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谕广训》自雍正二年(1724)颁行以来，在清代历朝皇帝不遗余力地推行下，成为当时社会流传最广的书籍。在清代二百余年的历史中，经久不衰，流行于乡间闾里，对普通百姓的生活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圣谕广训》的前身，可追溯到顺治九年(1652)颁布的《钦定六谕卧碑文》。康熙九年(1670)，圣祖将这六条扩充为《上谕十六条》，对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雍正二年(1724)，世宗又逐条详细发挥《圣谕十六条》的义蕴，写成洋洋万言的《圣谕广训》，发各直省，通行讲读，成为对全国各族各阶层实行教化的标准教材。《圣谕广训》既是清代两朝阜帝深思熟虑的结果，也是其教化政策实施的重要体现，有清朝的“圣经”之称。　　 如何将《圣谕广训》推行到全社会，内化为世人的行为准则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谐，是制订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为此，清政府除了制定强制性的政策保证宣讲有效进行外，还利用社会各个阶层的力量来加强《圣谕广训》的推广。效力于朝廷的地方官、清代完善的乡约制度、具有自治性特征的宗族组织以及有德行名望的“士绅”，都被纳入到推行圣训的行列。同时，承担着培养士子、选拔官吏重任的学校和科举考试，也责无旁贷地成为宣讲圣训的重要途径。由上述途径所构成的宣讲网络，是《圣谕广训》广为流行的前提条件。　　 本文除着重阐述《圣谕广训》宣讲途径外，同时对《圣谕广训》的版本及有关它的解说书籍的版本进行了梳理，以期从版本的刊刻与流传中，窥视它在当时乃至以后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