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稳步发展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逐年增加,居民旅游消费需求迅速增长。旅游业目前已经成为国内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增长最快的居民消费领域之一,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需要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而旅游业的发展将拉动经济平稳增长,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因此,对旅游业需求和发展趋势进行深入研究,把握其动态特征和影响因素,对制定相关政策推动旅游业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国内50个具有代表性的重点旅游城市星级酒店相关数据来分析星级酒店需求在样本期间的动态变迁和相关影响因素,并探讨包括反腐政策在内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对星级酒店业需求的影响。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首先,我们基于中国大陆50个重点旅游城市星级酒店数据对各星级酒店需求数据的季节效应和动态趋势进行了初步分析。我们发现各城市各个类型的星级酒店的营业收入、收入结构、平均房价、平均入住率均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时间趋势,并且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总体而言,我们发现各星级的均价和平均入住率呈现为一季度最低,而三四季度较高。时间趋势方面,星级酒店的营业收入在2010年到2011年呈现增长态势,但从2012年第四季度起开始逐年下降,但到2015年前后趋于稳定。餐饮收入占比在2012年后有逐渐下降的趋势,客房收入占比则反而上升。平均房价和平均入住率在2012年到2013年呈现一定的高峰,但平均入住率则保持基本稳定。从地理分布角度来看,北方城市的星级酒店需求季节效应较为明显,无论是平均房价还是入住率,波动率都比较大,并且最低点一般出现在第一季度,这个与北方城市的气候有一定关系。而分城市级别来看,三、四线城市的需求相对一、二线城市的需求季节波动更大,其原因主要是前者星级酒店需求主要是旅游业驱动,而后者星级酒店需求更多是来自于商务需求。第二,为研究各个城市各个类型星级酒店之间需求变化的动态特征,我们利用VAR模型和面板自回归模型（PVAR）对星级酒店平均房价和平均入住率进行了一个动态计量建模分析。基于4个选择的重点旅游城市,即北京、青岛、厦门和三亚的模型估计结果,我们发现大部分滞后项并不显著,说明星级酒店的平均房价与平均入住率之间领先滞后联动性并不强。但是,我们发现各个城市体现出显著不同的季节效应,比如北京星级酒店的平均房价季节效应并不很显著,但平均入住率则体现了较强的季节效应,春夏两季相对于冬季来说入住率显著提高,反映了北京作为国家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其商务活动、会议以及旅游均选择春夏两季,尤其是暑假发生。青岛的平均房价则体现出季节效应,春夏两季酒店价格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季度,说明青岛星级酒店选择在旅游旺季,通过提高酒店房价来获取更多利润。厦门平均房价季节效应主要体现在冬季,其酒店平均房价在冬季较高,但与青岛不同,其酒店入住率并没有明显提高。三亚季节效应也非常明显,冬季相对来于其他季节平均房价与入住率均提高。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方面,我们发现北京和青岛的各个星级酒店房价与入住率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即没有先行和滞后的关系。厦门三星级和五星级酒店价格对其他星级酒店有一定的领先作用,在入住率方面,二星、三星以及五星对其他星级酒店入住率有一定的领先作用。三亚三星级酒店在平均房价方面对其他星级酒店有一定的领先作用,而在入住率方面,四星级酒店对其他星级酒店入住率有领先作用。此外,基于全国重点旅游城市的PVAR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共同因子即全国GDP增长率和第三产业增长率对星级酒店的平均房价和入住率产生一定的影响,GDP增长率反而对二星级和三星级酒店平均房价产生负面影响,对其他酒店的平均房价影响并不显著,而第三产业增长率对二星级和三星级酒店平均房价产生正面影响,并且对各个类型的星级酒店的入住率均产生正面影响。回归结果说明星级酒店的需求,更多是与代表服务业发展情况的第三产业存在正向紧密联系,因此,未来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还是需要进一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微观层面的经济活力。第三,为进一步分析影响各个城市各个类型星级酒店需求的具体因素,以及不同星级酒店对这些因素体现出来的差异性,我们星级酒店入住率分类型做了面板回归模型分析,我们主要考虑了平均房价、城市空气质量、“八项规定”制度、城市是否是文明城市、城市基础公共交通以及机场设施等。我们利用各个城市的最低平均工资作为各个城市平均房价工具变量,利用二阶段回归方法来估计面板模型。整体来说,我们发现酒店平均入住率与平均房价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形下,平均房价提高10元,入住率大概下降0.75%。我们发现空气质量的测度PM10显著负面影响酒店平均入住率,尤其是对五星级酒店入住率影响最为明显,PM10每增加10,平均入住率大概下降0.42%到0.68%。代表反腐政策的宽松程度的虚拟变量“八项规定”,对各个酒店平均入住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五星级酒店、四星级酒店和三星级酒店影响均为负,但对二星级酒店其影响甚至为正,虽然并不显著,说明“八项规定”在减少一些高档消费的同时,也适当增加了私人消费需求。文明城市虚拟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大部分为正,但主要体现在五星级酒店的需求,对四星、三星和二星级酒店影响并不显著。城市基础公共交通负向影响星级酒店的入住率,而机场通行情况和机场吞吐量正向影响星级酒店的入住率。最后,我们基于Hsiao et al.（2012）提出的面板数据政策评估分析方法进一步分析“八项规定”反腐政策给各个星级酒店带来的冲击,我们将八项规定公布日期2012年第四季度作为事件窗口将样本分为事件前和事件后,并利用一星、二星和境外游客数量量作为预测变量来建立三星、四星和五星级酒店需求的反事实路径。通过对比反事实路径与实际观察值,我们可以初步估计出“八项规定”反腐政策对各类型星级酒店的短期影响。研究表明,“八项规定”政策对我国不同地区的星级酒店业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估计结果表明,“八项规定”对三星级酒店的平均房价政策处置效应为-9.711元,对四星级酒店平均房价政策处置效应为-48.534元,而对五星级酒店平均房价政策处置效应为-71.804元,说明“八项规定”对高端酒店平均房价影响更大。对入住率而言,“八项规定”降低三星级酒店的平均入住率大约2.314%,降低四星级酒店的平均入住率大约0.849%,降低五星级酒店的平均入住率大约2.375%,说明政策对四星级酒店平均入住率反而影响最小。研究结论认为“八项规定”短期内降低了星级酒店的需求,而星级酒店通过降低房价来吸引更多私人消费从而维持入住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