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二战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的利用程度日益加深,尤其是粗放式经济发展成为一批后发国家成功追赶过程中的主要经济发展方式,人类社会面临日益严峻的自然资源耗竭、气候变化以及社会灾害。各国纷纷认识到粗放的工业生产方式和一味追求速度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要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为人类创造一个耐以生存的家园,全球必须走绿色经济发展道路,这显然就要求各国的发展兼顾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就中国而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列入“新发展理念”的核心理念之一,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在宏观经济中,环境规制作为绿色发展战略主要宏观手段,是国家推进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基于2005-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本文首先从经济增长、创新驱动、节能减排、生态保护、民生改善五个维度选取19个具体指标,构建绿色经济发展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综合测算并衡量各省及分区域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及其时空分布特征。其次,将环境规制分为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通过豪斯曼检验选择固定效应分析比较两种环境规制对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从绿色经济发展指标体系来看,我国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从其准则层指标权重来看,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民生改善＞生态保护＞节能减排,说明绿色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动力来自科技进步。同时,各省份之间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较发达的省份指数较高。从三大区域来看,东部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区域内差异也最大;西部地区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最低,同时区域内差异较小;中部地区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位于东部和西部之间,其区域内各省发展水平差异最小。从回归结果来看,正式环境规制对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正向作用非常小。固定资产投资变量与绿色经济发展变量之间呈现正向积极关系,工业化水平变量对绿色经济发展变量存在着显著的抑制影响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但影响系数值较小,政府财政干预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负向相关关系,人均受教育年限对于绿色经济发展有着正向推动作用。分区域来看,东部和西部地区的正式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较显著,而中部地区显著性最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于东部地区绿色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但影响非常小,对于中部和西部的正向推动作用更小。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