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始造于公元前5-3世纪,自元代截弯取直以来,呈现出南北走势,连接了位于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涿郡（北京）和南方的经济中心余杭（杭州）。经过明清两代的维护和修缮,大运河成为中国古代水运的动脉。交通运输的便利促进了运河沿线的商业发展,往来的客商们借助水路之便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客商们的音乐生活反映了人们对水路和音乐的主观需要,揭示了京杭大运河音乐作为人造水域音乐的内涵。有关运河沿线客商音乐生活的描述零碎地分散在明清文人笔记、小说、地方志书等史料中。考虑到论述的可行性,要想尽可能完整地还原客商们的音乐生活景象,需要从客商社区形成的历史背景、客商的音乐参与、客商的音乐空间三个方面着手。在历史背景方面,首先考虑到京杭大运河“改道”和沿线商业兴起的宏观历史语境建构,进而转入详细介绍微观视野下两个客商社区（山陕商人和徽商）的形成,指出两个社区的地域性和音乐性特征。在音乐参与方面,客商戏曲活动、戏曲消费与赞助、戏曲评论的相关史料记载被摘录、分类并重构,意在观察不同场景下客商音乐行为的差异,以及其戏曲消费、评论所造成的的社会文化影响。在音乐空间方面,场景不仅是承载音乐事件的物质空间,也在与音乐的互动完成社会意义的生产。按社会功能进行区分的三种客商音乐场所,为客商音乐参与提供语境,完整构成其音乐生活的描述。鉴于民族音乐学对探寻音乐背后含义的学术旨趣,由上述三方面组成的客商音乐生活描述被视为历史的音乐民族志进行阐释。山陕商人的地域认同和徽州商人的“儒商”自我认同清晰地呈现在其音乐生活之中,成为其音乐行为背后的真实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