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特别是入世以来,中国工业生产能力大幅提升,现已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的全部工业门类。与此同时,中国的出口结构呈现日益多样化的特征。截至2016年,每个地级市平均出口产品种类上升至1212个,相较于2001年翻了一番,年均增长率达到4.9%。出口多样化为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贸发展的内外环境面临着深刻的变化,于内经济增速换挡、区域发展失衡;于外新一轮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不确定性风险加剧,中国的经济增长受到内外约束。在此背景下,基于地级市层面探讨出口多样化对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一步挖掘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有较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基于此,本文围绕出口多样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展开研究,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出口多样化为什么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出口多样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怎样的?这种影响是否依赖于特定的发展阶段?是通过何种传导机制实现的?在不同的观测条件下有何差异?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选取中国286个地级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作为观测样本,采用“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和“中国城市数据库”进行测算,对2003—2016年期间中国出口多样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依次展开了事实分析、机理分析与实证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事实分析显示:观测期内中国的出口多样化水平提升较快,中国经济随之呈现高速增长的特征,伴随出口多样化整体发展速度减缓,经济增长也表现出增速下降的趋势。出口多样化因区域、城市、企业和产品差异而呈现不同的特征。（1）对外开放较早的东部地区和中东南地区的出口多样化水平较高,但其发展空间逐渐饱和;对外开放相对缓慢的中西部地区、北方和西南地区的出口多样化水平较低,但其发展速度较快。（2）同区域差异呈现的特征相似,发展等级较高的城市,出口多样化水平也较高,但其增速趋缓;发展等级较低的城市,出口多样化水平较低,但发展进程较快。（3）民营企业的出口多样化程度最高且一直处于快速发展之中;外资企业、国有及集体企业出口多样化水平较低。（4）中间品门类下的半成品和最终品门类下的消费品出口多样化水平较高但增速渐缓;中间品门类下的零部件和最终品门类下的资本品出口多样化水平较低但增速较快。产品技术密集度越低,出口多样化程度越高,但增长潜力更小。（5）集约边际是导致出口多样化不断扩张的重要原因,扩展边际的出口多样化水平较低且波动性更大。机理分析显示:（1）出口多样化与工业化进程具有适配性,在工业化初期推动经济增长的是出口初级专业化;在工业化中期推动经济增长的是出口多样化;在工业化后期推动经济增长的是出口高级专业化。（2）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是出口多样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两种表现形式;出口多样化可以通过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三种传导机制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3）出口多样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本文根据观测样本的特征,从区域差异、城市发展等级、企业所有权性质和产品类型四个宏观到微观的研究视角,阐述了出口多样化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差异性影响的内在逻辑。实证分析显示:（1）非线性回归结果及“U”型拐点检验显示,中国目前仍处于出口多样化促进经济增长的阶段,从出口多样化向专业化转变的拐点尚未到来。（2）线性回归结果及稳健性、内生性检验显示,出口多样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且这种影响主要来自出口多样化的集约边际增长。（3）中介效应模型及其稳健性检验显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出口多样化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其中资本积累发挥的作用较大。（4）分组回归结果显示,（1）在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方面,出口多样化的增长依然是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北方地区和西南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但在中东南地区未表现出促进效应。（2）出口多样化仍是数量众多的中低发展等级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高发展等级城市出口多样化的积极效应正在削弱。（3）民营企业出口多样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高于国有及集体企业,外资企业的回归结果显示出口专业化的增长能够促进地区经济增长。（4）从产品所属经济类型看,中间品门类下的半成品和零部件以及最终品中的消费品,其出口多样化增长均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这种促进效应在最终品中的资本品上未能体现;从产品技术密集度看,伴随产品技术含量提高,其出口多样化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也会增强。（5）基于分组回归结果的进一步门限回归分析表明,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以及人力资本培育作为门限变量的计量结果仍然支持我国处于出口多样化促进经济增长的阶段;个别地区和城市分组回归显示的出口专业化促进经济增长可以理解为一种局部的贸易优化趋势。据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方面,应继续深入推进出口多样化的发展进程。一是正确把握出口多样化的发展阶段,拓展出口多样化的发展空间;二是继续推进工业化进程,为出口多样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三是完善外贸预警与服务机制,降低出口多样化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应积极优化出口多样化的发展方向。一是建立出口高级专业化试点,鼓励优势地区先行先试;二是强化社会创新意识,促进原发式技术进步;三是注重人力资本培育,提高经济增长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