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底农业合作化高潮后,山东昌乐县农村频发闹社、自杀、抢粮以及颇具地方特色的导致合作社几近无法维持的全民贩兔等事件。这是1956-1957年间各地农村普遍发生的类似事件的一个缩影。政府将这类事件定性为“少数人闹事”,其实它是源于合作化运动、统购统销制度和县乡社干部问题的农村底层社会“异动”。政府始将调整政策和整顿干部作风作为解决问题的重心,继则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底层农民和干部当作解决问题的对象。这种一前一后的应对,都不是从农业合作化即农村产权制度变革和统购统销政策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更重要的是,一轮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政治运动,虽然以高压态势平息了农村社会的各种“闹事”,却更深地隐伏了农村社会的矛盾。期间,农民对粮食问题的担心、对基层干部的不满得不到有效疏解；基层干部面对农民和上级政府难以两头兼顾；上级政府对合作社的推动及整顿、对农民和基层干部的教育无法触及问题实质。三者的往来博弈增加了基层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复杂性,他们的互动也关系到农村的发展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