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以西释中”成为了墨子研究的主要倾向。一是以功利主义来阐发墨子伦理,将“交相利”作为核心观念。二是以西方基督教来比照墨子的“天鬼”,突出墨子思想中的宗教性。当前关于墨子伦理的研究,也基本上是在功利主义与宗教信仰这两条路径上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除了功利主义与宗教信仰之外,我们还可以发现第三条研究进路,也就是道德信仰的新路径。墨子伦理的核心观念是“天志”,而“天志”信仰乃是一种道德信仰。从道德信仰来沟通墨子道德的现实与崇高是非常必要并且可能的,也更加直接切中墨家伦理精神的核心要义。道德信仰是对道德终极价值及其反映对象的坚信,并以之为导向的道德生命活动。墨子的道德理论,以及与其弟子的道德实践活动,都集中突出了他们对于终极信仰的坚守。墨子的道德信仰是以“天志”为核心、以“兼爱”“尚同”为依托的体系。首先,墨子道德信仰的对象是“天志”。“天欲人相爱相利”,由“兼爱”衍生的一切道德原则也都来自于天的意志。“天志”作为墨子伦理的终极依据与追求,成为了墨子的信仰对象。其次,墨子道德信仰的活动原则是“兼爱”。“兼爱”直接是天的命令,而其他道德原则和规范都是“兼爱”在各个层面的展开。最后,墨子道德信仰建构的信仰关系是“尚同”。墨子通过道德信仰建构了一个贯通形上领域与现实社会的道德等级秩序,“天”是绝对的“上”,是信仰的唯一对象。通过以上三个方面,墨子道德信仰的静态结构得以构建起来。而在道德信仰的运行中,墨子在信仰对象上实现了终极价值现实性与超越性的统一;在信仰主体上建立了情感与理性双重支撑的运行机制;而它构建的信仰关系则试图追求社会秩序与人的内心秩序的统一。墨子道德信仰的困境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虽然墨子对“天志”的“利用与相信是统一的”,但是在道德信仰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天志”的工具价值却超越了其内在价值。第二,“兼爱”消解了道德主体的价值,并且使“兼爱”的人文关怀物化为社会功利。第三,“尚同”高扬了天的权威,却将人置于“规矩”之中进行审视,失去了人伦温情。正是基于这三个层面的缺憾,墨子道德信仰的最大的困难就在于“人”无法实现“天志”,道德的终极价值难以达成。墨子的道德信仰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独特性主要从三个层面凸显出来。一是,信仰对象内涵的独特性。墨子的“天志”作为一种外在于人的道德意志,与人的道德需要具有一致性,而且表现为一种理性精神。二是,信仰关系与实现路径的独特性。“天”与“人”保持着一种和谐的张力,既肯定“天”的崇高,也尊重“人”的道德自觉和努力。三是,“墨者”舍己救世的情怀与担当。基于此对墨子这一独特的道德信仰形态进行反思,对于当代世界道德信仰的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