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大规模入侵,至“七七”事变发生后,演变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期间,是近现代中日关系重要的转折时期。面对日寇的入侵,中华民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抵抗。而在此期间,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经历了较大的变更,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国民政府这一时期的对日政策,扑朔迷离,充满着各种矛盾变化。“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是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则绝不能屈服,向国际联盟申诉;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极大的震动了南京国民政府,日本对上海的进攻已触及到南京统治集团的经济基础和根本利益,由于上海的特殊地位,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但也仅是有限度的抵抗,最终签定了《淞沪停战协定》;《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日军又把矛头指向了热河和长城各口,这时国民政府采取了一面和日本直接交涉,一面寄希望于国际调停的政策,实际上还是倾向于妥协,经过中日双方的外交折冲和激烈交锋,中日双方最终签署了《塘沽协定》。以《塘沽协定》的签定为标志,国民政府将推行“避免与日本冲突的完全消极之政策”;《塘沽协定》签署后,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所面临的一系列内政外交困境,更为了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需要,以及想借此求得一个暂时的苟安局面的目的,国民政府响应日本的“广田外交”,采取了“亲日”的外交政策。但事与愿违,国民政府“亲日”外交所导致的是中国华北主权的逐步丧失与中日两国关系的更趋恶化;从1935年华北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是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时期,其趋势是由妥协转向强硬,由退让转向抵抗。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改变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在华北事变中,国民政府对日本基本上还是屈辱妥协的。但在日本紧接着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中,他的态度就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开始抵制了。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召开。在此次会议上,蒋介石明确表示在对日关系中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以此为标志,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发生了明显转变,趋于强硬。1936年后,随着华北形势的恶化,国民政府对日态度强硬也日益明朗化。总之,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国民政府逐渐放弃妥协政策,对日态度日益强硬、坚决。这有利于中华民族维护民族利益,也为后期的抗日战争作了必要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