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工业部门的就业占比和增加值占比均已被服务业赶超,标志着中国经济正式迈入“经济服务化”阶段,或称之为“后工业化”阶段。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以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进程已经完成?是否表明随着中国服务业超过工业成为第一大产业后,发展服务业将比工业更加紧迫和重要?这些已经成为中国现阶段经济改革和产业政策实施不得不考虑的重大而现实的问题。论文尝试从国别间的部门生产率收敛视角对当前的中国工业化进程做出判断,得到的结论对于身处经济新常态和中等收入陷阱挑战的中国经济而言,既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论文旨在分析和回答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对于进入后工业阶段的中国经济而言,中国以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进程是否完成?围绕着这一核心问题,论文尝试把部门生产率收敛特征作为研究视角,对以下几个重点问题进行了研究:（1）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呈现出什么样的部门生产率收敛特征?（2）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部门生产率收敛特征是否与国际经验一致?（3）如果中国部门生产率收敛路径与国际经验背离,那么导致中国部门生产率收敛路径呈现异质性特征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4）考虑到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分工的国际背景以及经济体在GVC分工中所处地位的差异,这能否对部门生产率收敛特征的国际经验和中国现实给予逻辑自洽的合理性解释?为了回答以上问题,论文按照下述思路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首先,论文分别描述了中国和代表性发达国家伴随人均收入提高所呈现出的产业结构变迁特征,然后构建包含三次产业部门非均衡发展的一般均衡模型,在得到经购买力平价调整过的可用于国际比较的三次产业部门实际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通过数字模拟研究得到中国部门生产率收敛路径。其次,针对现有分析视角存在的逻辑上无法自洽的不足,即已有的国际贸易学、政治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虽然能够对部门生产率收敛特征给予一定程度的解释,却无法回答清楚为何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中会呈现出不同于国际经验的“工业部门生产率发散而服务业生产率收敛”的异质性特征,本文基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品内分工愈演愈烈的现实背景,提出了 GVC分工的新视角,从要素投入和增加值两个维度分别探讨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不同经济体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发生影响的作用机制,归纳了在不同分工位置上的经济体很可能呈现出的部门生产率收敛特征。然后,尝试对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经济体部门生产率的作用机理数理模型化,分别考察了异质性分工企业合作和竞争情形下两国部门生产率变动可能呈现的收敛特征。通过对一般均衡结果中相关参数的数学分析,探讨了 GVC分工地位对经济体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生产率水平的作用方向和影响机制,旨在论证GVC分工地位这一新视角对于经济体部门生产率收敛特征解释的重要性。最后,立足于中国工业处于GVC低端的现实,基于已有权威文献的研究,在尽可能多地控制相关影响因素后,实证检验了低端分工对中国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生产率收敛路径的影响机制。本文的研究仍然是尝试性的,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国经济,本文研究有待于进一步的拓展和丰富。论文试图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有创新价值的研究:1.构建了包含劳动力市场扭曲的三次产业非均衡发展的理论模型,揭示了中国部门生产率收敛路径与国际经验的背离,既是对相关前沿文献的一个补充,也为当前关于中国工业化进程是否完成的判断提供了合理的参考依据。2.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大背景,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对部门生产率收敛特征发生影响的作用机制,解释了中国部门生产率收敛特征和国际经验背离之谜,丰富了现有的关于垂直专业化分工和部门生产率收敛的研究。3.本文揭示的中国工业部门生产率追赶失败而服务业部门生产率“被动”追赶成功的特征,意味着中国工业化进程仍未结束,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提升工业部门生产率仍将是决定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能否实现向发达经济体持续收敛的关键。为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确定了重点,确保了产业政策的执行效果。4.本文使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作为研究对象而进行的系列实证检验,其研究结论应该能为完善和发展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的部门生产率收敛路径提供独特且重要的经验证据,表明类似中国这样处于转型背景的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相对应的改革措施来实现经济增长向前沿经济体的收敛。通过对中国部门生产率的分析和考察,论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和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有:第一,中国以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进程远没有结束。中国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收敛过程中呈现的“中国特色”实质是相对冗余的劳动力被滞留在了工业部门,抑制了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追赶失败,而服务业部门吸纳本地就业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进而生产率“被动式”收敛。深化以工业主导的工业化过程,并不是要一味地追求工业部门就业占比和增加值占比的不断提高,其内涵应该是推动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向前沿水平的收敛。第二,工业部门在GVC中的低端分工是导致中国部门生产率收敛路径呈现异质性特征的主要原因。考虑到后金融危机时期发达国家市场疲软和国内市场需求旺盛的双重背景,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促进本土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一是完善国内的制度建设,以进一步降低企业走出国门的交易成本,鼓励本土制造业企业走出去兼并收购处于位于产业链上游或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国外企业;二是深化制度改革,降低民营企业在竞争性行业领域的进入门槛,促进以民营企业为主导的本土跨国公司的加快成长,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品牌和以本土企业为主导和控制的国内价值链或全球价值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