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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对近几年来研究《红楼梦》做一个阶段性的小结。首先，《红楼梦》的作者是李鼐，笔名脂砚斋，晚年曾用名于景廉。其次，研究《红楼梦》不仅需要思想解放，更需要树立与贯彻改革开放的理念。比如版本的研究就不能只将眼光盯在国内，《红楼梦》的手抄本及刻本在世界各地都有流传及收藏，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红楼梦》开头一段文字，是作者的自序。
关键词： 《红楼梦》 阶段性小结 展望
“考证”一说，我认为，是所谓的“纸上功夫”，而“考古”则是“两条腿走路”，除了埋首于“故纸堆”中之外，更需要“田野调查”。孤证不为证，但孤证未见得假，“故纸堆”中的“多证”未必是靠谱的，因为这些“多证”，也有可能是同一个源头。“出土文物”不仅仅包含那些埋藏于地下久不为人所知的古董古器，等等，我认为也包括民间口口相传的乡俗民情，野史札记，以及“田间地头”与“街头巷尾”。我从决定研究《红楼梦》开始，便将“民间走访”作为此项学术研究的方法之一。“《红楼梦》考古”不仅仅是为了区别“《红楼梦》考证”，其深刻意义也更在于此，即更好地还原事实真相。新说乍出，怀疑及议论当在情理之中，我对研究中即将所遭遇的困难和世态炎凉，是早就有心理准备的。
读者如果仔细“书缝”，就能够“体会”得到高明的作者定将阅读爱好者所急欲了解的事情与真相，其实早就“放”在了我们眼前。
我将自研究《红楼梦》以来的成果与心得作一个阶段性的小结，一方面自我纠错，另一方面也提出一些今后研究的方向、范围等；既是抛砖引玉，更是呼吁国家与社会重视中华民族珍贵文化遗传及传承，以无愧于中华民族的历史、祖先与自己的良心。
一、作者问题
我之前几篇论文已将《红楼梦》的作者问题，作了比较详尽的研究与说明。随着研究及“考古”的不断深入，以及自身知识的不断积累与认知能力的不断提高，也发现了一些小错漏，但我有关作者问题的观点却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以及证据的不断发现而更加坚实。错漏之处是因为“想当然”便随手写下，于今难以“覆盖”与“抹掉”，很是后悔不迭，并借此机会加以指出与改正。
《红楼梦》的著作权应该属于李鼐，清康熙朝苏州织造李煦之子，笔名脂砚斋，晚年曾用名于景廉。如何证明这种观点的正确，不仅需要确凿的史料证实，而且需要下苦功夫钻研、科学的探索精神与方法、耐心于自甘孤独寂寞，以及严谨的逻辑思辨推理能力，等等。否则，都将经受不住历史和时间的考验。关于作者问题，几百年来，各种说法层出不穷。我乃一介微之人，何德何能，意欲“独揽朝纲”一统天下？唯有事实真相是“上帝”，我也仅是朝拜者及仰慕者而已。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研究“苏州李家”的专家学者及爱好者，都是大有人在的。就我所能够看到的非常有限的公开资料中，迄今为止，仅仅发现台湾的皮述民提出过“苏州李家”中李煦的另一个年长的儿子李鼎是作者的观点。皮述民“推断”出李鼎出生于1697年，而在我所发现的山东昌邑“姜氏族谱”中，赫然写着1697年出生的乃是李鼐，但我却并不是在皮述民的研究之上“进行”下去的，我的研究是“自然生发”的。我在提出李鼐是作者的观点且公开发表论文阐述，下决心投身于《红楼梦》的研究之后，大约在过了一两年时间的2007年年底，借助去北京搜寻访查有关“苏州李家”后代及其家族坟冢之机，去国家图书馆查阅有关海外“红学”研究的过去与现状，在国家图书馆的港台书籍阅览室中，才看到了皮述民所著的一两本书，知道了他的观点。如果皮述民提出的是李鼐乃作者的观点，我或许会于2008年的年头，斟酌再三之后，就终止自己研究《红楼梦》的“专业”之路。我认定作者出自“李家”，但之所以很快地就否定了老大李鼎而确信是老二李鼐（当时还没有查访到“姜氏族谱”），一则书开头所言“背父兄教育之恩”一句，二是因为曾经“泛读”杂书时，看到有一篇文章中说李鼎早死。不过令我感到十分遗憾的是，其时我还没有开始专注于专题研究《红楼梦》，因而“放”过了这篇文章及其所刊登的杂志名，更未想到追本溯源。
从2006年开始，我每年都至少去北京一趟，贯彻我的“田野调查”思想及理念。几年来的收获与发现，证明了我思考方式的正确，并出乎预料之外地不仅与“北京风筝”产生了缘分，更因此结交了不少朋友，而且发现了“老于家”这条线索。我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借鉴了以往的研究成果，尊重事实，点滴积累，不懈努力，不迷信权威，不屈不挠地进行研究，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还原历史真相。
“鼎”、“鼐”二字在小说中，以“忠靖侯史鼎”、“保龄侯史鼐”而现，现今已发现的手抄本及刻本中，有将“忠靖侯”、“保龄侯”的爵位都“给”了“史鼎”的情形，则“鼐”就真真切切地成了“夹缝”，几近湮灭矣。关于作者，其次的证据，便是《李煦奏折》，以及姜氏族谱，外加几十年来都真假难下定论的敦敏《瓶湖懋斋记盛》一文（这又牵涉到《废艺斋集稿》的真伪问题了，是谓“案中案”）。我根据追索与研判，断定《废艺斋集稿》和《瓶湖懋斋记盛》作假的可能性不大，且《废艺斋集稿》是李鼐除《石头记》之外的另一部未出版著作，因而也将《瓶湖懋斋记盛》中敦敏的有关叙述作为我论证李鼐是作者，而不是曹雪芹的论据之一，更是我认可李鼐晚年曾用名“于景廉”的唯一证据资料。“老于家”在北京城中的存在是事实，人证物证俱有。“于氏风筝”也有传人。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与线索追寻，也是我研究《红楼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假如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则“反证”就在于，敦敏、敦诚兄弟俩，以及现今所知生前与曹雪芹交好的张宜泉等人，为何不在所作的诗词中加注“传奇《红楼梦》的作者乃是曹雪芹。”一句，而只说其人“工诗善画”而已。难道曹雪芹真值得他们不约而同地“避讳”吗？另外，书中提及“山东青州”，而山东乃李鼐的故乡。事实上，我最开始研究《红楼梦》，就是从“姽婳词”进入所谓“红学”这扇“万劫不复”大门的。书中，宁国公乃“贾演”，而姜氏族谱上，李鼐的曾祖父便是单字一个“演”，“真”是“巧合”。裕瑞在《枣窗闲笔》中，是直截了当地否定了曹雪芹是作者这一观点的。我看到有文章“信誓旦旦”地否定了裕瑞的《枣窗闲笔》，斥责其为“后人伪托”。“脂批”否认曹雪芹是作者，应该是确凿的，“大家”又非得一口咬定“脂批”是肯定曹氏著作权的，好在“脂批”早就公开影印出来了，“大家”是可以各自判断的。“有人”干脆就把“脂批”整个否定掉了，就认为自己所说的观点是对的，真是可笑。 仅以“自执金矛又执戈”来断定作者自书自批，或许有人认为不仅单薄，而且是孤证；那么，“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今知者寥寥……”则就不是明说了吗？还有“脂批”所言：自有取乐之处。“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难道没有吗？李鼐就是曹雪芹的叔叔，“谁”又能否定得了？我踏入“红学”之门的最初缘由，只是为了弄清“脂砚斋”是“谁”这个问题，并没有想很多其他事情，也不是先入为主地冲着否定曹雪芹是作者这个问题去的。自撰自批及作者与脂砚斋是同一人的观点，是在仔细阅读资料并反复思考之后“自然而然”的结果，并且前人也是有过相关“怀疑”及看法的。“大家”不妨把那些相关资料都找来看看，相信也能够得出与我一样的结论。
关于作者问题，我如今需要指出并改正的地方，就是我在第一篇论文中，曾经主观认为李士桢是于1633年，被孔有德、耿仲明“挟持”去了辽东等，这是我感情用事的一大败笔。我后来与现今的姜氏族人接触交流，据他们说，李士桢是于1642年清兵攻打昌邑城时被俘投降的，并之后改姓李，昌邑县志上都有提及与记载。虽说按照“正统”观念，此乃李士桢的“瑕疵”及“不齿”，但事实却是绝对不能否认与篡改的。我“对比”小说中，作者借助男主人公贾宝玉之口，说出不主张“武死战，文死谏。”的观点，禁不住“哑然失声”矣。对于“姜氏族谱”，出于研究目的不能不提及，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我并未仔细审看原版族谱，而李士桢墓志铭原文我也未见。据我在网上搜索查阅得知，族谱中有与墓志铭中“冲突”的地方不在少数。我自己也有许多很奇怪及迷惑的地方，比如“鼎”、“鼐”两字，异于同辈族兄族弟名字中的“斜土”旁用字，很“另类”，想必其中是定有缘故的。网上说，清代《昌邑姜氏族谱》一共六次刻印，分别为：康熙三十二年、康熙六十年、乾隆三十三年、嘉庆二十二年、同治九年、宣统元年。当年我去山东昌邑，族谱并未看全，根据“听说”记下第一次与第六次分别刻印族谱的时间，即康熙三十七年与光绪三十四年，我在之前的论文中，使用的也是这个时间点而并未仔细核对族谱，如今看来是疏忽大意及不严谨所致。我后悔当时自己被高兴及激动冲昏了头脑，以致造成莫大的遗憾，希望大家谅解。“曹学”是慢慢成形的，“存在即合理”，全盘否定也不符合科学的精神，而需要一分为二地加以分析。我尊重他人的研究与劳动，更没有“一棍子都打死”的意识及动机。我自己也吃了不少所看资料讹误的苦头，比如我当年“兴致勃勃”地前往北京通州，意欲寻找李士桢的坟冢，在我所看到的资料中“说”地址在“北京通州黄瓜园”，去了才知道当地只有“红瓜园”并无“黄瓜园”。我后来在族谱上看到，写的却是“王瓜园”。
因为我早年对于清宫的选秀制度一无所知，所以，我在第一篇论文中所犯的另一个重大错误，便是“主观”地认为康熙皇帝的嫔妃王氏，是康熙南巡时，被时任苏州织造李煦“敬献”给康熙皇帝从而进入皇宫的。如今，我也为自己的这个“想当然”而深感羞愧，更时常为自己的能力有限及无知而自责。在研究《红楼梦》一段时间之后，我之所以提出看懂《红楼梦》必须至少过三道关，亦即语言、历史与自身阅历等，乃是深有切身体会的。
敦敏在《瓶湖懋斋记盛》中，“交代”的，“有可能”是李鼐晚年的情形，“有可能”又改名叫做“于景廉”。关于《废艺斋集稿》，我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关注研究调查求证，花费了许多的时间精力物力财力理清弄懂，迄今为止还不到阶段性给出令人信服结论的时候；就我自身的感觉，就是那些确信《废艺斋集稿》为真的人，甚至于包括已故的吴恩裕老先生本人，也未必就仔细地阅读过敦敏的那篇《瓶湖懋斋记盛》，看清看懂了其本意。
作者明确了之后，对著书动机，我“总结”为：《红楼梦》乃是作者“有感而发，有才而作”。几经修改，“愈出愈奇”。
我的作者是李鼐的观点，也为大观园原型应当为圆明园之说，增添了又一有力证明。
“点透”了“一从二令三人木”乃是一个繁写的“撿”字，对于明了此书的本旨，也就会更深一层。
二、版本问题
1.《红楼梦》是作者已经有结局的一部小说
虽然现今我们只能看到《石头记》的前八十回，但根据现已有的史料，是可以确信《石头记》乃是有“大结局”的小说。“脂批”中说到“五六稿迷失”，“稿”字的用法应当与现代汉语无异。王梦阮、沈瓶庵于《红楼梦索隐》中，提及“红楼一书，内廷索阅，将为禁本”的说法，据我所知，目前暂时为“孤证”，但“恰好”印证回答了“脂批”中感叹“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的隐情。八十回后，有抄家的情节描写“很犯忌讳”，“迷失”也在情理之中。我们既遗憾于《红楼梦》无尾，又为侥幸至少看到其书三分之二而感到“艳福”不浅。
2.关于现已发现的几部手抄本《石头记》
因为我几次进京，都由于相关“规定”而没法得见己卯本、庚辰本的“真身”，我既表示理解，又是对于版本问题三缄其口的原因之一，毕竟未得见“真迹”，“道听途说”的研究版本，其可信度是要大打折扣的。
虽说己卯本与庚辰本也有很大不同，但底本“应该”都是小说的第四稿。如果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为真，对照时间，则敦敏、敦诚兄弟俩也“应该”是从“这”第四稿开始看的。我仔细琢磨吴恩裕先生所著书中的《瓶湖懋斋记盛》前半篇，认为作伪的可能性很小且难度很大。《废艺斋集稿》中的那十几种技艺，别说其中一门靠自学成才都很难，统统一起精通的难度更大。何况“手艺活”，过去社会里那可都是作为“传家宝”，是养家糊口的营生，绝对都是轻易不外传的，难道说作假去骗自己的后代与徒儿吗？
甲戌本很“诡异”。我刚开始接触甲戌本时，除了感觉稍稍有点奇怪之外，也同大多数人一样地相信胡适之先生所说的一切描述；可问题“恰恰”就在于这十六回很“蹊跷”，不是连续的十六回。胡适之先生含糊其辞，只字不提甲戌本的详细来历，只说“重金购得”，而何时何地从谁手中购得，“异样”于他“跋”庚辰本的情形。从他对甲戌本的重视程度，谁都知道这个手抄本的重要意义及价值。我曾经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资料室查阅胡适书信原稿，在蛛丝马迹中发现了胡适之先生的“隐情”。 关于甲戌本，上海博物馆N年前曾经由胡适之大儿媳之手，从美国康奈尔大学花重金（我听说是五万美元吧）购回了胡适之先生当年离开北平时所带走的那一部手抄十六回甲戌本《石头记》。我从有关报道中知晓了这件事后，就自费亲自跑到上海博物馆想了解详情，未曾想在上海博物馆门口被门卫挡住了，让我通过电话与馆方相关部门及人员联系沟通。在电话中，我说明了来意，大大出乎我的预料之外，馆方矢口否认上海博物馆收藏有甲戌本，并言谁告诉我这个消息的就去问谁，“他们”从未听说过。我问电话另一端的人是谁，回说管他是谁呢，总之是不会告诉我的。几年时间过去了，这个号称代表上海博物馆的人，其态度之恶劣，在我的印象中依然是那么深刻。之后，我借助拜访沪上“红学家”的机会，提到我在上海博物馆的遭遇，他们都说知道上海博物馆收藏甲戌本之事，同时，也打着圆场让我不要介意。我无语，也放弃了再次前往上海博物馆“对质”的念头。更为“诡异”的事还在于，我回到武汉之后，“碰巧”在网上看到，沪上有私人声称其家中收藏有甲戌本，其人曾多次与上海博物馆交涉争辩，说上海博物馆买到的那本甲戌本是赝品。我想这也许就是上海博物馆对我否认且态度不好的“心中隐痛”吧。事实上，有人已经在著书中多少解开了这个谜团，“说”当年胡适之先生曾经让他的私人秘书手抄了一部甲戌本《石头记》，“据说”是为了送给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标点出版《红楼梦》时，进行参考校对所用。围绕着甲戌本，又“衍生”出来了一系列真真假假，有有无无的一篇“文章”。
3.关于在俄罗斯的《红楼梦》版本
列藏本《石头记》前言中，提及1820年俄国第十届传教团成员季姆科夫斯基在华购买了两部《红楼梦》，其中一部购买价为八两白银，俄国人称作是“描写一个满清豪门家族兴衰的讽刺小说”；第二部仅费了一两五钱银子，俄国人称之为“爱情故事”。2007年年底，我前往国家图书馆意欲查阅己卯本《石头记》，借机向馆方提意见，希望国家图书馆能够出面，查找到这两部明确有俄国人文字记录的《红楼梦》版本，结果如同我第一次将论文投给《红楼梦学刊》的情形一样，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具有官方记录的版本，其学术研究价值远远高过现今国内的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由此可见，研究《红楼梦》版本，不能不把目光投向且聚焦于俄罗斯。
《红楼梦》抄本及刻本，不仅仅流传并留存于俄罗斯，其他的如日本、朝鲜、英国等一些国家，当年出于各种各样的主客观原因，在其图书馆和私人藏书中，也都有“藏身”之地。就《红楼梦》版本学研究来说，在资料收集与整理方面，注意力应该多放在国外。
4.八十回后
通行本八十回后，“应该”是有原作者原稿的，只不过我认为有可能是原稿中“应该”原本是八十回之前的部分。《石头记》修改稿至少“五六稿”，许多情节变化很大，特别是我认为从《风月宝鉴》到修改稿，由于加入了“大观园”的“戏份”，情节与结构不可能不大动“手术”，以求“立意”的高、新、巧。版本之“乱象”从开始就埋下了料想不到的“伏笔”。客观上，就程伟元、高鹗两人在《红楼梦》流传过程中的贡献而言，程高二人的功绩也应当不亚于曹雪芹。
三、《红楼梦》研究的展望
1.现今的研究方向与范畴
我认为研究《红楼梦》至少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学术研究，求真求实还原小说撰写的过程、历史、流传，等等；二是在兴趣爱好之下的“茶余饭后”研究，索隐、评点、引申、探佚、联想，等等，也都应该属于《红楼梦》研究的范畴。只要是因《红楼梦》而起，就可算作广义上的“研究”。
既然确认小说开篇的那一段话是自序，总结《红楼梦》研究这么多年以来，如此之多的探讨成果，则不仅曹雪芹是实有其人，而且情僧、吴玉峰、孔梅溪也都是实指真人。在《红楼梦》的修改过程中，曹雪芹是参与者及主创者之一，理应属于“责任编辑”无疑，因而今人怎么颂扬曹雪芹，我认为都不过分，是经得起历史、时间，以及后来人拷问的；包括程伟元、高鹗在《红楼梦》流传过程中所作的贡献，也都是应该肯定与称赞的。
我认为，围绕作者与版本这两个基本点，研究小说的创作、修改、流传，探讨小说的现实意义与实用价值，从历史、文学、社会学等角度深入，方式方法可以不拘一格。由此而言，不仅需要加强对于曹雪芹的研究，而且需要重视对孔梅溪、吴玉峰、情僧的研究。关于《红楼梦》研究，除“红楼”之外，也有“四大家族”，“李氏”、“曹氏”、“孔氏”、“吴氏”，等等，而按照“脂批”的说法，世上又何止只有“四大家族”呢？
2.对于未来研究的展望
《红楼梦》的“横空出世”，离不开社会现实，所以研究清朝历史，甚至于明史，以及中国的整个封建王朝史，也应该是《红楼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根据前人及我本人的初步追究与研判，发现“孔梅溪”是孔子世家中的某位有一定影响及名气的人。
“吴玉峰题曰《红楼梦》”，则牵涉到了作者与版本两大方面。曾经“昙花一现”的靖藏本《石头记》，又牵扯出来了夕葵书屋及吴鼐。
“空空道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其中的《情僧录》，我曾在查阅“八旗子弟书”相关资料时，“惊奇”地发现也曾经被人提及过。我初步研判，畸笏、畸笏叟不仅是同一人，并且是曹頫的可能性最大，而且也“应该”是这个“情僧”、“空空道人”的“原型”。曹雪芹有个叔叔寄寓寺庙，而出狱之后的曹頫，最有可能的栖息地，也非寺庙莫属。
《红楼梦》的研究工作其实才刚刚起步，诸多问题及谜团还有待解决。
3.《红楼梦》研究的“走出去，请进来”
特别是研究《红楼梦》版本，必须“走出去”，在世界范围内寻找相关史料。“请进来”，亦即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及学者，加入到喜欢与研究《红楼梦》的队伍中。《红楼梦》的研究，也需要改革开放，路子才能越走越宽，真正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门“显学”。这不仅仅是我的一个愿望，也是我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 四、我在研究《红楼梦》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困难与瓶颈
从一开始，我就紧紧围绕作者与版本这两大问题展开研究，一方面从“故纸堆”中寻找各种各样的蛛丝马迹，一方面进行“田野调查”。
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并不十分了解别人研究《红楼梦》的成果与现状，只能在我所能够看到的有限资料范围内，通过仔细阅读并反复琢磨，以及运用严谨的逻辑思维推理进行研究。比如在我所生活的湖北省武汉市，不仅我所工作的高校图书馆，就连湖北省图书馆及武汉市图书馆，也都没有订阅及收藏《红楼梦学刊》，因此不仅使我的研究颇受影响，而且条件之差是不言而喻的。
虽然遭遇许多挫折，但我始终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然而，有许多困难与瓶颈，却不是光靠自信与具有探索真理的精神就可以解决的。比如人的习惯思维模式所造成的偏见；比如对于权威的盲目迷信；比如中国学术界一直以来存在的学派森严，“门阀”观念，师徒名分，这“三座大山”的压迫，以及一些早年成名的权威根本就听不进不同的意见，等等，都是我在学术研究与交流过程中，时常遇到并不得不直面的“尴尬”事。因为“半路出家”且毫无名气，人轻言微，“红学界”既不接纳我，我也进不去。其实，傲慢与偏见对我的伤害，在心理层面及情绪上的影响微乎其微，但由此而接触不到国家级的档案及资料，却是自打我从事《红楼梦》研究以来，时刻折磨我的一大伤心事。我既无强大的经济基础，又无必要的研究平台与名分，一些线索明知可以追索下去，却不得不常常萦绕在心头而难以付诸行动。
我希望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与帮助，不仅可以突破目前困扰我研究的瓶颈，而且可以更好地传承与弘扬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灿烂光辉的中华文化及文明。我也愿意做一个小小的铺路石，希望更多人，更加聪颖的饱学之士，在我研究的基础上，不仅更上一层楼，而且能够取得更大的突破。无论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只要《红楼梦》研究的大事业能够后继有人，健康与科学地进行下去，个人的荣辱得失就不足挂齿。
五、我的《红楼梦》研究对当今“红学”研究的影响与冲击
最初的草稿中，原本并不打算谈这一点，修改的时候又加上了。一方面，我十分感激在我研究《红楼梦》的历程中给予我大力帮助与鼓励的许许多多热心快肠的人们，另一方面，也切身感受与体验到了人性中最阴暗晦涩龌龊的那一面，为了一己之私而“猪油迷了心窍”，数典忘祖。因此，我不能只说好的一面而丝毫不提相反的那一面，只颂扬而不质疑不愤慨，否则不仅就与我研究《红楼梦》这么多年以来的境遇与处境“自相矛盾”，而且片面不说，实际上我也就是在说假话、大话、空话。
“李鼐是《红楼梦》的原作者，笔名脂砚斋”，这是我研究《红楼梦》最核心的观点。如果我关于《红楼梦》著作权的看法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我除了诚恳地接受批评之外，也愿意向那些客观上由此受到我这种错误观点误导的人们道歉。如今的问题却在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的有关《红楼梦》作者是谁的观点，“很有可能”是正确的，那么，即将“意味”着什么？想必谁都不是傻瓜，明眼人一目了然。作为我本人来讲，头脑始终是清醒的，深知做事难，做成一件大事，更是难上加难，更何况因此还将影响到许多人的声誉、地位等。我的《红楼梦》研究之路，恰如我2005年、2006年那两年所思考的不出意料之外，注定将会是艰难曲折，磨难不断的，前方不可能是一片坦途。
前人在有关《红楼梦》资料搜集与整理方面的工作与研究，对于我的《红楼梦》研究帮助很大，我也是深表感激的。即便是那些伪造及赝品曾经误导了我的思维与推理，我也不会因此而憎恨某人，牢骚人性及人心。人在做，天在看。错漏之处比比皆是，最后还请专家学者多多指教。我还有时间不断地学习与提高，也希望同好们共同努力，把《红楼梦》研究进一步地深入下去。
参考文献：
[1]余运彪.《红楼梦》作者的考证.文教资料，2007（2）.
[2]余运彪.“李”冠“曹”戴——《红楼梦》著作考析.中国教学与管理，2007（6）.
[3]余运彪.《石头记》的价值——《红楼梦》研究新进展.文教资料，2008（8）：中旬刊.
[4]余运彪.《红楼梦》研究的新发现及发现的新材料——关于姜氏族谱的初步研究及对有关问题的看法.文教资料，2009
（9）：上旬刊.
[5]余运彪.思“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考——浅探《红楼梦》与《儒林外史》、李鼐与吴敬梓的渊源，文教资料，2010（7）：上旬刊.
[6]余运彪.《红楼梦》研究的方向及对姜氏族谱的再研究.文教资料，2011（12）：上旬刊.于姜氏族谱的初步研究及对有关问题的看法.文教资料，2009（9）：上旬刊.
关键词： 《红楼梦》 阶段性小结 展望
“考证”一说，我认为，是所谓的“纸上功夫”，而“考古”则是“两条腿走路”，除了埋首于“故纸堆”中之外，更需要“田野调查”。孤证不为证，但孤证未见得假，“故纸堆”中的“多证”未必是靠谱的，因为这些“多证”，也有可能是同一个源头。“出土文物”不仅仅包含那些埋藏于地下久不为人所知的古董古器，等等，我认为也包括民间口口相传的乡俗民情，野史札记，以及“田间地头”与“街头巷尾”。我从决定研究《红楼梦》开始，便将“民间走访”作为此项学术研究的方法之一。“《红楼梦》考古”不仅仅是为了区别“《红楼梦》考证”，其深刻意义也更在于此，即更好地还原事实真相。新说乍出，怀疑及议论当在情理之中，我对研究中即将所遭遇的困难和世态炎凉，是早就有心理准备的。
读者如果仔细“书缝”，就能够“体会”得到高明的作者定将阅读爱好者所急欲了解的事情与真相，其实早就“放”在了我们眼前。
我将自研究《红楼梦》以来的成果与心得作一个阶段性的小结，一方面自我纠错，另一方面也提出一些今后研究的方向、范围等；既是抛砖引玉，更是呼吁国家与社会重视中华民族珍贵文化遗传及传承，以无愧于中华民族的历史、祖先与自己的良心。
一、作者问题
我之前几篇论文已将《红楼梦》的作者问题，作了比较详尽的研究与说明。随着研究及“考古”的不断深入，以及自身知识的不断积累与认知能力的不断提高，也发现了一些小错漏，但我有关作者问题的观点却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以及证据的不断发现而更加坚实。错漏之处是因为“想当然”便随手写下，于今难以“覆盖”与“抹掉”，很是后悔不迭，并借此机会加以指出与改正。
《红楼梦》的著作权应该属于李鼐，清康熙朝苏州织造李煦之子，笔名脂砚斋，晚年曾用名于景廉。如何证明这种观点的正确，不仅需要确凿的史料证实，而且需要下苦功夫钻研、科学的探索精神与方法、耐心于自甘孤独寂寞，以及严谨的逻辑思辨推理能力，等等。否则，都将经受不住历史和时间的考验。关于作者问题，几百年来，各种说法层出不穷。我乃一介微之人，何德何能，意欲“独揽朝纲”一统天下？唯有事实真相是“上帝”，我也仅是朝拜者及仰慕者而已。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研究“苏州李家”的专家学者及爱好者，都是大有人在的。就我所能够看到的非常有限的公开资料中，迄今为止，仅仅发现台湾的皮述民提出过“苏州李家”中李煦的另一个年长的儿子李鼎是作者的观点。皮述民“推断”出李鼎出生于1697年，而在我所发现的山东昌邑“姜氏族谱”中，赫然写着1697年出生的乃是李鼐，但我却并不是在皮述民的研究之上“进行”下去的，我的研究是“自然生发”的。我在提出李鼐是作者的观点且公开发表论文阐述，下决心投身于《红楼梦》的研究之后，大约在过了一两年时间的2007年年底，借助去北京搜寻访查有关“苏州李家”后代及其家族坟冢之机，去国家图书馆查阅有关海外“红学”研究的过去与现状，在国家图书馆的港台书籍阅览室中，才看到了皮述民所著的一两本书，知道了他的观点。如果皮述民提出的是李鼐乃作者的观点，我或许会于2008年的年头，斟酌再三之后，就终止自己研究《红楼梦》的“专业”之路。我认定作者出自“李家”，但之所以很快地就否定了老大李鼎而确信是老二李鼐（当时还没有查访到“姜氏族谱”），一则书开头所言“背父兄教育之恩”一句，二是因为曾经“泛读”杂书时，看到有一篇文章中说李鼎早死。不过令我感到十分遗憾的是，其时我还没有开始专注于专题研究《红楼梦》，因而“放”过了这篇文章及其所刊登的杂志名，更未想到追本溯源。
从2006年开始，我每年都至少去北京一趟，贯彻我的“田野调查”思想及理念。几年来的收获与发现，证明了我思考方式的正确，并出乎预料之外地不仅与“北京风筝”产生了缘分，更因此结交了不少朋友，而且发现了“老于家”这条线索。我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借鉴了以往的研究成果，尊重事实，点滴积累，不懈努力，不迷信权威，不屈不挠地进行研究，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还原历史真相。
“鼎”、“鼐”二字在小说中，以“忠靖侯史鼎”、“保龄侯史鼐”而现，现今已发现的手抄本及刻本中，有将“忠靖侯”、“保龄侯”的爵位都“给”了“史鼎”的情形，则“鼐”就真真切切地成了“夹缝”，几近湮灭矣。关于作者，其次的证据，便是《李煦奏折》，以及姜氏族谱，外加几十年来都真假难下定论的敦敏《瓶湖懋斋记盛》一文（这又牵涉到《废艺斋集稿》的真伪问题了，是谓“案中案”）。我根据追索与研判，断定《废艺斋集稿》和《瓶湖懋斋记盛》作假的可能性不大，且《废艺斋集稿》是李鼐除《石头记》之外的另一部未出版著作，因而也将《瓶湖懋斋记盛》中敦敏的有关叙述作为我论证李鼐是作者，而不是曹雪芹的论据之一，更是我认可李鼐晚年曾用名“于景廉”的唯一证据资料。“老于家”在北京城中的存在是事实，人证物证俱有。“于氏风筝”也有传人。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与线索追寻，也是我研究《红楼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假如曹雪芹是《红楼梦》的作者，则“反证”就在于，敦敏、敦诚兄弟俩，以及现今所知生前与曹雪芹交好的张宜泉等人，为何不在所作的诗词中加注“传奇《红楼梦》的作者乃是曹雪芹。”一句，而只说其人“工诗善画”而已。难道曹雪芹真值得他们不约而同地“避讳”吗？另外，书中提及“山东青州”，而山东乃李鼐的故乡。事实上，我最开始研究《红楼梦》，就是从“姽婳词”进入所谓“红学”这扇“万劫不复”大门的。书中，宁国公乃“贾演”，而姜氏族谱上，李鼐的曾祖父便是单字一个“演”，“真”是“巧合”。裕瑞在《枣窗闲笔》中，是直截了当地否定了曹雪芹是作者这一观点的。我看到有文章“信誓旦旦”地否定了裕瑞的《枣窗闲笔》，斥责其为“后人伪托”。“脂批”否认曹雪芹是作者，应该是确凿的，“大家”又非得一口咬定“脂批”是肯定曹氏著作权的，好在“脂批”早就公开影印出来了，“大家”是可以各自判断的。“有人”干脆就把“脂批”整个否定掉了，就认为自己所说的观点是对的，真是可笑。 仅以“自执金矛又执戈”来断定作者自书自批，或许有人认为不仅单薄，而且是孤证；那么，“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今知者寥寥……”则就不是明说了吗？还有“脂批”所言：自有取乐之处。“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难道没有吗？李鼐就是曹雪芹的叔叔，“谁”又能否定得了？我踏入“红学”之门的最初缘由，只是为了弄清“脂砚斋”是“谁”这个问题，并没有想很多其他事情，也不是先入为主地冲着否定曹雪芹是作者这个问题去的。自撰自批及作者与脂砚斋是同一人的观点，是在仔细阅读资料并反复思考之后“自然而然”的结果，并且前人也是有过相关“怀疑”及看法的。“大家”不妨把那些相关资料都找来看看，相信也能够得出与我一样的结论。
关于作者问题，我如今需要指出并改正的地方，就是我在第一篇论文中，曾经主观认为李士桢是于1633年，被孔有德、耿仲明“挟持”去了辽东等，这是我感情用事的一大败笔。我后来与现今的姜氏族人接触交流，据他们说，李士桢是于1642年清兵攻打昌邑城时被俘投降的，并之后改姓李，昌邑县志上都有提及与记载。虽说按照“正统”观念，此乃李士桢的“瑕疵”及“不齿”，但事实却是绝对不能否认与篡改的。我“对比”小说中，作者借助男主人公贾宝玉之口，说出不主张“武死战，文死谏。”的观点，禁不住“哑然失声”矣。对于“姜氏族谱”，出于研究目的不能不提及，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我并未仔细审看原版族谱，而李士桢墓志铭原文我也未见。据我在网上搜索查阅得知，族谱中有与墓志铭中“冲突”的地方不在少数。我自己也有许多很奇怪及迷惑的地方，比如“鼎”、“鼐”两字，异于同辈族兄族弟名字中的“斜土”旁用字，很“另类”，想必其中是定有缘故的。网上说，清代《昌邑姜氏族谱》一共六次刻印，分别为：康熙三十二年、康熙六十年、乾隆三十三年、嘉庆二十二年、同治九年、宣统元年。当年我去山东昌邑，族谱并未看全，根据“听说”记下第一次与第六次分别刻印族谱的时间，即康熙三十七年与光绪三十四年，我在之前的论文中，使用的也是这个时间点而并未仔细核对族谱，如今看来是疏忽大意及不严谨所致。我后悔当时自己被高兴及激动冲昏了头脑，以致造成莫大的遗憾，希望大家谅解。“曹学”是慢慢成形的，“存在即合理”，全盘否定也不符合科学的精神，而需要一分为二地加以分析。我尊重他人的研究与劳动，更没有“一棍子都打死”的意识及动机。我自己也吃了不少所看资料讹误的苦头，比如我当年“兴致勃勃”地前往北京通州，意欲寻找李士桢的坟冢，在我所看到的资料中“说”地址在“北京通州黄瓜园”，去了才知道当地只有“红瓜园”并无“黄瓜园”。我后来在族谱上看到，写的却是“王瓜园”。
因为我早年对于清宫的选秀制度一无所知，所以，我在第一篇论文中所犯的另一个重大错误，便是“主观”地认为康熙皇帝的嫔妃王氏，是康熙南巡时，被时任苏州织造李煦“敬献”给康熙皇帝从而进入皇宫的。如今，我也为自己的这个“想当然”而深感羞愧，更时常为自己的能力有限及无知而自责。在研究《红楼梦》一段时间之后，我之所以提出看懂《红楼梦》必须至少过三道关，亦即语言、历史与自身阅历等，乃是深有切身体会的。
敦敏在《瓶湖懋斋记盛》中，“交代”的，“有可能”是李鼐晚年的情形，“有可能”又改名叫做“于景廉”。关于《废艺斋集稿》，我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关注研究调查求证，花费了许多的时间精力物力财力理清弄懂，迄今为止还不到阶段性给出令人信服结论的时候；就我自身的感觉，就是那些确信《废艺斋集稿》为真的人，甚至于包括已故的吴恩裕老先生本人，也未必就仔细地阅读过敦敏的那篇《瓶湖懋斋记盛》，看清看懂了其本意。
作者明确了之后，对著书动机，我“总结”为：《红楼梦》乃是作者“有感而发，有才而作”。几经修改，“愈出愈奇”。
我的作者是李鼐的观点，也为大观园原型应当为圆明园之说，增添了又一有力证明。
“点透”了“一从二令三人木”乃是一个繁写的“撿”字，对于明了此书的本旨，也就会更深一层。
二、版本问题
1.《红楼梦》是作者已经有结局的一部小说
虽然现今我们只能看到《石头记》的前八十回，但根据现已有的史料，是可以确信《石头记》乃是有“大结局”的小说。“脂批”中说到“五六稿迷失”，“稿”字的用法应当与现代汉语无异。王梦阮、沈瓶庵于《红楼梦索隐》中，提及“红楼一书，内廷索阅，将为禁本”的说法，据我所知，目前暂时为“孤证”，但“恰好”印证回答了“脂批”中感叹“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的隐情。八十回后，有抄家的情节描写“很犯忌讳”，“迷失”也在情理之中。我们既遗憾于《红楼梦》无尾，又为侥幸至少看到其书三分之二而感到“艳福”不浅。
2.关于现已发现的几部手抄本《石头记》
因为我几次进京，都由于相关“规定”而没法得见己卯本、庚辰本的“真身”，我既表示理解，又是对于版本问题三缄其口的原因之一，毕竟未得见“真迹”，“道听途说”的研究版本，其可信度是要大打折扣的。
虽说己卯本与庚辰本也有很大不同，但底本“应该”都是小说的第四稿。如果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为真，对照时间，则敦敏、敦诚兄弟俩也“应该”是从“这”第四稿开始看的。我仔细琢磨吴恩裕先生所著书中的《瓶湖懋斋记盛》前半篇，认为作伪的可能性很小且难度很大。《废艺斋集稿》中的那十几种技艺，别说其中一门靠自学成才都很难，统统一起精通的难度更大。何况“手艺活”，过去社会里那可都是作为“传家宝”，是养家糊口的营生，绝对都是轻易不外传的，难道说作假去骗自己的后代与徒儿吗？
甲戌本很“诡异”。我刚开始接触甲戌本时，除了感觉稍稍有点奇怪之外，也同大多数人一样地相信胡适之先生所说的一切描述；可问题“恰恰”就在于这十六回很“蹊跷”，不是连续的十六回。胡适之先生含糊其辞，只字不提甲戌本的详细来历，只说“重金购得”，而何时何地从谁手中购得，“异样”于他“跋”庚辰本的情形。从他对甲戌本的重视程度，谁都知道这个手抄本的重要意义及价值。我曾经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资料室查阅胡适书信原稿，在蛛丝马迹中发现了胡适之先生的“隐情”。 关于甲戌本，上海博物馆N年前曾经由胡适之大儿媳之手，从美国康奈尔大学花重金（我听说是五万美元吧）购回了胡适之先生当年离开北平时所带走的那一部手抄十六回甲戌本《石头记》。我从有关报道中知晓了这件事后，就自费亲自跑到上海博物馆想了解详情，未曾想在上海博物馆门口被门卫挡住了，让我通过电话与馆方相关部门及人员联系沟通。在电话中，我说明了来意，大大出乎我的预料之外，馆方矢口否认上海博物馆收藏有甲戌本，并言谁告诉我这个消息的就去问谁，“他们”从未听说过。我问电话另一端的人是谁，回说管他是谁呢，总之是不会告诉我的。几年时间过去了，这个号称代表上海博物馆的人，其态度之恶劣，在我的印象中依然是那么深刻。之后，我借助拜访沪上“红学家”的机会，提到我在上海博物馆的遭遇，他们都说知道上海博物馆收藏甲戌本之事，同时，也打着圆场让我不要介意。我无语，也放弃了再次前往上海博物馆“对质”的念头。更为“诡异”的事还在于，我回到武汉之后，“碰巧”在网上看到，沪上有私人声称其家中收藏有甲戌本，其人曾多次与上海博物馆交涉争辩，说上海博物馆买到的那本甲戌本是赝品。我想这也许就是上海博物馆对我否认且态度不好的“心中隐痛”吧。事实上，有人已经在著书中多少解开了这个谜团，“说”当年胡适之先生曾经让他的私人秘书手抄了一部甲戌本《石头记》，“据说”是为了送给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标点出版《红楼梦》时，进行参考校对所用。围绕着甲戌本，又“衍生”出来了一系列真真假假，有有无无的一篇“文章”。
3.关于在俄罗斯的《红楼梦》版本
列藏本《石头记》前言中，提及1820年俄国第十届传教团成员季姆科夫斯基在华购买了两部《红楼梦》，其中一部购买价为八两白银，俄国人称作是“描写一个满清豪门家族兴衰的讽刺小说”；第二部仅费了一两五钱银子，俄国人称之为“爱情故事”。2007年年底，我前往国家图书馆意欲查阅己卯本《石头记》，借机向馆方提意见，希望国家图书馆能够出面，查找到这两部明确有俄国人文字记录的《红楼梦》版本，结果如同我第一次将论文投给《红楼梦学刊》的情形一样，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具有官方记录的版本，其学术研究价值远远高过现今国内的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由此可见，研究《红楼梦》版本，不能不把目光投向且聚焦于俄罗斯。
《红楼梦》抄本及刻本，不仅仅流传并留存于俄罗斯，其他的如日本、朝鲜、英国等一些国家，当年出于各种各样的主客观原因，在其图书馆和私人藏书中，也都有“藏身”之地。就《红楼梦》版本学研究来说，在资料收集与整理方面，注意力应该多放在国外。
4.八十回后
通行本八十回后，“应该”是有原作者原稿的，只不过我认为有可能是原稿中“应该”原本是八十回之前的部分。《石头记》修改稿至少“五六稿”，许多情节变化很大，特别是我认为从《风月宝鉴》到修改稿，由于加入了“大观园”的“戏份”，情节与结构不可能不大动“手术”，以求“立意”的高、新、巧。版本之“乱象”从开始就埋下了料想不到的“伏笔”。客观上，就程伟元、高鹗两人在《红楼梦》流传过程中的贡献而言，程高二人的功绩也应当不亚于曹雪芹。
三、《红楼梦》研究的展望
1.现今的研究方向与范畴
我认为研究《红楼梦》至少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学术研究，求真求实还原小说撰写的过程、历史、流传，等等；二是在兴趣爱好之下的“茶余饭后”研究，索隐、评点、引申、探佚、联想，等等，也都应该属于《红楼梦》研究的范畴。只要是因《红楼梦》而起，就可算作广义上的“研究”。
既然确认小说开篇的那一段话是自序，总结《红楼梦》研究这么多年以来，如此之多的探讨成果，则不仅曹雪芹是实有其人，而且情僧、吴玉峰、孔梅溪也都是实指真人。在《红楼梦》的修改过程中，曹雪芹是参与者及主创者之一，理应属于“责任编辑”无疑，因而今人怎么颂扬曹雪芹，我认为都不过分，是经得起历史、时间，以及后来人拷问的；包括程伟元、高鹗在《红楼梦》流传过程中所作的贡献，也都是应该肯定与称赞的。
我认为，围绕作者与版本这两个基本点，研究小说的创作、修改、流传，探讨小说的现实意义与实用价值，从历史、文学、社会学等角度深入，方式方法可以不拘一格。由此而言，不仅需要加强对于曹雪芹的研究，而且需要重视对孔梅溪、吴玉峰、情僧的研究。关于《红楼梦》研究，除“红楼”之外，也有“四大家族”，“李氏”、“曹氏”、“孔氏”、“吴氏”，等等，而按照“脂批”的说法，世上又何止只有“四大家族”呢？
2.对于未来研究的展望
《红楼梦》的“横空出世”，离不开社会现实，所以研究清朝历史，甚至于明史，以及中国的整个封建王朝史，也应该是《红楼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根据前人及我本人的初步追究与研判，发现“孔梅溪”是孔子世家中的某位有一定影响及名气的人。
“吴玉峰题曰《红楼梦》”，则牵涉到了作者与版本两大方面。曾经“昙花一现”的靖藏本《石头记》，又牵扯出来了夕葵书屋及吴鼐。
“空空道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其中的《情僧录》，我曾在查阅“八旗子弟书”相关资料时，“惊奇”地发现也曾经被人提及过。我初步研判，畸笏、畸笏叟不仅是同一人，并且是曹頫的可能性最大，而且也“应该”是这个“情僧”、“空空道人”的“原型”。曹雪芹有个叔叔寄寓寺庙，而出狱之后的曹頫，最有可能的栖息地，也非寺庙莫属。
《红楼梦》的研究工作其实才刚刚起步，诸多问题及谜团还有待解决。
3.《红楼梦》研究的“走出去，请进来”
特别是研究《红楼梦》版本，必须“走出去”，在世界范围内寻找相关史料。“请进来”，亦即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及学者，加入到喜欢与研究《红楼梦》的队伍中。《红楼梦》的研究，也需要改革开放，路子才能越走越宽，真正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门“显学”。这不仅仅是我的一个愿望，也是我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 四、我在研究《红楼梦》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困难与瓶颈
从一开始，我就紧紧围绕作者与版本这两大问题展开研究，一方面从“故纸堆”中寻找各种各样的蛛丝马迹，一方面进行“田野调查”。
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并不十分了解别人研究《红楼梦》的成果与现状，只能在我所能够看到的有限资料范围内，通过仔细阅读并反复琢磨，以及运用严谨的逻辑思维推理进行研究。比如在我所生活的湖北省武汉市，不仅我所工作的高校图书馆，就连湖北省图书馆及武汉市图书馆，也都没有订阅及收藏《红楼梦学刊》，因此不仅使我的研究颇受影响，而且条件之差是不言而喻的。
虽然遭遇许多挫折，但我始终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然而，有许多困难与瓶颈，却不是光靠自信与具有探索真理的精神就可以解决的。比如人的习惯思维模式所造成的偏见；比如对于权威的盲目迷信；比如中国学术界一直以来存在的学派森严，“门阀”观念，师徒名分，这“三座大山”的压迫，以及一些早年成名的权威根本就听不进不同的意见，等等，都是我在学术研究与交流过程中，时常遇到并不得不直面的“尴尬”事。因为“半路出家”且毫无名气，人轻言微，“红学界”既不接纳我，我也进不去。其实，傲慢与偏见对我的伤害，在心理层面及情绪上的影响微乎其微，但由此而接触不到国家级的档案及资料，却是自打我从事《红楼梦》研究以来，时刻折磨我的一大伤心事。我既无强大的经济基础，又无必要的研究平台与名分，一些线索明知可以追索下去，却不得不常常萦绕在心头而难以付诸行动。
我希望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与帮助，不仅可以突破目前困扰我研究的瓶颈，而且可以更好地传承与弘扬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灿烂光辉的中华文化及文明。我也愿意做一个小小的铺路石，希望更多人，更加聪颖的饱学之士，在我研究的基础上，不仅更上一层楼，而且能够取得更大的突破。无论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只要《红楼梦》研究的大事业能够后继有人，健康与科学地进行下去，个人的荣辱得失就不足挂齿。
五、我的《红楼梦》研究对当今“红学”研究的影响与冲击
最初的草稿中，原本并不打算谈这一点，修改的时候又加上了。一方面，我十分感激在我研究《红楼梦》的历程中给予我大力帮助与鼓励的许许多多热心快肠的人们，另一方面，也切身感受与体验到了人性中最阴暗晦涩龌龊的那一面，为了一己之私而“猪油迷了心窍”，数典忘祖。因此，我不能只说好的一面而丝毫不提相反的那一面，只颂扬而不质疑不愤慨，否则不仅就与我研究《红楼梦》这么多年以来的境遇与处境“自相矛盾”，而且片面不说，实际上我也就是在说假话、大话、空话。
“李鼐是《红楼梦》的原作者，笔名脂砚斋”，这是我研究《红楼梦》最核心的观点。如果我关于《红楼梦》著作权的看法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我除了诚恳地接受批评之外，也愿意向那些客观上由此受到我这种错误观点误导的人们道歉。如今的问题却在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的有关《红楼梦》作者是谁的观点，“很有可能”是正确的，那么，即将“意味”着什么？想必谁都不是傻瓜，明眼人一目了然。作为我本人来讲，头脑始终是清醒的，深知做事难，做成一件大事，更是难上加难，更何况因此还将影响到许多人的声誉、地位等。我的《红楼梦》研究之路，恰如我2005年、2006年那两年所思考的不出意料之外，注定将会是艰难曲折，磨难不断的，前方不可能是一片坦途。
前人在有关《红楼梦》资料搜集与整理方面的工作与研究，对于我的《红楼梦》研究帮助很大，我也是深表感激的。即便是那些伪造及赝品曾经误导了我的思维与推理，我也不会因此而憎恨某人，牢骚人性及人心。人在做，天在看。错漏之处比比皆是，最后还请专家学者多多指教。我还有时间不断地学习与提高，也希望同好们共同努力，把《红楼梦》研究进一步地深入下去。
参考文献：
[1]余运彪.《红楼梦》作者的考证.文教资料，2007（2）.
[2]余运彪.“李”冠“曹”戴——《红楼梦》著作考析.中国教学与管理，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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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余运彪.《红楼梦》研究的新发现及发现的新材料——关于姜氏族谱的初步研究及对有关问题的看法.文教资料，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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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余运彪.思“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考——浅探《红楼梦》与《儒林外史》、李鼐与吴敬梓的渊源，文教资料，2010（7）：上旬刊.
[6]余运彪.《红楼梦》研究的方向及对姜氏族谱的再研究.文教资料，2011（12）：上旬刊.于姜氏族谱的初步研究及对有关问题的看法.文教资料，2009（9）：上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