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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修辞学研究的是如何提高言语表达效果的规律。我们将修辞中的得体性原则提炼为“言有时、言有当与言之务尽”，在这一层面上准确把握言语，使用这一原则统领言语，可以提升言语的表达效果。
关键词：语境 得体性原则 适度 恰当
中国修辞学界曾经认为修辞只是一种手段和技巧，即“修辞是‘说话的艺术’，是在运用语文的各种材料的基础上提高表达效果的手段和技巧”。也有修辞学者对此作出了更宽泛的解释，如陈望道认为修辞是一种“努力”，“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张志公认为修辞是一种“过程”，是“运用语言的时候，根据一定的目的精心选择语言材料这样一个工作过程”。王德春认为修辞是一种“活动”，是“对言语进行加工、修辞和调整，以达到最佳交际效果的活动”。总之，修辞就是在一定的语境当中，说话者根据一定的意图发出一段话语，希望相应的听话者做出合意的反应这样一个言语事件。
修辞学主要研究言语表达的交际效果，因此修辞必须要符合得体性原则，才能称得上是达到了良好的表达效果。通俗地说，应该是指使用修辞手段令交际言语在“说不说”“说什么”“对谁说”“怎样说”“说几分”等方面都做得“恰到好处”，可以概括为“言有时、言有当、言之务尽”。
一、言有时
“言有时”指在修辞原则里“得体性原则”中的符合语境原则。语境，即谈话中的语言环境。在中国修辞学中，较早提到“语境”的是张弓。他于1963年《现代汉语修辞学》中，谈修辞定义时指出：“修辞是为了有效地表达意旨，交流思想而适应现实语境，利用民族语言各因素以美化语言。”80年代，人们逐渐认识到“语境是修辞学的基础”。90年代后，语境研究纳入修辞规律研究并成为主线，比如提出了“与言语环境相适应”规律。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提出“修辞应以适应题旨情景为第一义”。“适应”就包含得体之意。言语环境主要指影响人们修辞交际行为的因素。人们通常把语境划分两个层次：语内语境和语外语境。如下图所示：
成功的言语交际，一定是符合特定时机与场合的得体言语，即适合语境的言语。
孔子作为文化巨人，在言语交际中也有“适境”的强烈意识。他认为，能与某种特定的环境气氛相和谐的言语才是优等的、成功的言语；反之则是笨拙的、失败的言语。在《论语》中曾有过许多关于言语“适境”的论述。他认为，良好的言语，总是把握住了言语时机，即公叔文子所说的“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宪问》）。言语交际要根据具体言语环境，区分不同场合，使话语符合身份、场合以及当时的言谈背景和环境气氛。孔子的言语实践正是如此。例如，在教学、仪礼等庄重场合，使用《诗》《书》“雅言”。平时跟弟子、门人交往，轻松言谈，谦和平易。而在其他场合，据《乡党》篇载：孔子于乡党“似不能言者”；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在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圁訚如也”；入公门“其言似不足者”。这些记录显现出孔子在不同的交际环境中的言语格调，其言语与环境氛围都极为和谐。
“言有时”要求言语交际要适合一定的语境，其中包括交际双方的社会文化背景、历史背景等因素。话语的组织建构要因交际对象的具体情况而变化，也就是说语境因素能够制约话语的组织和建构。交际双方的社会角色、角色关系不同，谈话的内容、方式也应有所区别。比如：
刚从大学毕业的研究生王萍，暑假里很顺利地在一所大学找到了工作，她趁还没上班便回农村老家陪爸妈住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她在街上恰好碰到了初中时非常要好的朋友李梅（一副农村妇女模样），二人刚开始还聊得很开心，但不一会王萍便给李梅讲起了她上大学、上研究生有多好，现在社会文凭有多重要，她找的工作又有多好……此时李梅脸上的笑容看上去似乎很不自然了，只说了句：“不好意思啊王萍，我得回家给孩子做饭了，我们改天再聊!”便匆匆离开了。
事实上，王和李两人的生活经历不同，学历层次不同，她们的思想也是截然不同的，说话者王萍在交际时没有考虑到听话者李梅自身各方面的因素，从而使得两人无法再交流下去，形成交际障碍。
再比如“小姐”一词，在中国古代一般指称家庭比较富裕的人家的女儿，在现代社会“小姐”一词虽然也流行了一段时间，它表示对女性的一种尊称。但到了后来，却成了从事色情服务女性的特殊称呼，成了一个人人避讳的贬义词。尽管现在还有许多没有这种特殊意思的“礼仪小姐”“环球小姐”等美好词语，但多数女性还是对“小姐”“敬”而远之。因此，我们在交际活动中一定要处理好自我和交际对象之间的关系，使言语交际效果达到一个最佳状态。
具体的时间、地点场合、氛围等是交际的小环境，而社会文化背景和民族差异等则是大环境。言语交际是文化心理上的呼应与沟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文化心理和不同的风俗习惯。风俗习惯实际是历史传统、文化意识的长期积淀。比如英国人喜欢用“狐狸”赞美妻子的贤惠聪明，而中国人却习惯于用“狐狸”比喻人的狡猾奸诈。再如中国人喜欢见面时问吃饭了没有，以表示亲热，外国人听了就会以为你要请他吃饭。言语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得体不可缺少的条件。不懂得文化之间的差异，势必会造成误解。
只有准确把握好社会角色、角色关系、个性心理、社会文化背景、社会政治背景等语境因素，才能做到成功的言语交际。
二、言有当
宋代理学家说：“言不贵多，贵于当而已矣；政不贵详，贵于顺而已矣。”“当”，就是精当、得当，也就是得体。荀子直接提出“言当”之说，他说：“言而当，知也。”又说：“言必当理。”认为言语的“当”在于合乎礼义，合乎道理。“当”“当理”，都是说言语要恰当，也就是要得体。吕叔湘先生在给王希杰先生的《汉语修辞学》写的序言中提出了“适度”原则和“恰当”原则，并且指出：“这个原则可以叫做‘适度’，只有适度才能不让藻丽变成花哨，平实变成呆板，明快变成草率，含蓄变成晦涩，繁丰变成冗杂，简洁变成干枯。这个原则又可以叫做‘恰当’，那就是该藻丽的地方藻丽，该平实的地方平实，不让一篇文章执著于一种风格。综合这两个方面用一个字眼来概括，就是‘自然’，就是一切都恰到好处。”
朱光潜在《文学与语文（上）：内容、形式与表现》一文中说：“我并非要求美丽的辞藻，存心装饰的文章甚至使我嫌恶；我所要求的是语文的精确妥帖，心里所要说的话与手里所写出来的完全一致，不含糊，也不夸张，最适当的字句安排在最适当的位置。那一句话只有那一个说法，稍加增减更动，便不是那么一回事。语文做到这个地步，我对作者便有绝对信心。”这段话显示了朱光潜先生对于“恰当”的重视。
总之，“言有当”指做到使用恰当并且适度的言语表达，这也是得体性原则的要求。作家艾丰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时，有位同事突然问他：“老艾，听说你要当副总了？”艾丰听后，佯装神秘地回答：“咳，你们怎么不明白，当副字的我就看中副总理了。”这个回答引得大家哄堂大笑，问话也就在笑声中被自然否定了。由此，艾丰写下一条随感：“严肃地对待严肃的事情，谓之郑重；严肃地对待不严肃的事情，谓之滑稽；不严肃地对待严肃的事情，谓之轻率；不严肃地对待不严肃的事情，谓之潇洒。”在当时语境下，艾丰选择了“不严肃地对待不严肃的事情”的态度，是正确的，他的回答自然是得体的。
“言有当”又体现了哲学的“适度”原则。辩证唯物主义的“度”，阐明了制约着事物保持自身质的稳定性的限度、幅度和范围。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度”，而且有着最佳的“度”。事物一旦超出了自身“度”的界限，就会转化为别的事物了。譬如，在标准大气压下，保持液态的水只能在0℃～100℃的限度内，低于前者是冰，高于后者则变成蒸汽了。“度”体现了事物的“质”和“量”之间的辩证关系。辩证唯物主义的“适度”原则，就是要求人们认识并把握事物的“度”，防止对于“度”的“越过”，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事物的质。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适度”原则，就能正确指导人们的行为，努力达到“恰到好处”的境地。修辞的“得体性原则”就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适度”原则。因为修辞的“得体性原则”所强调的“得体”，实质就是强调某些“适度”。即要求在具体语用时对于修辞方式的“多用还是少用”“用哪几种”“怎样用”等处理得“分寸得当”“恰到好处”。这就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适度”原则息息相通。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掌握分寸”，以对象的可接受性为限度，不及不行，过了也不行，“分寸”就在可接受的限度范围内。说笑话，如果超出了对方可接受的限度，就会弄得对方不高兴，甚至伤了感情。这样的笑话就不得体，这样的言语也是不得体的言语。
三、言之务尽
“言之务尽”包含两方面含义——“言尽”与“言不尽”。
在一些情境下，只有“言尽”才能取得良好的表达效果。用语言将自己的思想表达完整，也是修辞原则的要求。
信息量不足或不完整就不能实现言语要表达的目的。比如，有个幽默的故事：
在竞选前的群众大会上，当政治家演讲的时候，接到一个条子，上面写着两个字：傻瓜！
“亲爱的同胞们！”政治家镇静地说：“我经常收到人们忘记署名的信，但现在我生平第一次接到一封有署名，但没一点内容的信！”
写纸条的人很明显的动机是在说政治家是傻瓜，而政治家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但是由于他所提供的信息不足，反被政治家巧妙地回击，用原话回敬了写纸条的人。关键就在于，写纸条的人没有提供完整的一条信息。这说明，只有“言尽”才能表达完整的意图，不完整的言语会产生误解。
另外，在某些情境下“言不尽”反而能够产生很好的表达效果。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言不尽”使言语更加含蓄，深沉。孟轲说：“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苏轼说：“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尽，尤为极致。”刘熙载说：“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如寄浅于深，寄厚于轻，寄劲于婉，寄直于曲，寄实于虚，寄正于余，皆是。”
鲁迅先生在《故乡》的结尾写到：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里，作者以一种意犹未尽的形式表达了对新生活的坚定信心，含义深远，耐人寻味。作者并没有追求详尽的表述，而是用一种“言不尽”的方式，给读者以联想的空间，使人读来感觉更加含蓄，更加深刻。
对于“言尽”和“言不尽”，重要的是如何掌握这样的表达技巧，以表达出所要展现的内容，从而达到所要表达的结果，才能给人了解要表达的意图。在修辞的表达中，需要活跃的思维和丰富的阅历，避免在“言尽”的情况下，“言不尽”；避免在“言不尽”的时候，“言尽”。
四、总结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们用来交流思想、传递信息，以达到互相了解的手段。言语表达、言语交际只有符合得体性原则，才能取得良好的表达效果和交际效果。
言语的本质是信息的传递、思想的交流。言语的目的在于通过信息传递、思想交流使交际双方在文化心理上形成一种呼应和沟通。这种呼应和沟通的强弱、深浅，就是交际效果的反映。得体性原则追求的是交际双方在文化、心理上的最佳呼应和沟通，以推进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
语言制约着言语，指导人们进行言语实践；语言存在于言语之中，存在于人们的交际过程之中，存在于言语行为和言语作品之中。语言不能够脱离言语，言语也不能脱离语言，它们是不可分离的。
只有相互得体地运用和组合，才能在沟通和交流上达到更好的效果，才能促进相互了解，才能推进文化、教育各个方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汝东.当代汉语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王希杰.汉语修辞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王希杰.修辞学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语言教研室.语言学术语简释[Z].长春：吉林师范大学，1962.
[5]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6]聂焱.孔子言语得体观述要[J].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4）.
[7]李名方.修辞学：言语得体学[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3）.
[8]郭玉梅.浅谈得体性原则的层次观[J].毕节学院学报，2008，（3）.
[9]韦世林.“得体性原则”应是修辞的最高原则[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4）.
（王媛甘肃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730030）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公式、注解等请以PDF格式阅读”
关键词：语境 得体性原则 适度 恰当
中国修辞学界曾经认为修辞只是一种手段和技巧，即“修辞是‘说话的艺术’，是在运用语文的各种材料的基础上提高表达效果的手段和技巧”。也有修辞学者对此作出了更宽泛的解释，如陈望道认为修辞是一种“努力”，“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张志公认为修辞是一种“过程”，是“运用语言的时候，根据一定的目的精心选择语言材料这样一个工作过程”。王德春认为修辞是一种“活动”，是“对言语进行加工、修辞和调整，以达到最佳交际效果的活动”。总之，修辞就是在一定的语境当中，说话者根据一定的意图发出一段话语，希望相应的听话者做出合意的反应这样一个言语事件。
修辞学主要研究言语表达的交际效果，因此修辞必须要符合得体性原则，才能称得上是达到了良好的表达效果。通俗地说，应该是指使用修辞手段令交际言语在“说不说”“说什么”“对谁说”“怎样说”“说几分”等方面都做得“恰到好处”，可以概括为“言有时、言有当、言之务尽”。
一、言有时
“言有时”指在修辞原则里“得体性原则”中的符合语境原则。语境，即谈话中的语言环境。在中国修辞学中，较早提到“语境”的是张弓。他于1963年《现代汉语修辞学》中，谈修辞定义时指出：“修辞是为了有效地表达意旨，交流思想而适应现实语境，利用民族语言各因素以美化语言。”80年代，人们逐渐认识到“语境是修辞学的基础”。90年代后，语境研究纳入修辞规律研究并成为主线，比如提出了“与言语环境相适应”规律。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提出“修辞应以适应题旨情景为第一义”。“适应”就包含得体之意。言语环境主要指影响人们修辞交际行为的因素。人们通常把语境划分两个层次：语内语境和语外语境。如下图所示：
成功的言语交际，一定是符合特定时机与场合的得体言语，即适合语境的言语。
孔子作为文化巨人，在言语交际中也有“适境”的强烈意识。他认为，能与某种特定的环境气氛相和谐的言语才是优等的、成功的言语；反之则是笨拙的、失败的言语。在《论语》中曾有过许多关于言语“适境”的论述。他认为，良好的言语，总是把握住了言语时机，即公叔文子所说的“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宪问》）。言语交际要根据具体言语环境，区分不同场合，使话语符合身份、场合以及当时的言谈背景和环境气氛。孔子的言语实践正是如此。例如，在教学、仪礼等庄重场合，使用《诗》《书》“雅言”。平时跟弟子、门人交往，轻松言谈，谦和平易。而在其他场合，据《乡党》篇载：孔子于乡党“似不能言者”；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在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圁訚如也”；入公门“其言似不足者”。这些记录显现出孔子在不同的交际环境中的言语格调，其言语与环境氛围都极为和谐。
“言有时”要求言语交际要适合一定的语境，其中包括交际双方的社会文化背景、历史背景等因素。话语的组织建构要因交际对象的具体情况而变化，也就是说语境因素能够制约话语的组织和建构。交际双方的社会角色、角色关系不同，谈话的内容、方式也应有所区别。比如：
刚从大学毕业的研究生王萍，暑假里很顺利地在一所大学找到了工作，她趁还没上班便回农村老家陪爸妈住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她在街上恰好碰到了初中时非常要好的朋友李梅（一副农村妇女模样），二人刚开始还聊得很开心，但不一会王萍便给李梅讲起了她上大学、上研究生有多好，现在社会文凭有多重要，她找的工作又有多好……此时李梅脸上的笑容看上去似乎很不自然了，只说了句：“不好意思啊王萍，我得回家给孩子做饭了，我们改天再聊!”便匆匆离开了。
事实上，王和李两人的生活经历不同，学历层次不同，她们的思想也是截然不同的，说话者王萍在交际时没有考虑到听话者李梅自身各方面的因素，从而使得两人无法再交流下去，形成交际障碍。
再比如“小姐”一词，在中国古代一般指称家庭比较富裕的人家的女儿，在现代社会“小姐”一词虽然也流行了一段时间，它表示对女性的一种尊称。但到了后来，却成了从事色情服务女性的特殊称呼，成了一个人人避讳的贬义词。尽管现在还有许多没有这种特殊意思的“礼仪小姐”“环球小姐”等美好词语，但多数女性还是对“小姐”“敬”而远之。因此，我们在交际活动中一定要处理好自我和交际对象之间的关系，使言语交际效果达到一个最佳状态。
具体的时间、地点场合、氛围等是交际的小环境，而社会文化背景和民族差异等则是大环境。言语交际是文化心理上的呼应与沟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文化心理和不同的风俗习惯。风俗习惯实际是历史传统、文化意识的长期积淀。比如英国人喜欢用“狐狸”赞美妻子的贤惠聪明，而中国人却习惯于用“狐狸”比喻人的狡猾奸诈。再如中国人喜欢见面时问吃饭了没有，以表示亲热，外国人听了就会以为你要请他吃饭。言语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得体不可缺少的条件。不懂得文化之间的差异，势必会造成误解。
只有准确把握好社会角色、角色关系、个性心理、社会文化背景、社会政治背景等语境因素，才能做到成功的言语交际。
二、言有当
宋代理学家说：“言不贵多，贵于当而已矣；政不贵详，贵于顺而已矣。”“当”，就是精当、得当，也就是得体。荀子直接提出“言当”之说，他说：“言而当，知也。”又说：“言必当理。”认为言语的“当”在于合乎礼义，合乎道理。“当”“当理”，都是说言语要恰当，也就是要得体。吕叔湘先生在给王希杰先生的《汉语修辞学》写的序言中提出了“适度”原则和“恰当”原则，并且指出：“这个原则可以叫做‘适度’，只有适度才能不让藻丽变成花哨，平实变成呆板，明快变成草率，含蓄变成晦涩，繁丰变成冗杂，简洁变成干枯。这个原则又可以叫做‘恰当’，那就是该藻丽的地方藻丽，该平实的地方平实，不让一篇文章执著于一种风格。综合这两个方面用一个字眼来概括，就是‘自然’，就是一切都恰到好处。”
朱光潜在《文学与语文（上）：内容、形式与表现》一文中说：“我并非要求美丽的辞藻，存心装饰的文章甚至使我嫌恶；我所要求的是语文的精确妥帖，心里所要说的话与手里所写出来的完全一致，不含糊，也不夸张，最适当的字句安排在最适当的位置。那一句话只有那一个说法，稍加增减更动，便不是那么一回事。语文做到这个地步，我对作者便有绝对信心。”这段话显示了朱光潜先生对于“恰当”的重视。
总之，“言有当”指做到使用恰当并且适度的言语表达，这也是得体性原则的要求。作家艾丰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时，有位同事突然问他：“老艾，听说你要当副总了？”艾丰听后，佯装神秘地回答：“咳，你们怎么不明白，当副字的我就看中副总理了。”这个回答引得大家哄堂大笑，问话也就在笑声中被自然否定了。由此，艾丰写下一条随感：“严肃地对待严肃的事情，谓之郑重；严肃地对待不严肃的事情，谓之滑稽；不严肃地对待严肃的事情，谓之轻率；不严肃地对待不严肃的事情，谓之潇洒。”在当时语境下，艾丰选择了“不严肃地对待不严肃的事情”的态度，是正确的，他的回答自然是得体的。
“言有当”又体现了哲学的“适度”原则。辩证唯物主义的“度”，阐明了制约着事物保持自身质的稳定性的限度、幅度和范围。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度”，而且有着最佳的“度”。事物一旦超出了自身“度”的界限，就会转化为别的事物了。譬如，在标准大气压下，保持液态的水只能在0℃～100℃的限度内，低于前者是冰，高于后者则变成蒸汽了。“度”体现了事物的“质”和“量”之间的辩证关系。辩证唯物主义的“适度”原则，就是要求人们认识并把握事物的“度”，防止对于“度”的“越过”，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事物的质。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适度”原则，就能正确指导人们的行为，努力达到“恰到好处”的境地。修辞的“得体性原则”就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适度”原则。因为修辞的“得体性原则”所强调的“得体”，实质就是强调某些“适度”。即要求在具体语用时对于修辞方式的“多用还是少用”“用哪几种”“怎样用”等处理得“分寸得当”“恰到好处”。这就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适度”原则息息相通。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掌握分寸”，以对象的可接受性为限度，不及不行，过了也不行，“分寸”就在可接受的限度范围内。说笑话，如果超出了对方可接受的限度，就会弄得对方不高兴，甚至伤了感情。这样的笑话就不得体，这样的言语也是不得体的言语。
三、言之务尽
“言之务尽”包含两方面含义——“言尽”与“言不尽”。
在一些情境下，只有“言尽”才能取得良好的表达效果。用语言将自己的思想表达完整，也是修辞原则的要求。
信息量不足或不完整就不能实现言语要表达的目的。比如，有个幽默的故事：
在竞选前的群众大会上，当政治家演讲的时候，接到一个条子，上面写着两个字：傻瓜！
“亲爱的同胞们！”政治家镇静地说：“我经常收到人们忘记署名的信，但现在我生平第一次接到一封有署名，但没一点内容的信！”
写纸条的人很明显的动机是在说政治家是傻瓜，而政治家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但是由于他所提供的信息不足，反被政治家巧妙地回击，用原话回敬了写纸条的人。关键就在于，写纸条的人没有提供完整的一条信息。这说明，只有“言尽”才能表达完整的意图，不完整的言语会产生误解。
另外，在某些情境下“言不尽”反而能够产生很好的表达效果。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言不尽”使言语更加含蓄，深沉。孟轲说：“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苏轼说：“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尽，尤为极致。”刘熙载说：“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如寄浅于深，寄厚于轻，寄劲于婉，寄直于曲，寄实于虚，寄正于余，皆是。”
鲁迅先生在《故乡》的结尾写到：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这里，作者以一种意犹未尽的形式表达了对新生活的坚定信心，含义深远，耐人寻味。作者并没有追求详尽的表述，而是用一种“言不尽”的方式，给读者以联想的空间，使人读来感觉更加含蓄，更加深刻。
对于“言尽”和“言不尽”，重要的是如何掌握这样的表达技巧，以表达出所要展现的内容，从而达到所要表达的结果，才能给人了解要表达的意图。在修辞的表达中，需要活跃的思维和丰富的阅历，避免在“言尽”的情况下，“言不尽”；避免在“言不尽”的时候，“言尽”。
四、总结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们用来交流思想、传递信息，以达到互相了解的手段。言语表达、言语交际只有符合得体性原则，才能取得良好的表达效果和交际效果。
言语的本质是信息的传递、思想的交流。言语的目的在于通过信息传递、思想交流使交际双方在文化心理上形成一种呼应和沟通。这种呼应和沟通的强弱、深浅，就是交际效果的反映。得体性原则追求的是交际双方在文化、心理上的最佳呼应和沟通，以推进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
语言制约着言语，指导人们进行言语实践；语言存在于言语之中，存在于人们的交际过程之中，存在于言语行为和言语作品之中。语言不能够脱离言语，言语也不能脱离语言，它们是不可分离的。
只有相互得体地运用和组合，才能在沟通和交流上达到更好的效果，才能促进相互了解，才能推进文化、教育各个方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汝东.当代汉语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王希杰.汉语修辞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王希杰.修辞学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吉林师范大学中文系语言教研室.语言学术语简释[Z].长春：吉林师范大学，1962.
[5]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6]聂焱.孔子言语得体观述要[J].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4）.
[7]李名方.修辞学：言语得体学[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3）.
[8]郭玉梅.浅谈得体性原则的层次观[J].毕节学院学报，2008，（3）.
[9]韦世林.“得体性原则”应是修辞的最高原则[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4）.
（王媛甘肃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730030）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公式、注解等请以PDF格式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