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以来,我国城投债的规模呈现了快速增长状态。城投债在弥补财政缺口、促进城市建设和经济增长方面确实曾发挥了比较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债务问题。许多地方政府出于刺激经济增长或其他一些目的,过度依赖于外部资金,其负债规模迅速扩大,既不利于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偿债压力,且城投债信用危机事件时有发生,导致城投债的风险问题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要想有效防范和解决城投债风险、管控城投债规模,了解其背后的发行动机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注意到,城投债的发行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官员一般掌握着辖区的行政审批、土地买卖等方面的权力,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辖区内的资源调配、影响地方的经济政策。而在我国以经济增长速度为重要考核标准的晋升机制下,地方官员对于这一经济指标给予了极大重视。在“晋升锦标赛”竞争机制下,地方政府官员对于发展经济有着强烈的冲动,而人事调动的频繁性又催生了官员执政的短视化,使其倾向于采取一些短期经济行为来拉动经济增长。由于城投债偿债期限相对更长,偿债责任往往可以推给下一届政府,本身又一般用于见效快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受到了地方官员的青睐,一定程度上地方官员对于晋升的追求和其执政的短视化是城投债发行扩张的重要原因。但是现有文献缺乏对于官员这种晋升动机和政绩观的量化,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官员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及其“层层加码”程度可以予以恰当衡量,并以此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基于“晋升锦标赛”理论,对于地方制定经济增长目标影响城投债发行的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进而为后面的实证分析提供完备的理论基础。在实证分析方面,本文选取2006-2017年间我国311个地级市的3732个样本,将城投债数据在地级市层面汇总得到被解释变量,以政府工作报告中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及据此计算的目标“层层加码”数据为核心解释变量,并加入城市特征控制变量和地方政府官员特征控制变量,构建双重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首先分别研究了经济增长目标及其“层层加码”程度对于地方城投债发行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根据“层层加码”程度的不同,分为两个时间区间进行回归分析。考虑到不同类型城市的各项经济特征指标存在着较大差异,本文又将城市划分为开放型城市和非开放型城市进行实证研究。最后,本文基于实证结果进行了相关总结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地方政府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及其“层层加码”的程度对于地方城投债的发行都起着显著的正向作用,使用工具变量法消除内生性影响后结果依然显著;“层层加码”程度高的时间区间里影响显著,但程度低时不再显著,佐证了过高的、偏离地区实际经济发展水平的目标扭曲了地方经济行为,促进了城投债的发行。而在省级政府制定的目标上适当放大并不会过度扭曲经济行为、显著刺激城投债发行;开放型城市中影响不再显著,本文分析认为,由于市场化程度更高、营商环境更加完善,地方官员对于经济的掌控力相对更弱,且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边际效益相对更低,再加上开放型城市本身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其对于经济指标的追求相对更缓,因此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及“层层加码”程度对于城投债发行的影响也就相对更弱一些。最后,本文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第一,加强官员任期的稳定性,削减由于任期较短而带来的执政短视化的风险,保证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和决策不被过度扭曲。同时建立对于责任人终身追责的制度,要求相关官员对自己的举债融资行为负责到底,进而限制地方官员对于举债权力的滥用。第二,对官员的考核体制进行适当改变,尽量避免程度严重的目标“层层加码”的现象。尽量弱化对于经济增速的强调,控制对于GDP增长的不当干预。同时,在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进行考核时,应该多关注该地区实际的经济发展基础和路径,更加关注地方在培育市场、完善营商环境等有利于地方长期经济发展的工作内容。第三,要建立更为科学规范的信用评级体系,进而提高地方政府财政透明情况,倒逼其公开财政信息,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的举债融资行为。对于城投债的治理,要继续坚持地方政府和城投公司的信用剥离,使城投公司也如其他国企一样进入改革模式,成为独立法人机构,完善现代化企业制度,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参与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