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国采用“注册取得+绝对自由”的商标权转让模式,客观上助长了商标储存行为,导致大量注册商标与商品市场相脱节,浪费有限商标和行政资源,影响商标制度正常运行。在法的第一性意义上,商标权转让基础无疑源于其财产属性——商誉,而商誉的取得又源于对商标的使用,因而商标使用是商标权转让的前提,未使用的注册商标不能进行转让。这可从商标符号学原理、劳动财产权学说及注册取得的制度价值中得到验证。在商标跨类转让问题上,由于商誉被商品化,商品或服务不再存在,消费者消费的是商誉本身,跨类转让并未违背商标转让的基本前提。商誉必然附属于商标,连同商誉转让表述本身就违背了语言逻辑,最终都将转换为要求商标连同营业转让或允许其自由转让。但连同营业转让并不能必然保障商誉连续性的实现,而且还阻碍商标财产价值的发挥,因而自由转让模式更符合世界的发展潮流。根据经济发展需要,我国商标转让制度仍应以坚持自由转让的基本模式和精神展开,还应选择“有条件的自由转让”模式,“有条件”是要求商标必须经过实际的使用才能转让。于此同时,商标的基本功能就在于标识和区分商品或服务的来源,而商标权的转让则意味着其所标识的已非原来的出处,这势必对消费者利益造成影响。近年来,我国频繁爆发的“傍洋商标”也印证这一点。从另一个角度讲,商标权转让限制的依据无疑源于其社会属性——对消费者合理预期的维护。我国虽然设定了受让人的品质保证义务,这其实是对品质保证功能的误读。品质保证功能是因使用商标而获得保持商品质量稳定的市场激励机制并非义务,也是法律为维护消费者基本利益所追求的具体价值而非制度工具。因此,商标权转让制度的任务之一就是,以品质保证为价值目标,设计促进品质保证功能实现具体、可操作的配套措施。我国立法中设定品质保证义务,实则违背商标制度的运行机理,应当删除。作为法律的价值追求,商标转让中品质保证功能可以通过强化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内外部的多重协调机制保障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