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援者为救助第三人而介入行为人创设的危险中,并因此致自己法益受到侵害的情形在生活中时有发生。虽然应当为救援者法益受损结果答责的主体可能是行为人、救援者自己或者被救助的第三人,但常有论者认为救援者属于自陷风险从而应当自我答责。尽管也有人主张替救援者出责,但完全站在救援者立场进行责任划分的观点仍十分罕见,并且鲜有人考虑到受益第三人对归责的影响。然而,救援者案件毕竟与单纯的自我答责案件有着本质区别。在有义务的救援中,由于救援者意志不自由,故自陷风险理论在此失去了适用的空间。在无义务的救援中,适用自陷风险理论及其背后的自我答责原理也应当受到限制。正当防卫的规定可视为对见义勇为的鼓励,既然法律鼓励救助他人的行为,那么当救援者因救援致自己法益受损时就不应再归责于他。法律在鼓励人们做某事时也应当为做此事所带来的风险作出合理的安排,否则就是在以锥飡壶。在救援者案件中,被害人自陷风险、第三人专属责任范围、被害人同意、回溯禁止、共犯从属性等理论的共同点在于,站在行为人的立场一味地替其出责。但这些理论试图对救援者案件进行定性并片面地划分责任的做法不能取得成功。实际上,诚如在刑事判决中通常把救援者法益受损的结果归咎于首先创设风险的行为人那样,行为人应当为救援者法益受侵害的结果答责。这样做至少能使实体法规定和实务立场变得协调。不足之处在于,为行为人划分了答责领域却缺乏有力的说理支撑。本文即论证,把致救援者法益受损的责任归咎于行为人是妥当的。因为无论是教义学理论、实务立场,还是共同体价值取向层面都能够为此提供重要的论据支撑。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教义学理论、司法实务、共同体价值取向在责任划分立场上的协调统一,共同推动社会和法秩序的安定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