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菲尔默系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重要的保王派思想家，其绝对君主制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　　菲尔默的思想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政治论战的产物，也是近代早期西欧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变革的产物.近代早期西欧社会变革主要表现为:民族国家的形成、海外殖民运动的兴起及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　　有关菲尔默思想的研究，国外学术界要早得多，也重视得多.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界，目前还没有系统的介绍研究菲尔默政治思想的论文或专著.国内学者基本上都是彻底地否定菲尔默的思想，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将其视为中世纪神权政治思想的延续，对其体现的时代色彩没有做进一步的分析.相反，国外学者就事论事的评判更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对菲尔默及其思想的评价也要公正得多.　　父权主义是菲尔默绝对君主制思想的理论基础.菲尔默认为，国王的权力来源于父亲统治其子女的权力，最初的父亲——亚当——也是人类的第一个国王。父权具有专制的特征，因而国王的权力必然也是专制的和不可分割的。如果子女没有权力反对其父亲，臣民也就没有反抗国王的权力。　　后来的国王虽然不是其臣民的自然的父亲，但通过血缘继承的方式，他们仍然拥有最初的父亲的权力来统治其臣民。《圣经》中父权的历史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创世时，上帝将统治世界的权力赐予最初的父亲亚当;洪水时，上帝让诺亚成为唯一的继承人;巴别塔之乱时，各宗族在族长的带领下分别建国;出埃及时，上帝重新将最高父权授予以色列人.　　篡权者得到的是最高父权，因而有义务保护其臣民和先前的统治者，但正统的父权继承人不会因此而丧失其继承人的资格.为了保护正统的继承人，应人们该服从甚至保护篡权者.　　君主制是上帝的选择，是唯一完善的政体.政府的目的是为了神的宗教和为了人的和平，只有在君主的统治下才能达到这两种目的.君主的绝对权力通过立法权表现出来，这种权力具有不可分割和不受限制的特征.国王只对上帝负责，不受人法的约束.　　亚里士多德所划分的诸多政体在逻辑上自相矛盾，在实践中无法生存，经不起严格地推敲.共和制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罗马共和时代的历史，威尼斯及低地国家的现实表明共和制是残酷的，带来的只是动乱和不安，而这些国家的辉煌成就都是在绝对王权的统治下取得的.　　议会的特权来自于国王的恩赐，是国王权力的衍生物，而不是来自人民的授予.议会的存在是必要的，国王可以通过它倾听民众的呼声，但国王的意志超越整个议会.　　下院是根据国王的文书召集起来的，地位极为低下.下院享有言论自由，免于逮捕和监督的权力，但这些权力不是来自天赋的权力而是来自于国王的宽容和慷慨，国王保留的权力要大得多.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下院的特权应叫做恩宠。　　贵族虽然具有建议权和判决权，但不能由此否定国王的最高决定权和司法权。国王在任何法庭里、任何情况下都是最高法官，所有的判决都由他或他任命的法官做出.贵族被允许拥有司法权仅仅是为了减轻国王的负担.　　只有国王拥有制订、解释和修订法律的权力。制订法律是为了方便人们更好地了解国王的意志，让民众遵守秩序，而不是为了约束和调节过于强大的王权.国王颁布法律的权力是绝对的，几乎所有古代的法律都准确地说明立法者是国王本人，国王的权力来自于神法，没有低级的法律能够限制它.　　王大于法是非常必要的。国王通过监督法律的执行和调节过于苛严的法律来保护服从法律的人的利益和保护人民的自由.国王不仅不能随意地践踏法律，相反，国王应当维护法律，依法统治其臣民，这是保护共同体的自然的唯一的办法.但国王服从的不是世俗的法律，而是父亲的自然法.　　菲尔默认为人生而自由的信条具有危险性和欺骗性，他认为人生而服从.人的自然权力就是和平地生活，主张人的自然自由会导致社会的混乱和真正的自由的散失.人们没有选举国王的权力，即便有这种全力人们也无法通过签订契约的方式将权力授予某个人，在《圣经》中也找不出选举国王的例子.就英格兰而言，下院并不是整个王国的代表，国王的权力也不是由下院授予。如果下院选举国王就会损害全国绝大部分人民的天赋权力.无论人们拥有什么样的权力都必定是从最高权利处获得，并受到最高权力的限制.　　菲尔默认为霍布斯所主张的人民与国王之间的契约以及可怕的自然状态是不存在的;弥尔顿不能清晰地界定人民的范畴，也不能说明人民的具体权力，为人民辩护的前提不存在;格老秀斯认为私有制是王权的基础，但认为私有制是由人的意志引入的，菲尔默认为不存在公有制的社会阶段，王权一开始就是私有的，并不是如格老秀斯所说的通过征服或人民的赠与获得.　　菲尔默否定人民的权力，反对激进的社会变革具有极端的保守性，但他也强调了国王的责任和追求社会稳定，这是符合当时的历史要求的。西欧的神权政治学说强调教会在上帝在授权于国王的过程中的作用，但宗教改革之后，教会的地位下降，原来充当的上帝与国王间联系人的角色散失，菲尔默的思想弥补了当时王权理论的空白，具有一定的学术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