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任意解除权作为一种特殊的法定解除权,可以使权利人获得随时解除合同实现义务解放的自由,其广泛存在于多种典型合同中,包括委托合同、承揽合同、物业服务合同等,其中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最为典型,所受争议也最多。在《合同法》时期,关于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规范较为简单,既未区分委托合同类型,也未明确损失赔偿范围。而《民法典》第933条则采取了有偿委托与无偿委托区分适用的方式,法律条文内容的转变实际上体现了立法者对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进行间接限制的态度。基于此,学界关注的重点便聚焦到了如何合理限制任意解除权,公平界定损失赔偿范围上。限制任意解除权意在实现自由的重塑与利益的再平衡,承认市场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变带来的某些情形下任意解除权基础价值转换与正当性逐步消解的事实,使合同履行回归诚信底色,以市场秩序为履约基础。对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限制路径存在两种分类方法,即明确限制与隐藏限制、意定限制与法定限制。“明确”与“隐藏”是立场的表达方式,而“特约”和“法定”则是效力的表现形式,其各自之间可以相互组合,对所欲规制的社会关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限制路径的选择需要考虑不同委托合同中因素配置的差异,综合考量权利之报偿性、义务之对待性、给付之继续性和合同之商事性,尊重合同的特殊性。作为法定限制路径之损害赔偿,在适用时应区分不同损害赔偿范围让某些当事人审慎行使解除权时,应避免将该损失赔偿责任与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相混淆,将其定位为法定赔偿责任较为适宜,并可根据委托合同的目的属性,结合合同具体内容来判断解除是否导致整体利益的失衡。根据第933条的立法旨意,在认定损失赔偿时,对可归责事由也应作不同的解释。作为意定限制路径之特约,通过当事人特别约定事先对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加以排除或限制时,应当肯定任意解除权规范的任意性,尊重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允许当事双方对权利行使进行协商安排,无特别的正当理由裁判者不得否定其效力。较为特殊的是,当合同双方对赔偿事项做出约定时,会出现意定限制与法定责任限制的重合,此时应当考量当事人作出特别约定的目的,将赔偿约定区分为补偿性与惩罚性,为了避免自治权利的异化,必要时可借鉴违约金制度,为司法调整当事人之间的特别约款预留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