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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董振堂是新疆兵团画家的杰出代表，也是新疆兵团美术发展的亲历者之一。由于新疆口述美术史工作的滞后，董振堂成了新疆美术口述史上擦肩而过的遗憾。我们永远不可能将时光逆转，让董振堂口述1960年代以来，新疆兵团美术发展历史。本文以董振堂去世为问题的切入点，重点论述口述史在留存历史资料和求证历史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优势。论证口述史既不排除文献资料，也是借助文字、录音设备、录像设备收集、整理、研究地方美术史的有力手段。区别口述史与自说自话的回忆录或者自传的异同，强调口述史是主客对话，是历史的重构，是最民主、最直接、最生动、最容易接近真实、避免单向度记录的历史留存方式。呼吁社会，如果不积极对待口述史研究方法，越来越多的高龄艺术家将带走亲历的历史鲜活性和话语权，给新疆美术口述史的留存带来更多的缺憾。
关键词：董振堂；新疆美术；口述史
口述史亦称口碑史学，是人类最初传承历史的方法。后来被文献历史代替。口述史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是美国人乔·古尔德于1942年提出来的，之后被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奠基人、哥伦比亚大学的阿兰·内文斯教授加以运用并推广。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借助文字笔录、有声录音、影像录影等科技手段在美国复兴。1948年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室。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口述史有了极大发展，不仅在美国，而且在英、法、德诸国出现了大量口述史研究机构，出现了大批口述史研究成果。在1960年至1966之间，美国出现了90个口述史研究机构。中国史学界从1950年代开始出现口述史研究。2003年，中国社科院推出了《口述历史》丛刊。2004年，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得以成立。2008年，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节目资料中心发起了“老广播人口述历史”项目。这项活动借助现代化的音像手段，不但收集了上海老广播人亲历的历史资料，而且保存了直观的音像资料。
2013年5月份，当我打开QQ，看到新疆兵团美术的杰出国画家董振堂去世的消息时，心中的惋惜与遗憾难以言表。一位极具特点的新疆兵团国画家从此与新疆美术口述史擦肩而过。带走的不仅是画家对艺术的追求，还有他对新疆兵团美术及新疆美术发展近50年历史的自我解读与话语权。
董振堂的去世，带走了兵团美术发展历史的一份鲜活。新疆地处西域，远古和封建社会时期的新疆美术现象和美术事件除了岩画、壁画、泥塑、墓前石人等遗存外，更详细的资料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得到。即便是清末民国至今，新疆近百年的美术而言，文献资料也是少之又少，留下的美术作品更是弥足珍贵。清末，美术教育以书法为主，美术事件紧紧围绕经济、封建迷信活动、节日吉庆活动产生、存在，如天津杨柳青年画、剪纸、对联等。民国时期，新疆美术活动得益于抗日连环画和漫画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一批有志于援疆的美术人士②只身援疆。“据考察，从1950年到1965年的十几年里，内地院校分配来疆的美术专业毕业生就达到了121人。而且，基本上是当时各个院校的高材生。”③文革时期，一些援疆美术工作者调回内地，有的出了国，有的去了北京做了自由艺术家，留下来的这些美术工作者中有些已经带着他们的活动经历长眠于地下，现在在世的为数也不多。经历了清末历史的艺术家根本不可能找到了。现在在世的经历了民国、新中国、文革、改革开放几个时期的艺术家的年龄也到了八十岁左右。他们关于新疆美术发展的见证弥足珍贵。董振堂的去世，带走了新疆60年代至今兵团美术的直接性、真实性、生动性。至此，也许扼腕痛惜的还有我国美术界的邵大箴、金维诺、薜永年、易英、尹吉男、邹跃进、李公明、管郁达、俞可等等对口述史充分肯定和支持的教授。
董振堂经历了解放初期的、17年时期的、文革时期的和新时期的新疆美术。董振堂的去世，不仅是新疆兵团国画界的损失，而且是新疆美术发展历史的缺憾。尽管，在1972年至1973年期间，哈孜艾买提、廉敏、阿曼、谢家道、蔡斌、龙清廉、吴奇峰、雷中峋、吴烈勇、姜学亮、葛德夫、高桂林、沈邦富、克里木、杨生丁等油画家、国画家、版画家、书法家都活跃在新疆。我们现在还能找到他们中的全部来口述新疆美术的发展历程的设想打折扣了。的确，我们可以从当年的报纸、杂志找到他们的作品以及一些社会画家，比如：石敦煌、杨成泽、阿不都米吉提、王克新、宋子立、周德仁、李兰生等，也可以大概概括出当时创作的社会背景，并总结归纳出那个时代美术的共同特点。也会觉得那个时代的这些小人物不足以引起所谓学者的重视。这恰恰忽视了口述史对历史丰富层次的追求。口述史在记叙历史的过程，在记叙历史阶段中各个阶层、各种大小人物的活动和心理状态，不分贵贱，也不分主末流。口述史是一种最民主、最生动的用文字、声像记录历史的研究手段。
目前，新疆美术口述史资料的收集工作显得更为紧迫。一方面是因为一些老艺术家的健康状态，另一方面是因为如果有了这些口述的第一手的文字的、录音的、图像的资料，将会为写作新疆口述美术史、研究新疆美术口述史以及更好地研究新疆美术提供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当然，我们也不能走入误区，认为口述史是排除文献资料的。事实上，口述史研究并不排除历史文献资料，它是以广泛占有文献资料為前提的，口述课题的选择、访谈问题的提出、访谈对象的确定、口述过程的引导、口述材料的取舍、分析鉴别等，无一不与掌握广博的党史知识和“穷尽”文献资料相联系，访谈前对文献史料掌握的越充分，访谈就越主动，越容易与受访者沟通，对口述内容就越容易理解，对口述史的把握就越准确、越接近真实。”④
尽管诸多学者对口述史充分肯定，但是，口述史依然面临学者的种种质疑。
口述史面临的质疑之一：整理者是作者，还是口述者是作者。质疑之二：对口述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不能被看做研究。如果仅凭整理访谈录音、拍摄照片和录像就可以被看做研究，学术的价值何在？质疑三：历史是可以口述的吗？众说纷纭的东西，主观性太强，怎么能被看做历史。“口述记录也有缺陷和不足，如：搜集耗时，受限于口述者记忆的好坏，多少都带有个人观点等等，但口述资料仍不失是一项珍贵的一手资料（其中的偏见与主观正好反映叙述者的历史立场）。”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中国史家司马迁、十九世纪法国史学家米什莱（Jules Michelet）等皆广泛应用口述资料，作为书写历史的依据。仔细了解唐德刚⑥等中国口述史研究者，这些质疑就显得相当苍白。口述史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写作，是研究资料积累的可贵途径之一。同时，也是文字发明之前和强大的录音、摄像技术设备发明以后，颠覆传统的关于历史的保存、书写、表达方式之一。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斯坦利·维斯塔尔描述印第安人领袖的《西亭·布尔》、西奥多·罗森加顿《上帝的全部危险》、《根》，以及拉斐尔·萨缪尔的《伦敦东区的下层社会》等都是口述史的杰作。2002年始，崔永元开始策划制作“口述历史”项目，8年间共采访了3500多人，积累了600万分钟素材。 生活在新疆的我们，不能因为一些学者的质疑就因噎废食，放弃对口述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我们也不能因为个别艺术家在对口述史不了解的情况下，对口述史进行的不良评论，而改变对口述史的看法。毕竟，口述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让大家接受，得有一个过程。尤其在新疆，一个特殊的地域，口述史研究方法的使用，对于地方美术史的书写与重构既迫在眉睫，又需得到主流话语的迅速认可。否则，像董振堂这样具有代表性的画家可能离我们越来越远。而随着画家年岁的增高，我们所能得到的对这些老艺术家的访谈机会将越来越少，艺术家们的记忆也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越来越模糊。这都会加大我们收集资料的难度和整理口述录音的难度。还会引起读者的误读。
质疑四：与其让你来访谈老艺术家，艺术家们自己写自传或回忆录岂不是更好！这里可能混淆了口述史和自传或回忆录的区别。首先，口述史不同于自说自话的回忆录或者自传，是主客对话，是历史的重构。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多少都会有当事人自我合理化的成分在里面。在主观上有自我解脱的需要，在客观上有着时过境迁的记忆误差。而口述史的整理需要根据访谈录音和记录查证相关文献，纠正在访谈中因被访谈者口误等而可能出现的所有误差。其次，口述史是访谈者根据对被访谈者的了解，事先预设好访谈的主题，找好被访谈人的兴趣点或切入点，逐步围绕拟定问题展开的主客对话。第三，回忆录或自传围绕回忆者自己展开回忆。回忆者是主体。而口述史在口述中必然涉及口述者自己，但更多的是围绕时间、事件、相关的人展开的较为客观的对话。第四，回忆者自己就是回忆录或者自传的作者，而口述史的作者不是自己，而是整理者或访谈者。第五，回忆录或自传不必对所回忆的事物限定在历史的范围内。可以是感恩、可以重现生命中美好的事物，也可以是历史的见证。但是口述史必须是历史的见证。第六，回忆录可以是一个阶段生活的侧面，也可以很详细。口述史留存的必然是很详细的一个阶段生活工作中与访谈主题相关的各个面。第七，回忆录无论公撰（多人）还是私撰（个人），往往会陷入极强的生前身后名的功利性怪圈。口述史恰好通过同一事件的多名当事人的访谈对话的互证性来弥补回忆录的这种不足。第八，回忆录的“当事人缺乏原始资料的参考，记忆的错讹之处在所难免，且个人写作动机各异，表达能力高下不同，所以质量差距很大，存史的价值高低有天壤之别。”⑦口述史因为是专业级学者针对某一话题对历史亲历者展开的访谈与对话，旨在求证历史，存史价值较高。第九，回忆录或自传与口述史的发展趋势不同。回忆录或自传随着社会生活透明度的不断提高，公共话语范围的不断扩大，必然最终充当历史书写的背景。而口述史建立在现代科技媒体的基础上，且旨在求证历史的鲜活性、真实性、丰富性和客观性，必然随着人们对口述史优势认识的不断深入而蓬勃发展，转变为历史留存的主流方式之一。翻阅湖南等地的美术史就会发现，口述史也已经成为地方美术史的重要记录方法之一。
如果在董振堂在世的时候，围绕董振堂的生平画迹对董振堂和董振堂的同事、艺友进行访谈，丰富的不仅是董振堂个人的形象，同时丰富的还有兵团美术的发展历程。尽管关于董振堂有《当代国画家：董振堂》传记，但并不排斥董振堂口述史的留存。这种现象并不出现在董振堂一人身上。否则，《求是》杂志社编审阎长贵就不会发出如下慨叹：“中国有‘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说法，这有合理性，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就评价当代人和当代事件来说，当代人往往难做到客观、公正，而就弄清事件本身来说，非当代人、当事人或亲历者做不到。就现有的很多回忆录中的一些事实，其正确，其错误，或不足，非当事者、亲历者谁能甄别、分辨？也正因为这样，应该动员和组织更多的当事人、亲历者写回忆录。当然，就当事人、亲历者来说，这也是一种历史责任、历史觉悟。”口述史恰好能够采用多个访谈对象对历史的互证性，来弥补自传和回忆录中出现的偏颇与不足。
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崔永元认为：“比如我特别想看当年对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等京剧名旦的采访，或者他们的口述记录；想听侯宝林先生讲讲最早的相声是怎么演的、演的都是什么段子、后来又怎么改变……全都没有。我参观过日本、美国、加拿大的相关机构，我们的‘口述历史库’甚至比不过人家的一个大学。我们的GDP赶超了别人，但对历史的敬重、敬仰、尊重、珍爱，却比不过别人！为什么大家不觉着这件事丢人呢？为什么不为这事发愁着急呢？！”⑧=8＼*GB3如果我们不放下对口述史和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偏见，如果我们不能放下“文人相轻”的个性积垢，越来越多的高龄艺术家将带走亲历的历史鲜活性和话语权，给新疆美术史书写的鲜活性和丰富性留下无尽的缺憾。
我想，其实很多新疆乃至全国的艺术家内心是不愿成为第二个董振堂的。因为一个艺术家怎能无视在还没有失去生命的时候，还在创作、还在参与历史进程的时候，就已经放弃了参与建构历史的机遇呢。
注释：①董振堂（1942.6～2013.5）河南邓州人。1962年毕业于郑州艺术学院美术系。1965年到新疆工作，当过农工，放过电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美协副主席，新疆画院特聘画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宪梓教育基金奖获得者。1996年出版《重振堂画集》，2003年出版《边魂—董振堂兵团人水墨系列作品集》。1998年荣获新疆兵团首届“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2000年被评为全国百杰画家。
②详见：凌洁.新中国初期（1949～1966 年）内地院校毕业来疆国画家研究.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6）.
③康书增.建国后支边新疆美术家研究[J].美术观察.2010（11）：109.
④http：∥baike.baidu.com/view/968256.htm.
⑤http：∥baike.baidu.com/view/968256.htm.
⑥唐德剛（1920年8月23日～2009年10月26日），安徽省合肥县西乡山南馆唐老圩人。华裔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史学博士。中国口述史的主要推动人物。著有《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晚清七十年》、《张学良口述历史》、《袁氏当国》等.
⑦http：∥baike.baidu.com/view/526329.htm.
⑧=8＼*GB3http：∥baike.baidu.com/view/968256.htm.
参考文献：
[1] 李向平，魏扬波.口述史研究方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 王俊义，丁东.口述历史（第二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 当代上海研究所.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务：来自海峡两岸的探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 杨银祥.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 高名潞，等.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6] 陈向兵.何种标准？谁之立场？——当代艺术史写作的权力、意义与可能[J].美苑，2010（3）.
[7] 李辉武.口述美术史与地域美术史建构——以《口述湖南美术史19492009》为例[D].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5）.
作者简介：王晓玲，昌吉学院美术系讲师，主要从事艺术理论研究。
关键词：董振堂；新疆美术；口述史
口述史亦称口碑史学，是人类最初传承历史的方法。后来被文献历史代替。口述史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是美国人乔·古尔德于1942年提出来的，之后被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的奠基人、哥伦比亚大学的阿兰·内文斯教授加以运用并推广。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借助文字笔录、有声录音、影像录影等科技手段在美国复兴。1948年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室。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口述史有了极大发展，不仅在美国，而且在英、法、德诸国出现了大量口述史研究机构，出现了大批口述史研究成果。在1960年至1966之间，美国出现了90个口述史研究机构。中国史学界从1950年代开始出现口述史研究。2003年，中国社科院推出了《口述历史》丛刊。2004年，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得以成立。2008年，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节目资料中心发起了“老广播人口述历史”项目。这项活动借助现代化的音像手段，不但收集了上海老广播人亲历的历史资料，而且保存了直观的音像资料。
2013年5月份，当我打开QQ，看到新疆兵团美术的杰出国画家董振堂去世的消息时，心中的惋惜与遗憾难以言表。一位极具特点的新疆兵团国画家从此与新疆美术口述史擦肩而过。带走的不仅是画家对艺术的追求，还有他对新疆兵团美术及新疆美术发展近50年历史的自我解读与话语权。
董振堂的去世，带走了兵团美术发展历史的一份鲜活。新疆地处西域，远古和封建社会时期的新疆美术现象和美术事件除了岩画、壁画、泥塑、墓前石人等遗存外，更详细的资料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得到。即便是清末民国至今，新疆近百年的美术而言，文献资料也是少之又少，留下的美术作品更是弥足珍贵。清末，美术教育以书法为主，美术事件紧紧围绕经济、封建迷信活动、节日吉庆活动产生、存在，如天津杨柳青年画、剪纸、对联等。民国时期，新疆美术活动得益于抗日连环画和漫画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一批有志于援疆的美术人士②只身援疆。“据考察，从1950年到1965年的十几年里，内地院校分配来疆的美术专业毕业生就达到了121人。而且，基本上是当时各个院校的高材生。”③文革时期，一些援疆美术工作者调回内地，有的出了国，有的去了北京做了自由艺术家，留下来的这些美术工作者中有些已经带着他们的活动经历长眠于地下，现在在世的为数也不多。经历了清末历史的艺术家根本不可能找到了。现在在世的经历了民国、新中国、文革、改革开放几个时期的艺术家的年龄也到了八十岁左右。他们关于新疆美术发展的见证弥足珍贵。董振堂的去世，带走了新疆60年代至今兵团美术的直接性、真实性、生动性。至此，也许扼腕痛惜的还有我国美术界的邵大箴、金维诺、薜永年、易英、尹吉男、邹跃进、李公明、管郁达、俞可等等对口述史充分肯定和支持的教授。
董振堂经历了解放初期的、17年时期的、文革时期的和新时期的新疆美术。董振堂的去世，不仅是新疆兵团国画界的损失，而且是新疆美术发展历史的缺憾。尽管，在1972年至1973年期间，哈孜艾买提、廉敏、阿曼、谢家道、蔡斌、龙清廉、吴奇峰、雷中峋、吴烈勇、姜学亮、葛德夫、高桂林、沈邦富、克里木、杨生丁等油画家、国画家、版画家、书法家都活跃在新疆。我们现在还能找到他们中的全部来口述新疆美术的发展历程的设想打折扣了。的确，我们可以从当年的报纸、杂志找到他们的作品以及一些社会画家，比如：石敦煌、杨成泽、阿不都米吉提、王克新、宋子立、周德仁、李兰生等，也可以大概概括出当时创作的社会背景，并总结归纳出那个时代美术的共同特点。也会觉得那个时代的这些小人物不足以引起所谓学者的重视。这恰恰忽视了口述史对历史丰富层次的追求。口述史在记叙历史的过程，在记叙历史阶段中各个阶层、各种大小人物的活动和心理状态，不分贵贱，也不分主末流。口述史是一种最民主、最生动的用文字、声像记录历史的研究手段。
目前，新疆美术口述史资料的收集工作显得更为紧迫。一方面是因为一些老艺术家的健康状态，另一方面是因为如果有了这些口述的第一手的文字的、录音的、图像的资料，将会为写作新疆口述美术史、研究新疆美术口述史以及更好地研究新疆美术提供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当然，我们也不能走入误区，认为口述史是排除文献资料的。事实上，口述史研究并不排除历史文献资料，它是以广泛占有文献资料為前提的，口述课题的选择、访谈问题的提出、访谈对象的确定、口述过程的引导、口述材料的取舍、分析鉴别等，无一不与掌握广博的党史知识和“穷尽”文献资料相联系，访谈前对文献史料掌握的越充分，访谈就越主动，越容易与受访者沟通，对口述内容就越容易理解，对口述史的把握就越准确、越接近真实。”④
尽管诸多学者对口述史充分肯定，但是，口述史依然面临学者的种种质疑。
口述史面临的质疑之一：整理者是作者，还是口述者是作者。质疑之二：对口述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不能被看做研究。如果仅凭整理访谈录音、拍摄照片和录像就可以被看做研究，学术的价值何在？质疑三：历史是可以口述的吗？众说纷纭的东西，主观性太强，怎么能被看做历史。“口述记录也有缺陷和不足，如：搜集耗时，受限于口述者记忆的好坏，多少都带有个人观点等等，但口述资料仍不失是一项珍贵的一手资料（其中的偏见与主观正好反映叙述者的历史立场）。”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中国史家司马迁、十九世纪法国史学家米什莱（Jules Michelet）等皆广泛应用口述资料，作为书写历史的依据。仔细了解唐德刚⑥等中国口述史研究者，这些质疑就显得相当苍白。口述史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写作，是研究资料积累的可贵途径之一。同时，也是文字发明之前和强大的录音、摄像技术设备发明以后，颠覆传统的关于历史的保存、书写、表达方式之一。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斯坦利·维斯塔尔描述印第安人领袖的《西亭·布尔》、西奥多·罗森加顿《上帝的全部危险》、《根》，以及拉斐尔·萨缪尔的《伦敦东区的下层社会》等都是口述史的杰作。2002年始，崔永元开始策划制作“口述历史”项目，8年间共采访了3500多人，积累了600万分钟素材。 生活在新疆的我们，不能因为一些学者的质疑就因噎废食，放弃对口述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我们也不能因为个别艺术家在对口述史不了解的情况下，对口述史进行的不良评论，而改变对口述史的看法。毕竟，口述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让大家接受，得有一个过程。尤其在新疆，一个特殊的地域，口述史研究方法的使用，对于地方美术史的书写与重构既迫在眉睫，又需得到主流话语的迅速认可。否则，像董振堂这样具有代表性的画家可能离我们越来越远。而随着画家年岁的增高，我们所能得到的对这些老艺术家的访谈机会将越来越少，艺术家们的记忆也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越来越模糊。这都会加大我们收集资料的难度和整理口述录音的难度。还会引起读者的误读。
质疑四：与其让你来访谈老艺术家，艺术家们自己写自传或回忆录岂不是更好！这里可能混淆了口述史和自传或回忆录的区别。首先，口述史不同于自说自话的回忆录或者自传，是主客对话，是历史的重构。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多少都会有当事人自我合理化的成分在里面。在主观上有自我解脱的需要，在客观上有着时过境迁的记忆误差。而口述史的整理需要根据访谈录音和记录查证相关文献，纠正在访谈中因被访谈者口误等而可能出现的所有误差。其次，口述史是访谈者根据对被访谈者的了解，事先预设好访谈的主题，找好被访谈人的兴趣点或切入点，逐步围绕拟定问题展开的主客对话。第三，回忆录或自传围绕回忆者自己展开回忆。回忆者是主体。而口述史在口述中必然涉及口述者自己，但更多的是围绕时间、事件、相关的人展开的较为客观的对话。第四，回忆者自己就是回忆录或者自传的作者，而口述史的作者不是自己，而是整理者或访谈者。第五，回忆录或自传不必对所回忆的事物限定在历史的范围内。可以是感恩、可以重现生命中美好的事物，也可以是历史的见证。但是口述史必须是历史的见证。第六，回忆录可以是一个阶段生活的侧面，也可以很详细。口述史留存的必然是很详细的一个阶段生活工作中与访谈主题相关的各个面。第七，回忆录无论公撰（多人）还是私撰（个人），往往会陷入极强的生前身后名的功利性怪圈。口述史恰好通过同一事件的多名当事人的访谈对话的互证性来弥补回忆录的这种不足。第八，回忆录的“当事人缺乏原始资料的参考，记忆的错讹之处在所难免，且个人写作动机各异，表达能力高下不同，所以质量差距很大，存史的价值高低有天壤之别。”⑦口述史因为是专业级学者针对某一话题对历史亲历者展开的访谈与对话，旨在求证历史，存史价值较高。第九，回忆录或自传与口述史的发展趋势不同。回忆录或自传随着社会生活透明度的不断提高，公共话语范围的不断扩大，必然最终充当历史书写的背景。而口述史建立在现代科技媒体的基础上，且旨在求证历史的鲜活性、真实性、丰富性和客观性，必然随着人们对口述史优势认识的不断深入而蓬勃发展，转变为历史留存的主流方式之一。翻阅湖南等地的美术史就会发现，口述史也已经成为地方美术史的重要记录方法之一。
如果在董振堂在世的时候，围绕董振堂的生平画迹对董振堂和董振堂的同事、艺友进行访谈，丰富的不仅是董振堂个人的形象，同时丰富的还有兵团美术的发展历程。尽管关于董振堂有《当代国画家：董振堂》传记，但并不排斥董振堂口述史的留存。这种现象并不出现在董振堂一人身上。否则，《求是》杂志社编审阎长贵就不会发出如下慨叹：“中国有‘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说法，这有合理性，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就评价当代人和当代事件来说，当代人往往难做到客观、公正，而就弄清事件本身来说，非当代人、当事人或亲历者做不到。就现有的很多回忆录中的一些事实，其正确，其错误，或不足，非当事者、亲历者谁能甄别、分辨？也正因为这样，应该动员和组织更多的当事人、亲历者写回忆录。当然，就当事人、亲历者来说，这也是一种历史责任、历史觉悟。”口述史恰好能够采用多个访谈对象对历史的互证性，来弥补自传和回忆录中出现的偏颇与不足。
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崔永元认为：“比如我特别想看当年对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等京剧名旦的采访，或者他们的口述记录；想听侯宝林先生讲讲最早的相声是怎么演的、演的都是什么段子、后来又怎么改变……全都没有。我参观过日本、美国、加拿大的相关机构，我们的‘口述历史库’甚至比不过人家的一个大学。我们的GDP赶超了别人，但对历史的敬重、敬仰、尊重、珍爱，却比不过别人！为什么大家不觉着这件事丢人呢？为什么不为这事发愁着急呢？！”⑧=8＼*GB3如果我们不放下对口述史和当代人修当代史的偏见，如果我们不能放下“文人相轻”的个性积垢，越来越多的高龄艺术家将带走亲历的历史鲜活性和话语权，给新疆美术史书写的鲜活性和丰富性留下无尽的缺憾。
我想，其实很多新疆乃至全国的艺术家内心是不愿成为第二个董振堂的。因为一个艺术家怎能无视在还没有失去生命的时候，还在创作、还在参与历史进程的时候，就已经放弃了参与建构历史的机遇呢。
注释：①董振堂（1942.6～2013.5）河南邓州人。1962年毕业于郑州艺术学院美术系。1965年到新疆工作，当过农工，放过电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美协副主席，新疆画院特聘画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宪梓教育基金奖获得者。1996年出版《重振堂画集》，2003年出版《边魂—董振堂兵团人水墨系列作品集》。1998年荣获新疆兵团首届“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2000年被评为全国百杰画家。
②详见：凌洁.新中国初期（1949～1966 年）内地院校毕业来疆国画家研究.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6）.
③康书增.建国后支边新疆美术家研究[J].美术观察.2010（11）：109.
④http：∥baike.baidu.com/view/968256.htm.
⑤http：∥baike.baidu.com/view/968256.htm.
⑥唐德剛（1920年8月23日～2009年10月26日），安徽省合肥县西乡山南馆唐老圩人。华裔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史学博士。中国口述史的主要推动人物。著有《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晚清七十年》、《张学良口述历史》、《袁氏当国》等.
⑦http：∥baike.baidu.com/view/526329.htm.
⑧=8＼*GB3http：∥baike.baidu.com/view/968256.htm.
参考文献：
[1] 李向平，魏扬波.口述史研究方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 王俊义，丁东.口述历史（第二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 当代上海研究所.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务：来自海峡两岸的探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 杨银祥.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 高名潞，等.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6] 陈向兵.何种标准？谁之立场？——当代艺术史写作的权力、意义与可能[J].美苑，2010（3）.
[7] 李辉武.口述美术史与地域美术史建构——以《口述湖南美术史19492009》为例[D].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5）.
作者简介：王晓玲，昌吉学院美术系讲师，主要从事艺术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