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危险责任产生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形式的多样化、复杂化,世界各国关于高度危险责任的理论和立法不断发展完善。我国民事高度危险责任的立法规定最早见于《民法通则》,迄今为止已有30余年的司法适用过程。早期立法规定相对粗糙简单,随着理论研究的丰富发展和司法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我国高度危险责任在立法上经过了多次修订完善的过程,自《侵权责任法》以来我国高度危险责任体系已基本形成。但立法和司法总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现行体系在经过多年的运行实践后,可以发现我国高度危险责任司法适用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关注和分析,从而更好地完善现有高度危险责任体系。我国高度危险责任与域外危险责任在内涵与范围上不同,但归责原则均为无过错责任。在构成要件方面,与过错责任相比,过错并非高度危险责任构成要件,其他三要件也略有不同。分析发现高压触电人身损害案件在实务中占比较大,对研究我国高度危险责任司法适用具有典型代表意义,通过对该类型案例的收集和分析,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进一步总结我国高度危险责任司法适用中的主要问题。如责任主体争议,司法实践中对经营者存在不同的理解方式。适用范围的差异,体现在对因果关系的认定、责任主体的确定和案由的不正确适用三方面。同时综合立法条款和典型案件不难发现,我国对高度危险的认定缺少具体标准,即便是已列举的情形,如高压活动认定,也因缺少效力高的认定标准,导致司法适用中产生争议。责任划分上,不同案件责任比例划分差异较大。关于减免责事由的适用,由于立法条款的不明确,具体适用时也存在问题,如对《民法典》1243条的不同理解等等。在总结分析出具体问题后,还要从立法、司法等多方面考虑完善措施。通过司法解释对经营者认定标准进行明确,可以减少责任主体方面的争议。参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规定,立法确立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同时调整民事案由体系,可以提高适用范围的准确性。在对高度危险的认定上,可以建立一般认定标准条款,并在特别法中明确具体情形的认定标准。责任比例划分方面,在高压致损情形中增加最高限额赔偿,通过司法解释和最高院指导案例等形式,明确有无过错在责任承担中的区别。减免责规定的适用上,以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1243条适用前提,即管理人为不同于经营者、占有使用人的另一责任主体,并增加违法犯罪作为第三种免责事由。通过对司法适用中问题的分析和完善措施的提出,促使我国高度危险责任体系不断发展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