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继电信、电力等产业之后，铁路成为改革的又一大焦点。铁路行业政企不分的经营管理体制、投资主体单一且缺乏投资风险约束的投资体制以及严格的市场准入、价格管制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铁路运输增长难以适应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甚至形成制约经济增长的“门槛”。因此，铁路体制改革刻不容缓。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写成。首先，本文研究了自然垄断产业改革的基础理论。从垄断的词义辨析入手，再用范围经济理论对自然垄断行业进行了分析，该种理论认为在自然垄断行业实行垄断经营能节约社会成本，提高社会福利，为下文论述铁路行业的产品或服务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而具有垄断的天然性作好理论铺垫。同时对自然垄断企业的特征进行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析，如固定的网络系统性；资本投资的巨额性和沉淀性；产品或服务具有很强的社会公共性等等。但是此分析的重点是自然垄断行业内部业务的可竞争性环节与自然垄断性环节的并存状态，基于该特征，我们可以从中提炼出我国铁路产业改革的思路，即铁路行业的基础设施，包括铁路、桥梁、通信信号系统和调度指挥系统等具有很强的自然垄断性环节和运营部门，包括客运、货运、车辆等具有可竞争产品性质的环节应该分开规制，即“网运分离”的改革模式。在第二章中，为了证实中国铁路体制亟需改革，先对自然垄断行业的弊端进行阐述，提出了三大弊端：即自然垄断企业经营目标双重性导致利益难以协调，经营者常为自身的利益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同时由于外部竞争压力缺乏导致了此类垄断企业的内部竞争力不足。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产业分工的细化，自然垄断企业内部自然垄断环节和竞争性环节的分野日益明显。铁路产业作为天然的自然垄断行业必然也具有类似弊端并在此形势下其内部业务也出现垄断性环节和可竞争性环节并存的局面。所以文章进一步对铁路行业的经济技术特征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指出我国铁路产业的混合型调整模式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到了必须改革的地步，着重强调了铁路产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企不分的经营管理体制和市场准入壁垒高、独家经营、效率低下的诟病。并以铁路体制改革的可行性分析为佐证。指出铁路作为自然垄断行业是自然垄断性与可竞争性并存的，铁路行业作为企业兼有公共性与企业性。通过本章的细致分析，为过渡到中国铁路体制改革设想模式的提出提供事实和理论的支撑。第三章，在研究了美国、英国、日本和德国等发达国家铁路的改革历程后对这些发达国家的改革经验进行分析，并以此对中国铁路的改革提供指示灯和警示的借鉴作用：其中政企分开是铁路改革内容的重中之重，此措施是针对我国现行的“政企合一”铁路运输管理体制提出来的，因为这种僵化的管理体制使铁路运输企业难以成为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受到极大的遏制；同时应该在放松铁路管制、引入竞争，运用价格杠杆调节铁路运输的供求系统和通过市场化融资建设发展铁路产业的基础上对铁路行业管制机构权力的重新分配和划分，具体地说就是下一章节提出的铁路产业的政府行政管理职能、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和公共政策职能分别由铁道部、国资委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承担的设想。第四章是本论文的重点。此部分对中国铁路体制改革的各个措施在法律层面上进行分析研究。在对铁路产业的法律规制原则方面，要遵循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并行原则，因为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发现铁路行业的内部业务可分为可竞争性业务和自然垄断性环节，这样就为用反垄断法对铁路产业的可竞争性环节进行规制和用行业监管法对自然垄断性的铁路网络进行规制提供了可能性。也即对铁路行业的可竞争性环节和自然垄断环节区分规制、分别对待。在重新定位政府机构职能的问题上，提出铁路产业中的政府行政管理职能、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和公共政策职能分别由铁道部、国资委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承担，以实现政企彻底分开。同时要对铁路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赋予其独立自主的经营决策权，把铁路塑造成为真正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在政府对铁路产业的监管层面，政府应该把放松市场准入、引入竞争和完善价格规制作为监管重点。最后还对铁路产业的投融资体制进行了分析，并在借鉴其他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铁路体制法律框架的设想。本论文的创新之处有一下几点：在对铁路行业进行法律规制的原则上，要在区分自然垄断环节和可竞争性环节基础上实行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并行、区别规制的原则；在实现政企分开的改革时调整分化政府的职能，提出了铁路产业中的政府行政管理职能、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和公共政策职能分别由铁道部、国资委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承担的设想；在完善符合竞争机制的价格监管制度中虽然没有提出具体的价格规制模式，但是提出了一个评价标准：即无论何种价格监管模式都应该使铁路行业的自然垄断性业务的经营者有感到降低经营成本的压力，同时又能提高或者至少是不损害社会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