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社会主义政治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危机，让劫后余生的中国改革势在必行。莫应丰与古华两位湖南作家分别以《将军吟》、《芙蓉镇》两部长篇小说传递了“改革”中国的早期先声：前者在社会主义政治危机层面回应了政治改革的迫切，政治危机在《将军吟》中主要表征为“由谁指挥枪”。而综合创作时间和发表时间来看，《将军吟》也是第一部揭露否定文革的长篇小说；后者则从社会主义社会危机角度直面中国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社会危机在《芙蓉镇》中主要表征为传统风俗的溃败，因此，我们看到小说后来有一节的标题就叫“新风恶俗”。八十年代中期，在面向世界开放的全球化竞争语境中，“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当代文学首当其冲遭遇了“走向世界”的身份危机与文学话语危机，在此背景下，敢为人先的韩少功以后撤的步调寻根当代文学的中国文化身份，而残雪则以激进的姿态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后尘。两位湖南作家各自以其独具特色的小说创作，试图建立起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精神关联。90年代中后期，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当代文学与当代社会则陷入了深刻的双重“断裂”危机之中，王跃文与阎真两位湖南作家再次当仁不让，率先发难。第三章首先要分析的中国特殊的市场经济，即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一个概念的把握。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既然有别于历史的民国时期的市场经济，也有别与当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为社会主义的政治规定性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前提。即从政治角度或许才是我们讨论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可行路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当代中国每次大的社会或文学的“危机”时刻，为湘楚文化精神的凸显提供了恰逢其时的发生机制，秉持经世致用与理想浪漫的湘楚文化精神的湖南作家，每次都是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践履当代文人的责任担当，积极参与中国当代社会与文学的重建。论文最后一章在共时的层面，围绕乡土中国和市井中国来阐释湖南小说的乡土叙事与市井叙事。在乡土中国的湖南景观中，本文以“碾坊”和“集镇”为讨论对象，剥离出乡土中国的湖南地方特色。在市井中国一节中，主要以何顿与何立伟两位长沙作家为例，首先以麻将为考察中心，试图阐明90年代以来中国这样一个市井文化空间的存在，继而以长沙市民的主要日常生活为考察对象，勾勒出市井中国的长沙风情。在本文中，小说湖南与当代中国的逻辑关联表述为，在当代中国的整体问题视域下，湘楚文化的危机感应意识，有效地缝合贯穿国家/社会现代性与美学现代性间的遥相呼应，而与此同时，本文又是以文学/美学言说为支点来完成（小说湖南）对“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当代中国）的反思重构。换言之，区域文学的审美叙事，在当代中国的认知框架中，转化为文化政治意义的“地方性知识”，而“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叙述，则在区域文学文化视角的讨论下，逐渐显明出自身的歧义与复杂，矛盾与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