闻先生担任总编的《中国美术史》（艺术学科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就是这样划分的。《四川美术史》完全服从和坚守这一分类标准。
《四川美术史》研究对象是四川造型艺术的历史，时间长度从先秦到清代（清代部分少量涉及清末民初）。
（二）关于写作内容
《四川美术史》由于时间跨度长达约五千年，最早的器物涉及旧石器时代，如：在奉节（今属重庆）智人（距今14万年）考古中出土一颗完整的象牙，上面刻有图案，那是最早的牙雕;在四川攀枝花市舊石器时代晚期回龙湾洞穴遗址出土的一批钻孔石器和一枚骨针，等等。由于涉及的内容太过繁多，且时间异常漫长，本书不可能面面俱到，什么都介绍。但也不能有“硬伤”。此处的硬伤指是主要人物、主要作品、主要活动，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千万不能忽略，一定要写进书里。至于一些微小的，即使有所忽略，应该也无伤大雅。 （三）关于读书
《四川美术史》的写作，肯定需要读大量的书，或者说需要读一些必需的参考书籍。我主要阅读的是《中国美术史》（11册）、《中国书法史》（7册）、《四川文物志》（4册）、《四川通史》（7册）、《成都通史》（7册）、《重庆通史》（2册）等。可以说，这些书是写作《四川美术史》参考的最基础的书籍。
这一点上，我应该说自己幸运，许多学者在本书涉及的各个专门领域中长期辛勤耕耘，他们的研究成果成为撰写本书的珍贵资源。这些学者包括：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任乃强、缪钺、张秀熟、邓子琴、李学勤、卫聚贤、童恩正、蒙默、段渝、谭继和、贾大泉、陈世松、罗开玉、李敬洵、吴康零、林放、谢元鲁、余德章、黄剑华、苏成纪、王家祐、蒋学松、陈瑞林、李复华、梁思成、刘敦桢、金维诺、王逊、林树中、周积寅、邓福星、李松、薜永年、蔡星仪、顾森、徐书城、徐建融、陈绶祥、杜哲森、杨新、单国强、薄松年、刘曦林、陈传席、孔六庆、阮荣春、李公明、王子云、李巳生、胡文和、刘长久、何应辉、冯广宏、舒大刚、何一民、林木、康·格桑益西、杨嘉铭、黄宗贤、魏学峰、韩刚、袁庭栋，还有许多许多。我通过阅读他们的著述而获益匪浅。虽然这些学者中有许多人我素昧平生（其中一些早已过世），但他们的研究成果是本书得以完成的基础，是他们的著述让我在几千年的历史迷雾中找到了写作《四川美术史》的脉络和线索，提炼出四川美术历史中的主要人物、主要作品、主要活动，避免了“硬伤”的出现。这对于四川美术史的顺利完成，至关重要。
（四）关于写作的状态
笔者非历史学科班出身，也非专业的科研人员，更没有高职称等背景（从1996年我评为副编审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在管理岗位，也就没继续评职称），而且从做学问的角度讲，我的基础也较差，没有受过历史学、美术学的系统教育。因此写作《四川美术史》，我遵循的原则是必须吃常人吃不了的苦，下常人不能下的力气。我出生之地乃当年红四方面军战斗过的地方，山高水长，异常贫穷。因此，我本质上是一个大巴山人。大巴山人也许智慧不够，灵气不足，但使蛮力，用蛮劲，踏实肯干，当一个先飞的笨鸟，当一个搬山不止的愚公，却是能够做到的。
在写作《四川美术史》上册时，我几乎是每周只休息一天，每天差不多是全院第一个到办公室上班的，每天除开必要的公务、吃饭和打盹，很多时侯是从早上八点半一直写到晚上八点（这一点，与我同层办公的研究生学院的同事和一些科研人员可以作证）。有朋友称我是“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也算基本属实。我是真正在与时间赛跑。
现在想来，我当初承担写作《四川美术史》实在是一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事情，因为在我接受这个项目并进入写作后，我才知道为什么过去在四川几乎没有人从事这项研究。从早在200万年前的旧石器人类起源时代，在巫山等地就有早期人类在这一带繁衍生息开始直至今天，四川有美术的历史太过漫长、繁杂又庞大了。时空漫漫，浩如烟海，千头万绪，要想完成这项工作，实在是太过艰难。更让人吃力的是，在美术研究领域，学院派的传统是根据造型艺术的视觉审美性质，而不是作品中的材质来进行分类，也就是说，美术史是划分为绘画、书法、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等五个门类，《四川美术史》也是按照这五个门类进行划分的，而这五个门类的任何一个门类，如果写得稍微详细一些，那都将是厚厚的几本书也难以容纳的。最困难的是，美术史学是非常精细且涉及面极广的一门学科，它涉及考古、文物、文字、神话、宗教、政治、民俗、地理等等，这些都是博大而复杂的学问，各项之间彼此关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深入其中的写作，我经常有力不从心甚至绝望的感觉。
如此错综复杂，如此巨大的工作量，我唯有“亡命”“拼命”，没有其他选择。
现在，我有时看到这三本厚厚的书，还心生惊异：我过去几年是怎么把它们一字一字“敲”出来的呀？
（五）关于本书的视角
现在呈现给读者们的《四川美术史》，不同于省志、市志，需要群策群力，而是作为一个研究者的笔者个人视野中的四川美术历史。这个历史过程的判断更多的是个人的，虽然这种判断是基于前人的，包括前人的著述、评论、文章，如写作五代两宋部分的内容，就基于宋代四川人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邓椿的《画继》等。基于此，每写一字一段，务求要有历史依据。如果真要说什么具体的视角，我想，我自己心中的四川美术史的视角，就是参考王朝闻总主编的《中国美术史》体例。
不管怎样，正是因为个人的视角，就存在局限，就有遗漏，哪怕你心中有一个看似完美的标准，有时也可能眼高手低。
（六）关于本书中的新发现
如果说一本书只是史料的整理、收集等，我想即使做得再好，可能也是不够完美的，而应该要有新意。这个新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吸收近几十年来四川美术研究的新成果，二是一定要有新发现。在新发现方面，我下了不少的功夫。
限于篇幅，本处仅以山东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始出四川为例，来说明一下。
山东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和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并称为中国木刻版画三大产地，其中，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始祖是明末清初四川梓潼杨氏一族。
根据山东潍坊杨家埠《杨氏宗谱》记载：“杨氏一族，原籍四川成都府梓潼县人，自前明洪武年间迁潍，居浞水西岸，隆庆六年因水患，复迁西埠”，还有碑文亦日：“潍东杨氏，原籍四川梓潼县人，自故明成化迁潍，卒葬村北，累世坟兆可稽”。笔者根据有关史料梳理如下，杨家埠杨氏是四川梓潼县重华乡（今属江油市重华镇）人，其家族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但应该是泛指1368年之后数年）从四川梓潼县迁到山东潍县（今山东潍坊市，明代属莱州府）。杨氏先祖在潍县定居后充分发挥四川梓潼工匠画的绘画才能，根据山东民俗创造了杨家埠木版年画的灿烂文化。这个事件如今成了山东省的旅游导游词（《好客山东导游词》）。
那么，在明代初期四川只有“湖廣填四川”的大背景下（人口密集区的移民向人口稀疏区自发流动），为什么杨氏家族逆势而为，千里迢迢从四川梓潼迁移到山东潍县的呢？这是强制性移民。四川迁民远徙山东的胶东半岛（包括今潍坊市），不是自发移民，而是朱元璋为消除反侧势力，将巴蜀地区明玉珍政权的支持者迁往异乡的战略布局。 那么，梓潼县如此多的百姓，为什么偏偏会选中杨氏家族移民山东哩？这是因为在明军平蜀过程中，大夏军队让明军损兵折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战事结束后，明王朝采取政治性移民手段对同情、支持明氏政权的百姓进行清算。梓潼县的杨氏家族可能就是因为同情、支持明氏政权而被列为移徙对象的。
根据陈世松研究员考证，明初，在四川，移民山东最多的地区是成都及成都府辖县（战争最惨烈的区域），其次是川北地区（包括梓潼）、川南地区，而川东地区极少（陈世松《明初胶东半岛川滇移民由来考》）。
山东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始出四川人之手，在四川几乎没有研究，只是在江油本地的文史资料中有些许文字介绍，可以说根本没有引起四川各界的重视。而这个事件在四川艺术史中却非常重要，它至少说明四川绘画家、工艺美术家早在数百年前，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就与山东等北方地区产生了文化交流，并在当地、在今天，结出了最为丰硕的成果。
关于这类新的发现，在《四川美术史》上、中、下册均有介绍，尤以元明时期最多（这与元明时期四川不断动荡的时事有关），譬如本蜀阆州（今四川阆中市）人陈汝言（约1331-1371年）和陈汝秩（1329-1385），蜀人李容瑾（生卒不详），四川遂宁王立中，清代茂州（今阿坝茂县）人杨翰，清代四川梁山（今重庆梁平）人刘彦冲等等。这些美术家的姓名、作品和活动，在这之前的四川史志中几乎从来不曾出现，一些可以说是第一次亮相于四川的书籍之中。正是他们从历史深处浮上来，我们原本籍籍无名的元明清四川美术历史，才出现了一些耀眼的星星和绚丽的光芒。
（七）关于本书的一些遗憾
图片质量问题。这可能是本书主要的遗憾。由于本书出版经费均由财政支持，经费有限，没有多余的经费用在图片拍摄上。
通史问题。通史写作投入多少力量都不够，《四川美术史》作为一部通史，特别是在一个人独立写作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方法问题。四川美术史应该有更多承载，描述应该有新思维、新方法，这方面，本书尚有待提高。
专章问题。一些四川古代的著名人物，例如黄筌、苏轼等，应该安排更多的文字来叙述。
等等。
五、独立写作及其他
中册出版后，四川大学一位老师电话里直言不讳地问我，大意是“你担任研究生學院的领导，你写《四川美术史》时是否让一些研究生们来帮过忙？”我马上回答“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四川美术史》的每一个字，都是我在电脑键盘上自己敲出来的。” 讲真话，在写作上册、发现此书工作量极大且异常复杂的时候，我曾经考虑过找合作者来共同写作中册、下册。然而思来想去，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原因有二：
一是《四川美术史》在我省本身就是一个空白，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没有可借鉴的经验，我本人连《四川美术史》整体都无法把握、都在探索中，怎么好邀请其他人进来一起吃苦探索？同时，由于我前期也无相关较为公认的著述，合作者也不可能相信我的能力。
二是我个人一直认为，一本书在可能的情况下，最好能够独立完成，因为按照一般情况，出版一套书，如果涉及写作的人太多，关系就会变得较为复杂，譬如署名怎么署？谁先谁后？另外，经费怎么分配？虽然此书列入院重大科研项目，但经费有限，不太可能发放稿费的。还有，每个人写作进度不同、文字风格不同，怎么办？根据我所观察到的其他案例，这样合作的结果往往不妙，或拖的时间太久，或半途而废，或无疾而终。与其如此，倒不如自己做。
独立写作，迫不得已。
写作，对我来讲不仅是一项工作，更是我毕生热爱的事业（热爱，很多时候与所从事的职业关系不大）。今后肯定陪伴我终生了。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将此项目列为院重大科研项目，并交给我来完成，这是我的一生的幸运，也是我唯一的机会。
一个人的一生非常有限，一生中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足矣。
时代的一缕光线，落在普通人身上，真的就是一片暖阳。
是以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