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是阻碍全球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按照世界银行确定的日均收入1.9美元的绝对贫困线标准,2020年全球仍有7.2亿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线之下,极端贫困率9.5%。新中国成立初期,贫困问题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1979年末全国贫困人口高达7.7亿。为了摆脱贫困的状况,我国先后实施体制改革扶贫、开发式扶贫和精准扶贫,取得了显著的减贫效果,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按照2011年绝对贫困线标准,2020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绝对贫困现象历史性消除。但绝对贫困在统计意义上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反贫困的终结,2020年后我国进入到以相对贫困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后扶贫时代”,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成为反贫困工作的重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重点强调“共同富裕”,要求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相衔接,将解决相对贫困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石。在这一背景下,研究相对贫困问题既有利于丰富和完善贫困治理理论,也为推进相对贫困治理实践提供政策参考。与绝对贫困不同,相对贫困与收入分配有关,初次分配不公是相对贫困形成的逻辑起点,且很难通过市场机制有效解决,因而需要政府承担相对贫困的治理责任,通过财政再分配手段矫正初次分配的不公平,缓解相对贫困。财政转移支付以地区间财力差异为基础,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是一种强化财政再分配职能、扭转居民间财富分配失衡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构成相对贫困治理的制度保障底线。实践中财政转移支付能否有效缓解相对贫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激励方向与效应,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财政转移支付可以改变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对地方政府的收支决策形成不同程度和方向的激励,促使地方政府调整财政收支水平和结构,继而会影响相对贫困治理的质效。基于此,厘清财政转移支付影响相对贫困的传导机制对于提升相对贫困治理效率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以财政转移支付对相对贫困的影响为研究为题,致力于解决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基于贫困理论,构建中观视角下的相对贫困测度指标,并对我国的相对贫困现状进行分析,为本文研究提供现实依据;第二,根据相关理论,厘清财政转移支付影响相对贫困的传导机制,并进行相应的实证检验,使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有机统一;第三,依据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为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提高相对贫困治理效率提供有价值的指导。本文的研究内容和主要结论归纳如下:第一,研究文献述评。对与财政转移支付、相对贫困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系统地梳理和评析,以确定本文的研究方向。通过概念辨析明确相对贫困的内涵及外延,综合运用反贫困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福利经济学理论以及财政分权理论,将财政转移支付影响相对贫困的传导机制分解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以及地方税收努力三个维度。第二,阐述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和相对贫困的特征事实。本文从中观视角构建相对贫困测度指标,基于省级数据全方位分析我国农村和城镇的相对贫困状况,论述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时空分布特征,为财政转移支付影响相对贫困的研究提供现实基础。第三,实证检验财政转移支付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影响相对贫困的传导机制。基于财政转移支付的设计目的,构建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实证检验财政转移支付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影响相对贫困的传导路径。研究发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高利于缓解相对贫困,财政转移支付通过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水平促进相对贫困治理。不同地区的分组估计结果和不同财政能力的分组估计结果显示,财政转移支付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影响相对贫困的传导机制在不同地区和不同财政能力组中均显著,但中西部地区和低财政能力组的传导效应更为明显。此外,财政转移支付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影响相对贫困存在结构性差异。第四,实证检验财政转移支付通过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影响相对贫困的传导机制。基于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激励,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财政转移支付通过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影响相对贫困的传导路径。研究发现,提高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中民生性支出的占比有助于减少相对贫困,财政转移支付通过激励地方政府降低民生性支出的占比抑制了相对贫困治理。不同地区和不同财政能力的分组估计结果显示,不同地区和不同财政能力下均存在财政转移支付通过激励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生产性支出而抑制相对贫困治理的传导机制,但东部地区和高财政能力组中财政转移支付通过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影响相对贫困的传导效应更明显。不同类型财政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对相对贫困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差异,一般性转移支付通过促使地方政府偏向生产性支出对相对贫困治理产生负面效应,而专项转移支付通过提高财政支出结构中民生性支出的占比利于相对贫困的治理。第五,实证检验财政转移支付通过地方税收努力影响相对贫困的传导机制。基于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收入行为的激励机理,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财政转移支付通过地方税收努力影响相对贫困的传导路径。研究发现,激发地方税收努力对相对贫困治理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财政转移支付通过降低地方税收努力对相对贫困治理产生了负向抑制作用。地区异质性分析发现,财政转移支付降低了地方税收努力进而抑制相对贫困治理的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更大,财政能力异质性分析发现,财政转移支付通过地方税收努力影响相对贫困的传导机制只在低财政能力组中显著。不同类型财政转移支付与地方税收努力影响相对贫困的估计结果显示,一般性转移支付通过抑制地方税收努力反向作用于相对贫困治理,而专项转移支付通过提升地方税收努力对相对贫困治理形成正向作用。门槛回归结果发现,财政转移支付治理相对贫困的效应大小与地方税收努力高低紧密相关,当地方税收努力超过87.39%时,尽管扩大财政转移支付规模仍有利于降低相对贫困指数,但这种相对贫困治理效应显著下降。第六,基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传导机制、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传导机制和地方税收努力传导机制检验的实证结论,从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地方税收努力程度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激励机制四个层面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提高相对贫困治理的质效。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点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视角的丰富。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虽然贫困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话题,并且在贫困测度、贫困形成机制、减贫政策效应评价和治贫措施等方面已经形成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绝大多数学者都侧重于从绝对贫困的视角展开。绝对贫困与“基本需求”相关,随着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贫困治理进入到以相对贫困为核心的新阶段,如何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是巩固脱贫成果,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诉求,更是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为此,本文基于相对贫困视角展开研究,有利于丰富现有的反贫困理论体系;二是由“微观视角”转向“中观视角”。已有文献侧重于分析某一项财政转移支付对家庭（个人）相对贫困的影响,本文构建省级层面的相对贫困指标,基于“中观视角”探究财政转移支付对相对贫困的影响,这不仅可以对已有研究进行补充,而且也与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思路相吻合。第二,研究内容的拓展。已有文献侧重分析财政转移支付影响绝对贫困的效应,关于财政转移支付治理相对贫困的传导机制和效应的研究相对不足,这不利于精准廓清财政转移支付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功能定位。有鉴于此,本文根据反贫困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福利经济学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将财政转移支付影响相对贫困的传导机制归纳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和地方税收努力,并对这三种传导机制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基于研究结论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对于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第三,研究方法的改进。已有文献大多使用“相对贫困线”这一单一指标对相对贫困进行测度,并注重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的差异性分析,但忽视了社会内部相对贫困群体与非相对贫困群体间的收入分配状况,这影响了相对贫困指标测度的质量。为此,本文首先用相对贫困发生率识别相对贫困人群,然后利用相对贫困程度衡量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最后使用相对贫困指数（相对贫困程度与相对贫困发生率的乘积）这一复合指标测度相对贫困状况,从而提高了指标测度的准确性。此外,与既有的重点关注财政转移支付影响相对贫困直接机制的研究方法相比,本文基于理论分析,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和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财政转移支付影响相对贫困的直接机制和间接机制,并将这两个方面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同时,进行了相关的内生性检验、异质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这不仅对全面度量相对贫困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而且对深入解析财政转移支付影响相对贫困的机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