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跌宕起伏，其背后却是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本文正是试图从这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出发，去理解三十年中纷繁复杂的制度变迁，并推断其可能前途。　　论文首先考察了中国模式社会结构中的三个角色:党政精英，资本和劳动者，以及他们各自的行动理性。党政精英是具有自己独特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的主导性社会力量，其生存和发展既仰赖经济增长，因而需要给予资本生存发展空间，又必须保持劳动者基本生存条件的稳定化。故从一定意义上说，党政精英还代表着劳动者的基本利益，当劳动者的生存条件受到威胁时，它具有相当的动力去组织各种资源来恢复劳动者的各种保障。资本的生存利益在于重建和捍卫资本积累的制度条件:可交易的市场、有保障的产权、廉价劳动力，而其发展利益则是更强的社会控制力以及更高的国民经济分配比例。劳动者需要劳动力再生产条件的保障，需要社会分配份额的提高;但这种保障和提高，劳动者自己通常无法直接取得，往往需要由党政精英来代表自己完成。这样一种社会结构，本文称之为“三方结构”。“三方结构”内在的包含着一条必然的制度演化路径，指向着一个特定的社会演化结果。这种必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过程，包括三个阶段，本文分别称为资本复活阶段、劳动危机阶段以及和谐社会阶段。　　资本复活阶段大致对应着中国模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历史。在这个阶段，围绕着放权让利、商品经济和价格市场化展开了三轮改革，因此这一阶段的制度演化表现出明显的节奏感。党政精英在此阶段虽然不断推进着经济的市场化，但就原则来说仍然坚持计划经济为主的路线。基本上，在经济形势呈现出低通胀、高增长的时候，改革得以推进;在经济呈现出高通胀、总体过热时，党政精英往往收回部分已经给予资本的积累条件，对国民经济进行一次调整。1979年的放权让利改革、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后的商品经济改革，以及1987年十三大后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行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改革，是这一时期改革中的三个高潮。　　劳动危机阶段大致对应着中国模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历史。这个时期经历了治理整顿阶段的经济社会政策调整，其间出现的发展性危机也使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在1992年后成为主导性的政策。党政精英开始接受资本在一般性领域进行经营，而自己则通过控制经济体系中金融、战略性产业等关键少数部门来掌握主导权。但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开始出现新的问题，由于劳动者的分配比例下降过多，其劳动力再生产条件的维持出现较大困难，城市工人中出现了弱势群体，“三农”问题也开始凸现。　　和谐社会阶段对应着中国模式从2002年到2008年的历史。这一阶段基本延续了九十年代的格局，即党政精英与资本分别管理社会体系中的高端和一般领域，所不同的是劳动者基本生活状况受到党和政府重视，进行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努力。这种努力包括意识形态、社会建设、节制资本三方面。在意识形态上，逐渐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体系;在社会建设上，一方面着力于整体提高劳动者、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开始解决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基本民生问题;在节制资本上，则完善了最低工资制度并修改了劳动法。在这一系列努力下，劳动者生活条件开始得到基本的保障。　　这样，在经过了资本复活、劳动危机和和谐社会三个阶段之后，中国模式的三方社会结构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里，党政精英的执政地位得到巩固，资本的积累条件得以稳定，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得到保障。三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再有推动制度变迁的动力或能力，达到了一种相对均衡的状态。本文将这一稳定状态称之为“三方均衡”状态。由于在“三方均衡”中，党政精英将劳动者生存条件的维持看作自己存在的必要条件，将有可能使中国模式走出历史上一再表现出来的“支配者无限榨取”规律，较全面地保障劳动者的生活条件从而构建起高水平的和谐社会。在国际上，“三方均衡”状态包含着一条和平崛起新道路。如果党政精英既能够扼制资本过度积累的冲动，又能抑制住自己成员个体腐化的现象，从而在保持劳动者生存条件的同时，转换发展方式，不断地将资源投入科技研发，使得中国模式的“三方均衡”状态得以高水平的循环，那么在殖民地已经不再有经济上必要性的时代，中国将依次取得生产、商业和金融领域的优势地位，实现和平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