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通寺是百济现知最早的佛教寺庙,建立于熊津都城时期,学者推测其位于韩国公州市班竹洞一带。大通寺是百济受容南朝文化的重要例证,研究百济大通寺可丰富对韩国早期佛寺文化的认识,也可更好地认识南北朝各政权与朝鲜半岛之间的政治与文化交流史。百济圣王修建大通寺的主要原因,一是圣王模仿梁武帝的佛教治国政策,通过佛教达到治国的目的,也为自身寻求政治庇护。二是谨遵父王旨命,维持父王在位时期国内的安定与繁荣,进而力图打造百济为朝鲜半岛的强国;三是为抵御来自高句丽的压力,在对外战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再从微观角度来看,似乎也有为父王母后追福之意。本文结合考古资料,通过对大通寺及南朝的出土遗物进行对比,发现百济大通寺出土的遗物兼具南朝与百济自身民族特色。例如一部分瓦当的基本样式来源于南朝瓦当,制瓦技术与南朝时期的相似之处较多,但也出现了中国大陆尚未出现过的莲瓣末端隆起性式瓦当以及独特的制瓦技术;大通寺出土的佛像残片与南朝的佛像基本特征相同,佛像各部分也采用了相同的粘连技术,但“百济的微笑”是其独特的文化。另外第二条线索还探讨了百济武宁王陵出土物中的南朝文化因素,其墓砖的排列方式、莲花纹样砖样式似都以南朝样式为蓝本,甚至在墓葬规格等方面严格遵守了南朝的等级制度。百济文化与南朝文化在诸多方面的相似性,也说明当时南朝文化在东亚世界的优越地位。百济借鉴了南朝的先进文化成果,体现出百济文化的国际性、包容性与创造性。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是百济力图内属于南朝的表现。另外,百济充当了南朝文化传播的使者。以瓦当制作技术为代表的先进文化,百济将其内化、创新后传播至新罗和日本。日本还通过百济传入了儒学、引入了各类博士,甚至还经由百济再次与中国通交,百济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综上,百济受容南朝文化后形成独特的百济文化。同时作为传播南朝文化的桥梁,将先进文化传播至朝鲜半岛其它地区及日本列岛。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采用了对比研究法。梳理了百济大通寺与南朝出土遗物的异同,分析了百济圣王仿效萧梁武帝修建大通寺的原因,进而分析了百济与南朝之间的政治关系与文化交流。另外还对比了百济、新罗与日本寺庙修建的制瓦技术,整理了百济与其他国家文化间的交流,证明了百济在传播南朝文化中所担任的桥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