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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洞庭秦氏尊宋朝太常博士秦观为始祖，始迁祖为秦观的五世孙益之公。益之公在“绍熙时由晋陵徙居吴兴临平，营别业于义阜，尝游洞庭，爱山水之盛，遂筑室于消夏湾之安仁乡，卒葬缥缈峰下飞仙山之阳。子君显公守墓于此，遂卜居焉，更乡名为秦家堡”（同治《洞庭秦氏宗谱》，以下引文据此谱，不再一一标注）。由此，洞庭秦氏家族遂世居洞庭西山。
洞庭秦氏自宋以来聚族西山，乃“山中望族，书礼家声”，明朝初年，靖斋公伯龄，由岁贡荐辟历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在其任上“发奸擿伏，明若烛照，而不事深刻，故法严而人不怨。所上章奏，皆凿凿可行”。秦英，洪武中任邢台县簿。秦文或，明初先后任醴陵县知县等。但是业儒仕进并非洞庭秦氏族人的唯一出路，洞庭两山“以商贾为生，土狭民稠，生十七八即挟资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洞庭两山既是商贾之乡，秦氏族人身处其中，难免为此种风气所影响，明代以后族中从事商贾之事的人也渐渐变多，上文提到的秦伯龄即曾在“洪武中商于淮北”。秦怡松曾“迁有无，化居荆襄间”。宣德年间的秦仁放弃举业改从经商，从事长途贩运二十多年，终于“赀殖渐多”。成化、正德年间人秦淮亦中途放弃举业，“乃代厥考，经纪田园，综理泉布，岁殖其赢”。入清后，秦元社“年甫弱冠，服贾荆襄，为人精强有心计，蚤作夜兴，居奇致赢，家业因以渐裕”。秦子声“本货殖列肆在楚南，货颇饶”，后来因为要返回故里，所以“倩人经纪计权子母，得息，可以赡其家”，即选择了“委托经营”的方式。洞庭秦氏经商者不胜枚举，这里不一一列出。洞庭秦氏始终在业儒与经商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虽然西山一支在明中叶之后就没再出过在科举上取得辉煌成就之人，但是族人中依然不乏有人怀抱读书仕进的追求，亦儒亦商的传统始终贯穿于家族发展之中，这亦使得洞庭秦氏家族历经改朝换代仍能够繁盛不衰。
二
洞庭秦氏自始迁祖益之公来居西山之后，“一传有都督公，再传有驸马公，自是丁日繁，支日衍”，驸马公生三子，长子双林公居秦家堡之东，为东秦派；次子云峰公居秦家堡之西，为西秦派；季子阆仙公居西秦之西，亦为西秦派。“由是支分派别，或赘，或徙，散处诸村墟者几半”，后世析居在洞庭西山的有渡渚、镇夏、石公、涵村、明湾、陶村等。另有一支迁居到了洞庭东山，始迂祖是益之公十四世孙廷圭公，在明代成化间“赘于东山长圻村张氏，即卜居焉”。还有一支由洞庭西山迁居到太湖的三山岛上，始迁祖为浩养公。从三山支中又分出一支迁居浙江。在吴郡内的还有韭溪一支，系益之公十三世孙汉杰公始居洞庭之石公，汉杰公的第六子秦圣“赘于韭溪李氏，遂占籍焉”。
洞庭秦氏子孙繁衍，支分派析，更有远徙者，“之荆、之襄、之湘、之鄂，子姓遍两湖”，而且两湖的迁徙状况“今俱备详于篇”，但“此外远者隶江宁、徐州、泗州，隶浙，隶蜀，隶豫章，隶山东，隶甘肃，隶东西粤，近者隶华亭、嘉定、昆山、常熟”，则因为音问早不通而世系难考，“支派阙焉”。不过有些支派的迁徙情况并非完全无从知晓，在秦氏宗谱中还是可以寻得一些蛛丝马迹的，例如有谱序提到“有以宦而分者，则都督子明公也，建牙荆楚、迁居黄安；有以贾而分者，则贵三公也，贸易泖湖、隶籍松浦；以徙居而分者，则元美公之于严州也；以出嗣而分者，则凌云公之于江陵也”。洞庭西山秦氏同湖广支的互动是非常密切而频繁的。这可能是由于洞庭秦氏族人早在明代初期就有至荆楚经商者，自此之后到荆楚从事商业的族人络绎不绝，而且他们宗族观念较强，占籍荆湘后更会加强宗亲关系。
三
家风又叫作门风，是一个家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生活作风、生活方式、传统习惯、道德规范和处世之道的总和。洞庭秦氏自宋元以来能够世为望族，除了亦儒亦商的特点外，还得益于“孝友传家”与“乐善好施”的家风。
1.孝友传家
洞庭秦氏族人多孝友，明朝初年人秦隆“事亲以孝，待人以诚”，稍后的族人秦绅天性孝友，“于事亲则爱敬，兼至于兄弟则友爱尤笃”，对待父母孝顺有加，与兄弟和睦。嘉靖、万历间人秦赞侍奉父母非常孝顺，在双亲去世后“哀毁骨立”，过了几年“心犹慊慊然，过讳日往陈馈奠，饮泣而还，终其身不衰”。在洞庭秦氏宗谱中类似的例子还非常多，不一一罗列，这也正体现了洞庭秦氏世代相传的孝悌之风。
2.乐善好施
乐善好施是洞庭秦氏家族又一累世相传的家风。由经商致富的明宣德、弘治人秦仁常常慷慨助人，“有缓急者倾囊济之，不言德”，而且“并不使人知”。遇到凶年时出粟，“以食诸饿者”。明中期人秦淮曾服贾荆襄，家财富饶之后，遇乡亲“长未嫁娶者嫁娶之，贫无资给者资给之，病不能药死不能棺者，药之棺之”，在乡里颇受赞誉。明末清初人秦仰峰“家故雄于赀，里之贫窭者，途之瞽者跛者公悯其颠连，给之终身无倦意，亲邻之死丧患难不顾利害，身任之”，他这样周济乡里，虽“至家道中落亦不少悔”。韭溪支族人秦凤苞在康熙乙丑江南发大水将吴江塘岸冲塌之后，捐资修塘，“日费百金”，“家破而塘成”。洞庭秦氏族人在数百年中始终保持乐善好施的家风，“读书服贾躬耕亦皆一乡之善士”，维系了家族良好的声誉，有助于家族在地方上社会地位的稳固。
四
洞庭秦氏族人最早修谱在明代正统乙丑年（1445年），最后一次修谱在清代同治癸酉年（1873年），期间共有八次之多，虽中间有修谱年限相隔几近百年者，但并未因此停止修谱工作，持续的修谱活动使秦氏谱系得以绵延，现将洞庭秦氏八次修谱活动列表如下：
洞庭秦氏“明以后或以仕宦或因服贾遂多占籍他乡，然谱牒之修，皆以洞庭宗祠为主，江汉朝宗之义也”，即一方面是家族中支派繁衍，另一方面则因洞庭秦氏族人具有较强的宗族观念，一些支派“虽清芬四布，均能数典不忘所自始”，所以洞庭秦氏的数次修谱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五修宗谱时就将韭溪支合刻于内，湖广各支也很有可能被收入谱内，因为湖广籍的秦文超是当时的修纂人之一。六修宗谱时韭溪支、湖广支皆被采入。七修宗谱时，除了包括韭溪支、湖广支外，又增加了洞庭东山支和三山厚山公一支。第八次修谱时三山支道生公后人秦阶“晤洞庭宗人欣悉洞庭有八修宗谱之举”，随后即奉母命“赴洞庭谱局，靠河源流并往三山搜求坟墓，积数而辑竣”，最后“蒙洞庭诸宗长敬宗收族，即予汇刊”，在宗谱中又增加了三山道生公一支。可见洞庭秦氏族人虽然散居他处亦念念不忘归宗，更不忘纂修谱牒，体现了他们根深蒂国的宗族观念和强烈的归属感。
另外，在洞庭秦氏宗谱的修纂过程中，无锡秦氏的参与尤其值得我们关注。“考淮海先生后不惟洞庭一支，先生子济川公湛为常州府别驾遂家武进，其后一支迁于高邮，一支迁于无锡，皆以先生为始祖”，也就是说洞庭秦氏与无锡秦氏同出淮海之后。洞庭秦氏在康熙壬辰宗谱五修时，锡山十四世孙松龄等人就参与阅定，秦松龄还为新修之谱作了谱序，到乾隆戌辰宗谱六修时，锡山十四世孙本始等人参与了洞庭秦氏宗谱的参校工作，道光乙酉七修时，锡山秦氏族人依然进行了参订校定的工作。洞庭秦氏的修谱工作在无锡秦氏的参与帮助下也得到了一定的改进，例如宗谱七修时增加了一些内容：“淮海公年谱向未刊刻，今因小岘名瀛续修锡山谱已补入卷首，故从之。”无锡秦氏“发祥于明方伯、端敏、中丞三公，大昌于清顺、康、雍、乾、嘉五朝”。我们考察他们互动的大致起止时间，可以发现这段时间正是无锡秦氏家族最鼎盛的时候，所以洞庭秦氏选择在这段时间内同无锡秦氏发生往来，除了两个家族有水源木本之谊，且地理上只是苏常之隔外，很有可能也是出于功利性的考虑。从下面发生的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管窥一二：“至若吾洞庭始迁祖益之公坟山被他姓侵占，前明曾抬讼数十年，未能明决，而九章侄独发愤立誓，偕维屏弟暨吾子汝沆等联名讼冤，始得归。”秦元社是明末清初洞庭秦氏族人，而秦汝沆则是已步入官场的无锡秦鉽之子，洞庭秦氏可能倚仗无锡秦氏的威望与权势才获得了诉讼的成功。此事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拥有共同祖先和血缘亲近感的洞庭秦氏与无锡秦氏的联合维护了彼此的利益。
洞庭秦氏自宋元以来聚族西山，经历朝代更替，虽经支分派析，但家族能够得以传承和发展，究其原因最重要的还是洞庭秦氏家族具有亦儒亦商的特点，族中子弟自幼读书参加科举考试，但不会执着于功名仕进，一旦科举失利，即学习经商。他们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经济基础，又比较务实，即使遇到改朝换代也不会因为政治上的打击而一蹶不振。另外，洞庭秦氏系宋秦观之后，后世族人为其文章气节所折服，从而受其激励，诗礼传家。再者，洞庭秦氏族人宗族观念强烈，对迁出的支派有收族的愿望，而一些迁徙他处的族人亦能不忘其本，整个家族具有很强的向心力。长久以来形成的孝友、乐善好施的家风又为洞庭秦氏在当地社会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再加上持续的修谱活动更使洞庭秦氏家族承前启后、门祚久远。
洞庭秦氏尊宋朝太常博士秦观为始祖，始迁祖为秦观的五世孙益之公。益之公在“绍熙时由晋陵徙居吴兴临平，营别业于义阜，尝游洞庭，爱山水之盛，遂筑室于消夏湾之安仁乡，卒葬缥缈峰下飞仙山之阳。子君显公守墓于此，遂卜居焉，更乡名为秦家堡”（同治《洞庭秦氏宗谱》，以下引文据此谱，不再一一标注）。由此，洞庭秦氏家族遂世居洞庭西山。
洞庭秦氏自宋以来聚族西山，乃“山中望族，书礼家声”，明朝初年，靖斋公伯龄，由岁贡荐辟历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在其任上“发奸擿伏，明若烛照，而不事深刻，故法严而人不怨。所上章奏，皆凿凿可行”。秦英，洪武中任邢台县簿。秦文或，明初先后任醴陵县知县等。但是业儒仕进并非洞庭秦氏族人的唯一出路，洞庭两山“以商贾为生，土狭民稠，生十七八即挟资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洞庭两山既是商贾之乡，秦氏族人身处其中，难免为此种风气所影响，明代以后族中从事商贾之事的人也渐渐变多，上文提到的秦伯龄即曾在“洪武中商于淮北”。秦怡松曾“迁有无，化居荆襄间”。宣德年间的秦仁放弃举业改从经商，从事长途贩运二十多年，终于“赀殖渐多”。成化、正德年间人秦淮亦中途放弃举业，“乃代厥考，经纪田园，综理泉布，岁殖其赢”。入清后，秦元社“年甫弱冠，服贾荆襄，为人精强有心计，蚤作夜兴，居奇致赢，家业因以渐裕”。秦子声“本货殖列肆在楚南，货颇饶”，后来因为要返回故里，所以“倩人经纪计权子母，得息，可以赡其家”，即选择了“委托经营”的方式。洞庭秦氏经商者不胜枚举，这里不一一列出。洞庭秦氏始终在业儒与经商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虽然西山一支在明中叶之后就没再出过在科举上取得辉煌成就之人，但是族人中依然不乏有人怀抱读书仕进的追求，亦儒亦商的传统始终贯穿于家族发展之中，这亦使得洞庭秦氏家族历经改朝换代仍能够繁盛不衰。
二
洞庭秦氏自始迁祖益之公来居西山之后，“一传有都督公，再传有驸马公，自是丁日繁，支日衍”，驸马公生三子，长子双林公居秦家堡之东，为东秦派；次子云峰公居秦家堡之西，为西秦派；季子阆仙公居西秦之西，亦为西秦派。“由是支分派别，或赘，或徙，散处诸村墟者几半”，后世析居在洞庭西山的有渡渚、镇夏、石公、涵村、明湾、陶村等。另有一支迁居到了洞庭东山，始迂祖是益之公十四世孙廷圭公，在明代成化间“赘于东山长圻村张氏，即卜居焉”。还有一支由洞庭西山迁居到太湖的三山岛上，始迁祖为浩养公。从三山支中又分出一支迁居浙江。在吴郡内的还有韭溪一支，系益之公十三世孙汉杰公始居洞庭之石公，汉杰公的第六子秦圣“赘于韭溪李氏，遂占籍焉”。
洞庭秦氏子孙繁衍，支分派析，更有远徙者，“之荆、之襄、之湘、之鄂，子姓遍两湖”，而且两湖的迁徙状况“今俱备详于篇”，但“此外远者隶江宁、徐州、泗州，隶浙，隶蜀，隶豫章，隶山东，隶甘肃，隶东西粤，近者隶华亭、嘉定、昆山、常熟”，则因为音问早不通而世系难考，“支派阙焉”。不过有些支派的迁徙情况并非完全无从知晓，在秦氏宗谱中还是可以寻得一些蛛丝马迹的，例如有谱序提到“有以宦而分者，则都督子明公也，建牙荆楚、迁居黄安；有以贾而分者，则贵三公也，贸易泖湖、隶籍松浦；以徙居而分者，则元美公之于严州也；以出嗣而分者，则凌云公之于江陵也”。洞庭西山秦氏同湖广支的互动是非常密切而频繁的。这可能是由于洞庭秦氏族人早在明代初期就有至荆楚经商者，自此之后到荆楚从事商业的族人络绎不绝，而且他们宗族观念较强，占籍荆湘后更会加强宗亲关系。
三
家风又叫作门风，是一个家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生活作风、生活方式、传统习惯、道德规范和处世之道的总和。洞庭秦氏自宋元以来能够世为望族，除了亦儒亦商的特点外，还得益于“孝友传家”与“乐善好施”的家风。
1.孝友传家
洞庭秦氏族人多孝友，明朝初年人秦隆“事亲以孝，待人以诚”，稍后的族人秦绅天性孝友，“于事亲则爱敬，兼至于兄弟则友爱尤笃”，对待父母孝顺有加，与兄弟和睦。嘉靖、万历间人秦赞侍奉父母非常孝顺，在双亲去世后“哀毁骨立”，过了几年“心犹慊慊然，过讳日往陈馈奠，饮泣而还，终其身不衰”。在洞庭秦氏宗谱中类似的例子还非常多，不一一罗列，这也正体现了洞庭秦氏世代相传的孝悌之风。
2.乐善好施
乐善好施是洞庭秦氏家族又一累世相传的家风。由经商致富的明宣德、弘治人秦仁常常慷慨助人，“有缓急者倾囊济之，不言德”，而且“并不使人知”。遇到凶年时出粟，“以食诸饿者”。明中期人秦淮曾服贾荆襄，家财富饶之后，遇乡亲“长未嫁娶者嫁娶之，贫无资给者资给之，病不能药死不能棺者，药之棺之”，在乡里颇受赞誉。明末清初人秦仰峰“家故雄于赀，里之贫窭者，途之瞽者跛者公悯其颠连，给之终身无倦意，亲邻之死丧患难不顾利害，身任之”，他这样周济乡里，虽“至家道中落亦不少悔”。韭溪支族人秦凤苞在康熙乙丑江南发大水将吴江塘岸冲塌之后，捐资修塘，“日费百金”，“家破而塘成”。洞庭秦氏族人在数百年中始终保持乐善好施的家风，“读书服贾躬耕亦皆一乡之善士”，维系了家族良好的声誉，有助于家族在地方上社会地位的稳固。
四
洞庭秦氏族人最早修谱在明代正统乙丑年（1445年），最后一次修谱在清代同治癸酉年（1873年），期间共有八次之多，虽中间有修谱年限相隔几近百年者，但并未因此停止修谱工作，持续的修谱活动使秦氏谱系得以绵延，现将洞庭秦氏八次修谱活动列表如下：
洞庭秦氏“明以后或以仕宦或因服贾遂多占籍他乡，然谱牒之修，皆以洞庭宗祠为主，江汉朝宗之义也”，即一方面是家族中支派繁衍，另一方面则因洞庭秦氏族人具有较强的宗族观念，一些支派“虽清芬四布，均能数典不忘所自始”，所以洞庭秦氏的数次修谱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五修宗谱时就将韭溪支合刻于内，湖广各支也很有可能被收入谱内，因为湖广籍的秦文超是当时的修纂人之一。六修宗谱时韭溪支、湖广支皆被采入。七修宗谱时，除了包括韭溪支、湖广支外，又增加了洞庭东山支和三山厚山公一支。第八次修谱时三山支道生公后人秦阶“晤洞庭宗人欣悉洞庭有八修宗谱之举”，随后即奉母命“赴洞庭谱局，靠河源流并往三山搜求坟墓，积数而辑竣”，最后“蒙洞庭诸宗长敬宗收族，即予汇刊”，在宗谱中又增加了三山道生公一支。可见洞庭秦氏族人虽然散居他处亦念念不忘归宗，更不忘纂修谱牒，体现了他们根深蒂国的宗族观念和强烈的归属感。
另外，在洞庭秦氏宗谱的修纂过程中，无锡秦氏的参与尤其值得我们关注。“考淮海先生后不惟洞庭一支，先生子济川公湛为常州府别驾遂家武进，其后一支迁于高邮，一支迁于无锡，皆以先生为始祖”，也就是说洞庭秦氏与无锡秦氏同出淮海之后。洞庭秦氏在康熙壬辰宗谱五修时，锡山十四世孙松龄等人就参与阅定，秦松龄还为新修之谱作了谱序，到乾隆戌辰宗谱六修时，锡山十四世孙本始等人参与了洞庭秦氏宗谱的参校工作，道光乙酉七修时，锡山秦氏族人依然进行了参订校定的工作。洞庭秦氏的修谱工作在无锡秦氏的参与帮助下也得到了一定的改进，例如宗谱七修时增加了一些内容：“淮海公年谱向未刊刻，今因小岘名瀛续修锡山谱已补入卷首，故从之。”无锡秦氏“发祥于明方伯、端敏、中丞三公，大昌于清顺、康、雍、乾、嘉五朝”。我们考察他们互动的大致起止时间，可以发现这段时间正是无锡秦氏家族最鼎盛的时候，所以洞庭秦氏选择在这段时间内同无锡秦氏发生往来，除了两个家族有水源木本之谊，且地理上只是苏常之隔外，很有可能也是出于功利性的考虑。从下面发生的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管窥一二：“至若吾洞庭始迁祖益之公坟山被他姓侵占，前明曾抬讼数十年，未能明决，而九章侄独发愤立誓，偕维屏弟暨吾子汝沆等联名讼冤，始得归。”秦元社是明末清初洞庭秦氏族人，而秦汝沆则是已步入官场的无锡秦鉽之子，洞庭秦氏可能倚仗无锡秦氏的威望与权势才获得了诉讼的成功。此事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拥有共同祖先和血缘亲近感的洞庭秦氏与无锡秦氏的联合维护了彼此的利益。
洞庭秦氏自宋元以来聚族西山，经历朝代更替，虽经支分派析，但家族能够得以传承和发展，究其原因最重要的还是洞庭秦氏家族具有亦儒亦商的特点，族中子弟自幼读书参加科举考试，但不会执着于功名仕进，一旦科举失利，即学习经商。他们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经济基础，又比较务实，即使遇到改朝换代也不会因为政治上的打击而一蹶不振。另外，洞庭秦氏系宋秦观之后，后世族人为其文章气节所折服，从而受其激励，诗礼传家。再者，洞庭秦氏族人宗族观念强烈，对迁出的支派有收族的愿望，而一些迁徙他处的族人亦能不忘其本，整个家族具有很强的向心力。长久以来形成的孝友、乐善好施的家风又为洞庭秦氏在当地社会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再加上持续的修谱活动更使洞庭秦氏家族承前启后、门祚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