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石器以来,就有人类生存、繁衍、发展在陇南这一方沃土上。多少年中,在发展生产、改造自然、追求生存与发展的艰难历程中,人们用朴拙的刀笔,在彝、鼎、崖石、碑碣上记下了大大小小的种种事件,反映他们生活的情感和生存的智慧。这是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一笔无与伦比的精神财富。陇南是历史上多民族聚居、融合的地方,也是西北连通西南的交通要道,所以这里的金石很有文献学意义。可是历来还没有专门调查、研究、著录金石的著作。实物存世原本不易,目前又处于被忽略、被毁坏的境地;有相当数量的文字资料被记录保留下来,但分散、零乱、重复且缺乏系统整理。为了挖掘这一重要文献资源,为研究甘肃、西北历史提供重要的原始材料,为了弘扬甘肃文化,张扬陇人品格,我用一年多的时间对陇南各县的金石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著录、整理和研究。根据目前调查,初步著录陇南九县区的铭文、碑文及摩崖石刻共431篇约28万字。从朝代看,礼县有商代的“亚父辛鼎”,这是陇南现存最早的金文。反映战国秦代的金文今所见9篇,而实际在10篇以上(有的流散在外,尚未见到原件和文本)。春秋时代没有,两汉有6篇,魏晋南北朝4篇,唐4篇,北宋30篇,南宋54篇,元朝14篇,明朝79篇,清朝209篇,民国31篇。两汉、两宋、清是陇南碑刻发展的三个高峰期。成县、礼县是陇南所存金石最多的县;康县、宕昌县最少。就内容而言,有反映古代经济政治内容的。如重视修路,最早的记载是汉代的《武都太守李翕西狭颂》。徽县的《新开白水路记》记载了宋代在青泥岭上新修一段“自凤州河池驿至兴州长举驿,五十里有半”坦途的事,打破了蜀道难的神话。徽县的《江河纪略》记载了“天门山下”至“略阳”城这一嘉陵江段的水文地理环境特征,是最有价值的科考论文。《新建官衙碑》反映了清代重视政风建设的情况,其中提到“百事俱举之候,尤念官衙为阖邑风气所关”。宋代《两县二八分科后记》记载为百姓平均贡赋的事,提出税赋之收,应当“因其不一而归之于至一,因其不同而约之于大同”。《重修养济院记》反映了关注社会弱势人群的问题。《同知哈石公遗爱记》详细记载了元代“西康郡”的6个军政组织机构及每个组织的职位设置和任职人员姓名,是了解元代政治机构的第一手资料。有反映文化教育的内容。写于宋庆历五年(1045)的《成州学记》是陇南有关学校的最早金石记载。明代徽县的《增修徽山书院记》记载了陇南最早的书院。文县的《江公创建社学碑记》提到“首重社学”的重要性。《创建义学记》等文所提“义学”是教育普及的开始。《徽山试院记》记载了设立试院以方便考试的经过。清代西和县的《漾源书院出入款项碑记》最详细地记载了书院用款的具体项目及其标准,是一份了解旧书院收支情况的最原始的资料。关于宗教风俗的内容。礼县《南山妙胜廨院碑》所载“唐朝贞观二十三年赐额:‘昭玄院’,‘天水湖’”的事实,证明该院是陇南最早受封的寺院。《重修金山寺碑记》提出修佛敬佛的本质上是修自己的心、敬自己的心的观点。明代,武都马之骑、徽州马负图各自写了《重修礼拜寺碑记》,这是两地建立清真寺的最早记载。宋元时道教大盛,《祥渊庙勅碑》、《宣灵王庙碑》等记载了勅封神灵是朝廷大事,且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和仪式。《江公重修城隍庙碑记》、《关帝庙重修碑记》等讲的都是地方神。有记载乡贤、名宦、妇女事迹的。如《邑侯黄公德政去思碑记》、《大理寺左少卿崇祀乡贤对溪何公墓道碑》、《王兑山先生教泽碑记》、《宋太宜人刘氏之墓碑》等等,所记之人,或以人品服众,或以才学闻世,或以教育携后,或以宽仁睦邻,或以相夫教子有方,或因殷情孝友有义,无论男女,都是各自时代做人的楷模。有关于名胜古迹的内容,《仇池碑记》、《游天池记》、《游明月山记》分别介绍西和“仇池福地”、文县天池,康县明月山。而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林茂先书写的万象洞题名,是游武都万象洞最早的记录。还有杜甫草堂的9通宋明时代的诗碑,堪称一绝。有反映文学和书法艺术的内容。如晁说之的《成州同谷县杜工部祠堂记》结合为杜甫建祠来评论整个唐代与北宋诗坛,是非常有份量的文学批评论文。《宋故左中散大夫王公仪神道碑并序》所载王公仪智破妇人被头上钉钉而亡的冤案情节,赵逵夫先生称其被演绎写入公案小说成了十分精彩的一段故事。《西狭颂》的隶书,赵孟頫书并篆额《大元敕赐雍古氏家庙碑》的真迹,因其书法艺术价值而闻名全国。建议政府尽快作出计划、组织力量、早日进行抢救和整理金石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