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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考小说阅读与散文阅读是构成江苏高考文学类文本阅读的两种文体，每年考查一种。教师应该站在何处帮助学生解答小说阅读题？有没有相对来说可以“一站到底”之法？本文做了一些探索。近六年来，小说考了四次，选材大致归纳为两类：外国小说、民国小说。这两类小说由于时空疏远、情节陌生，学生难以读懂文本，更难回答问题，得分自然不高。本文从三要素之一——人物的角度出发，紧扣人物描写的变化，推测全文主旨，匹配参考答案，力图对学生应对小说阅读做出高效而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 小说阅读 核心 人物 变化
一、环境疏远与情节困境
（一）时空（环境）疏远
先看作者。杜鲁门·卡波特（2017）作为“非虚构性小说”的代表，以《一个圣诞节的回忆》讲述温情的西方故事，其生平事迹远非高中生所知晓。沈从文（2016）虽是家喻户晓，但是《会明》所处的时代已离得有些远，蔡锷、讨袁、国民革命，这些词对学生而言只是在历史教材中一带而过，浮光掠影。列夫·托尔斯泰（2014）好像耳熟能详，但他的《安娜·卡列尼娜》并非必读书目，何况考题只是选、改了结尾部分的片段化情节。尽管师陀（2012）的文章在课内有所涉及，但这篇类似于叙事散文的“文体不清”者，并不能使选文最后的“一九四二年二月”与主旨有相关性联系，若有，也无非是相反性联想。是为第一次疏远。
似乎，我们读出了选材者的“有所提倡”和“有所规避”。盡管“提倡”与“规避”总是相反相成、此消彼长。因此，“作者”一词的意涵，已经不止于文本的原作者，还包括对文本“有删改”的“作者”——出题者。这就是我认为的时空上的二次疏远。
第二次疏远比第一次疏远更值得人们注意。首先，“作者”尽量与学生所学有些许关联，不彻底脱离高中教材的实际与高中生的实际，却疏远了当下中国的实际语境；其次，与人情人性之美相关，却疏远了高中生的实际经验；再次，尽量保持了与文学本质的关联，却疏远了教学实际中的师生共读体验，造成了“体”、“用”双方的矛盾；最后，疏远了高三实际生活，却很好地提倡了非功利阅读的敏感体验力，恰恰说明高三“盲目刷题”不可行，而应提倡博学通达，以提高语言应用能力作为“以不变应万变”的根本之法。
至此，我们可以说“第二次疏远”不是绝对的好或坏，而是有价值的求变与探索。关键是学生一方，如何在试题渐趋“疏远”中找准属于自己的“时空”定位，毕竟“解题”是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二）情节的困境
“情节是按照因果逻辑组织起来的一系列事件”[1]。赋予一千字左右的小说以情节的因果逻辑，不是易事，何况情节应该“表现为动作、反动作和矛盾的解决的一种本身完整的运动”[2]。因而，突出人物在各种矛盾中具有完整性的变化，才是情节的应有之意。
且看《邮差先生》中的矛盾。送信、收信，而已。稍有波澜处如下。
“邮差先生敲门。门要是虚掩着，他走进去。
‘家里有人吗？’他在过道里大声喊。
他有时候要等好久。最后从里头走出一位老太太，她的女婿在外地做生意，再不然，她的儿子在外边当兵。她出来得很仓促，两只手湿淋淋的，分明刚才还在做事。
‘干什么的？’老太太问。
邮差先生告诉她：‘有一封信，挂号信，得盖图章。’
老太太没有图章。
‘那你打个铺保，晚半天到局子里来领。这里头也许有钱。’
‘有多少？’
‘我说也许有，不一定有。’
你能怎么办呢？对于这个好老太太。邮差先生费了半天唇舌，终于又走到街上来了”。
让人实难惊艳于矛盾激荡的完整情节。
再如《安娜之死》的开头。
“在火车进站的时候，安娜夹在一群乘客中间下了车。她想着，如果没有回信就准备再乘车往前走。她拦住一个挑夫，打听有没有一个从渥伦斯基伯爵那里带信来的车夫。
她正询问时，那个面色红润、神情愉快、穿着一件挂着表链的时髦外套、显然很得意那么顺利就完成了使命的车夫米哈伊尔，走上来交给她一封信。她撕开信，还没有看，她的心就绞痛起来”。
从列车进站到卧轨自杀，安娜的内心独白占据大量篇幅，让不得其法的学生陷入情节的困境。诚如《邮差先生》在题干中所言：“作品叙述舒缓，没有太强的故事性，这样写对表现小说内容有什么作用？试作探究。”这道题没有说出“情节”一词，但“叙述舒缓”已暗示学生从“情节”切入，谈情节的表现力。这不禁令人思索，情节既然没有完整的矛盾，能否谈及其矛盾的作用呢？当然，舒缓的叙述在文学作品中并不少见，譬如沈从文及其代表作《边城》。但是值得人们注意的是，“‘突转’模式是沈从文小说叙事的重要特点……并以‘死亡’的‘突转’为其特色，产生了发现、惊异、悲剧和空白的审美效果。沈从文小说在叙事上的‘突转’既渗透了他的人生体验，又是对人生‘偶然性’的理性思考。1937年以后，沈从文几乎中断了小说叙事的‘突转’模式而转向‘抽象’层面的思考，这也带来了他的精神危机”[3]。不言而喻，高考层面远不到抽象的思考，至于《边城》之经典必然在悲剧之“突转”——傩送之死，爷爷遗孤，翠翠落空。
在此，笔者无意评价选文者的用意，这也不是本文要研究的方向。最重要的是学生的阅读能力及答题能力如何在调整中提高。毕竟，现状中情节的缺位造成了学生阅读体验完整性的缺位，情节的困境考验学生（更是老师）应对阅读答题进行的策略变化。
二、人物变化寻策略
当面对小说三要素中的“时空”（环境）疏远，“情节”产生缺位的困境，我们终将目光投回“人物”。“投回”不易，虽然曾有不少人提出“人物”不再重要，“擅长情节的小说家往往不愿意花时间塑造一个真正的人物，人物在他的小说里只是为情节服务的工具，指哪儿打哪儿”[4]。着实可悲。人物不可缺少，一是人物引领情节、调动环境；二是人物承载情感、传递价值。读懂人物即读懂文本的“楔子”。 （一）外国小说应对举隅
“一部成功的译作应是思维层次、语义层次、美学层次等的和谐的产物；翻译应遵循忠诚、叛逆、创作三原则，达到原作风格与译作风格的一种动态平衡”[5]。个人简单将许教授的话理解为三个字：“有删改。”作为翻译作品，更要力求对原文精准复现，进而创作出译者独到的“新”作品。外国作品让人乍一听闻感觉距之甚远，其实，正因为存在“精准复现”的要求，“新”的要求在高考中反而不会“出格”，“信”的忠实与“达”的效果远远地将“雅”的“创新”甩在了后面，因此，外国译作反倒更容易理解原作者的本意。
仍是借助《安娜之死》的开头探析人物描写的变化，推测全文主旨。
“在火车进站的时候，安娜夹在一群乘客中间下了车。她想着，如果没有回信就准备再乘车往前走。她拦住一个挑夫，打听有没有一个从渥伦斯基伯爵那里带信来的车夫”。
“在火车进站的时候”指出安娜辛苦地乘坐火车只为了一个目的而来。“夹”是译者精心选择之词，“夹”（会意字。甲骨文字形，左右二人從两边辅助中间一个人。本义：从左右两方相持，从两旁限制）强调安娜在众人压迫之下的孤弱之态，尤有追寻之慰藉，足见下文中的“书信”是爱情象征，亦是对受压迫人生最后的精神抚慰。为何“再乘车”？不是不累，而是矢志不渝。为何“拦住”“挑夫”，而不是其他任何身份之人？可见挑夫作为贩夫走卒消息灵通，不去拦住的话，人家根本不会理会安娜。安娜是焦急的，甚至没有丝毫矜持，还是爱情的信仰给了她胆量。打听车夫作甚，难道不应该是车夫主动找寻安娜吗？或许找了，但是选文中刻意按下不表车夫寻人一节，自然是为了道破安娜在爱情面前的卑微，凸显爱情天平的不平，至于由此衍生的对于男权和世俗的批判，以及对安娜的同情和伤感，也就不再是难事了。甚至暗合了该篇阅读最后一题答案中的主旨部分——“暗含着作者的喟叹和同情”，竟从第一段文字中推测出来了。然而，第一段文字仅占全文字数8%左右。
（二）民国小说应对举隅
形成对应，仍以开头为例。
“邮差先生走到街上来，手里拿着一大把信。在这小城里，他兼任邮务员、售票员，仍有许多剩余时间，就戴上老花眼镜，埋头在公案上剪裁花样。当邮件来到的时候，他站起来，念着将它们拣好，小心地扎成一束”。
这段文字，几乎每个分句都能分析出人物性格乃至主旨。生活空间就这么小，大有小国寡民之意。“一大把”自然是数量多，可见“信”是百姓热衷之物，而对百姓热衷之物表示热衷者，定是爱人的仁者。“兼任”与“老花镜”说明他乐此不疲，却后继无人，暗讽当时年轻人的浮躁不安，毕竟肯定即为否定。“裁剪花样”全是一副自娱自乐之态。“站”是庄重，“念”是刻意之举，他饶有兴味，亦不失担责之小心。这些都是作者师陀的建构，在师陀脑海中的理想国自应被喜爱与推崇。不怪答案中有此语：“点明了文章的主题，即对小城生存状态的礼赞。”
在我们为民国作家的精准写作深感叹服的同时，应注意到第一段中的信息量竟然如此巨大。但实际阅读中，很多学生将第一段视作过眼烟云。
（三）策略小结
鉴于人物变化具有的关键性，站在人物的变化之上，就可以从底部（根本）理解全篇主旨，技巧实为末流。“时空”（环境）疏远，“情节”困境，给了我们将目光重新投回“人物”的机会。所谓方法，无非推究原因，删换字词，自我代入，换位思考。须知，树立提高语言能力的耐心与恒心才是师生共同面对的难题和考验。
语文学科向来有“所学非所考，所考非所学”的谬评。细思，不恐，反倒快乐起来。以上所思，正为了“有的放矢”。
（1）细读变化，（2）推敲选词，（3）回归文本，是为策略，而非“知人论世”、“因人设事”的先验性评判和经验化应对。
参考文献：
[1][2]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203.
[3]王本朝，肖太云.沈从文小说叙事中的“突转”模式[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10）.
[4]杰克·格尔克.情节与人物——找到伟大小说的平衡点[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5]许钧.我爱翻译这一行[N].中华读书报，2005-5-11.
关键词： 小说阅读 核心 人物 变化
一、环境疏远与情节困境
（一）时空（环境）疏远
先看作者。杜鲁门·卡波特（2017）作为“非虚构性小说”的代表，以《一个圣诞节的回忆》讲述温情的西方故事，其生平事迹远非高中生所知晓。沈从文（2016）虽是家喻户晓，但是《会明》所处的时代已离得有些远，蔡锷、讨袁、国民革命，这些词对学生而言只是在历史教材中一带而过，浮光掠影。列夫·托尔斯泰（2014）好像耳熟能详，但他的《安娜·卡列尼娜》并非必读书目，何况考题只是选、改了结尾部分的片段化情节。尽管师陀（2012）的文章在课内有所涉及，但这篇类似于叙事散文的“文体不清”者，并不能使选文最后的“一九四二年二月”与主旨有相关性联系，若有，也无非是相反性联想。是为第一次疏远。
似乎，我们读出了选材者的“有所提倡”和“有所规避”。盡管“提倡”与“规避”总是相反相成、此消彼长。因此，“作者”一词的意涵，已经不止于文本的原作者，还包括对文本“有删改”的“作者”——出题者。这就是我认为的时空上的二次疏远。
第二次疏远比第一次疏远更值得人们注意。首先，“作者”尽量与学生所学有些许关联，不彻底脱离高中教材的实际与高中生的实际，却疏远了当下中国的实际语境；其次，与人情人性之美相关，却疏远了高中生的实际经验；再次，尽量保持了与文学本质的关联，却疏远了教学实际中的师生共读体验，造成了“体”、“用”双方的矛盾；最后，疏远了高三实际生活，却很好地提倡了非功利阅读的敏感体验力，恰恰说明高三“盲目刷题”不可行，而应提倡博学通达，以提高语言应用能力作为“以不变应万变”的根本之法。
至此，我们可以说“第二次疏远”不是绝对的好或坏，而是有价值的求变与探索。关键是学生一方，如何在试题渐趋“疏远”中找准属于自己的“时空”定位，毕竟“解题”是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二）情节的困境
“情节是按照因果逻辑组织起来的一系列事件”[1]。赋予一千字左右的小说以情节的因果逻辑，不是易事，何况情节应该“表现为动作、反动作和矛盾的解决的一种本身完整的运动”[2]。因而，突出人物在各种矛盾中具有完整性的变化，才是情节的应有之意。
且看《邮差先生》中的矛盾。送信、收信，而已。稍有波澜处如下。
“邮差先生敲门。门要是虚掩着，他走进去。
‘家里有人吗？’他在过道里大声喊。
他有时候要等好久。最后从里头走出一位老太太，她的女婿在外地做生意，再不然，她的儿子在外边当兵。她出来得很仓促，两只手湿淋淋的，分明刚才还在做事。
‘干什么的？’老太太问。
邮差先生告诉她：‘有一封信，挂号信，得盖图章。’
老太太没有图章。
‘那你打个铺保，晚半天到局子里来领。这里头也许有钱。’
‘有多少？’
‘我说也许有，不一定有。’
你能怎么办呢？对于这个好老太太。邮差先生费了半天唇舌，终于又走到街上来了”。
让人实难惊艳于矛盾激荡的完整情节。
再如《安娜之死》的开头。
“在火车进站的时候，安娜夹在一群乘客中间下了车。她想着，如果没有回信就准备再乘车往前走。她拦住一个挑夫，打听有没有一个从渥伦斯基伯爵那里带信来的车夫。
她正询问时，那个面色红润、神情愉快、穿着一件挂着表链的时髦外套、显然很得意那么顺利就完成了使命的车夫米哈伊尔，走上来交给她一封信。她撕开信，还没有看，她的心就绞痛起来”。
从列车进站到卧轨自杀，安娜的内心独白占据大量篇幅，让不得其法的学生陷入情节的困境。诚如《邮差先生》在题干中所言：“作品叙述舒缓，没有太强的故事性，这样写对表现小说内容有什么作用？试作探究。”这道题没有说出“情节”一词，但“叙述舒缓”已暗示学生从“情节”切入，谈情节的表现力。这不禁令人思索，情节既然没有完整的矛盾，能否谈及其矛盾的作用呢？当然，舒缓的叙述在文学作品中并不少见，譬如沈从文及其代表作《边城》。但是值得人们注意的是，“‘突转’模式是沈从文小说叙事的重要特点……并以‘死亡’的‘突转’为其特色，产生了发现、惊异、悲剧和空白的审美效果。沈从文小说在叙事上的‘突转’既渗透了他的人生体验，又是对人生‘偶然性’的理性思考。1937年以后，沈从文几乎中断了小说叙事的‘突转’模式而转向‘抽象’层面的思考，这也带来了他的精神危机”[3]。不言而喻，高考层面远不到抽象的思考，至于《边城》之经典必然在悲剧之“突转”——傩送之死，爷爷遗孤，翠翠落空。
在此，笔者无意评价选文者的用意，这也不是本文要研究的方向。最重要的是学生的阅读能力及答题能力如何在调整中提高。毕竟，现状中情节的缺位造成了学生阅读体验完整性的缺位，情节的困境考验学生（更是老师）应对阅读答题进行的策略变化。
二、人物变化寻策略
当面对小说三要素中的“时空”（环境）疏远，“情节”产生缺位的困境，我们终将目光投回“人物”。“投回”不易，虽然曾有不少人提出“人物”不再重要，“擅长情节的小说家往往不愿意花时间塑造一个真正的人物，人物在他的小说里只是为情节服务的工具，指哪儿打哪儿”[4]。着实可悲。人物不可缺少，一是人物引领情节、调动环境；二是人物承载情感、传递价值。读懂人物即读懂文本的“楔子”。 （一）外国小说应对举隅
“一部成功的译作应是思维层次、语义层次、美学层次等的和谐的产物；翻译应遵循忠诚、叛逆、创作三原则，达到原作风格与译作风格的一种动态平衡”[5]。个人简单将许教授的话理解为三个字：“有删改。”作为翻译作品，更要力求对原文精准复现，进而创作出译者独到的“新”作品。外国作品让人乍一听闻感觉距之甚远，其实，正因为存在“精准复现”的要求，“新”的要求在高考中反而不会“出格”，“信”的忠实与“达”的效果远远地将“雅”的“创新”甩在了后面，因此，外国译作反倒更容易理解原作者的本意。
仍是借助《安娜之死》的开头探析人物描写的变化，推测全文主旨。
“在火车进站的时候，安娜夹在一群乘客中间下了车。她想着，如果没有回信就准备再乘车往前走。她拦住一个挑夫，打听有没有一个从渥伦斯基伯爵那里带信来的车夫”。
“在火车进站的时候”指出安娜辛苦地乘坐火车只为了一个目的而来。“夹”是译者精心选择之词，“夹”（会意字。甲骨文字形，左右二人從两边辅助中间一个人。本义：从左右两方相持，从两旁限制）强调安娜在众人压迫之下的孤弱之态，尤有追寻之慰藉，足见下文中的“书信”是爱情象征，亦是对受压迫人生最后的精神抚慰。为何“再乘车”？不是不累，而是矢志不渝。为何“拦住”“挑夫”，而不是其他任何身份之人？可见挑夫作为贩夫走卒消息灵通，不去拦住的话，人家根本不会理会安娜。安娜是焦急的，甚至没有丝毫矜持，还是爱情的信仰给了她胆量。打听车夫作甚，难道不应该是车夫主动找寻安娜吗？或许找了，但是选文中刻意按下不表车夫寻人一节，自然是为了道破安娜在爱情面前的卑微，凸显爱情天平的不平，至于由此衍生的对于男权和世俗的批判，以及对安娜的同情和伤感，也就不再是难事了。甚至暗合了该篇阅读最后一题答案中的主旨部分——“暗含着作者的喟叹和同情”，竟从第一段文字中推测出来了。然而，第一段文字仅占全文字数8%左右。
（二）民国小说应对举隅
形成对应，仍以开头为例。
“邮差先生走到街上来，手里拿着一大把信。在这小城里，他兼任邮务员、售票员，仍有许多剩余时间，就戴上老花眼镜，埋头在公案上剪裁花样。当邮件来到的时候，他站起来，念着将它们拣好，小心地扎成一束”。
这段文字，几乎每个分句都能分析出人物性格乃至主旨。生活空间就这么小，大有小国寡民之意。“一大把”自然是数量多，可见“信”是百姓热衷之物，而对百姓热衷之物表示热衷者，定是爱人的仁者。“兼任”与“老花镜”说明他乐此不疲，却后继无人，暗讽当时年轻人的浮躁不安，毕竟肯定即为否定。“裁剪花样”全是一副自娱自乐之态。“站”是庄重，“念”是刻意之举，他饶有兴味，亦不失担责之小心。这些都是作者师陀的建构，在师陀脑海中的理想国自应被喜爱与推崇。不怪答案中有此语：“点明了文章的主题，即对小城生存状态的礼赞。”
在我们为民国作家的精准写作深感叹服的同时，应注意到第一段中的信息量竟然如此巨大。但实际阅读中，很多学生将第一段视作过眼烟云。
（三）策略小结
鉴于人物变化具有的关键性，站在人物的变化之上，就可以从底部（根本）理解全篇主旨，技巧实为末流。“时空”（环境）疏远，“情节”困境，给了我们将目光重新投回“人物”的机会。所谓方法，无非推究原因，删换字词，自我代入，换位思考。须知，树立提高语言能力的耐心与恒心才是师生共同面对的难题和考验。
语文学科向来有“所学非所考，所考非所学”的谬评。细思，不恐，反倒快乐起来。以上所思，正为了“有的放矢”。
（1）细读变化，（2）推敲选词，（3）回归文本，是为策略，而非“知人论世”、“因人设事”的先验性评判和经验化应对。
参考文献：
[1][2]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203.
[3]王本朝，肖太云.沈从文小说叙事中的“突转”模式[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10）.
[4]杰克·格尔克.情节与人物——找到伟大小说的平衡点[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5]许钧.我爱翻译这一行[N].中华读书报，2005-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