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参同契》通常认为是由会稽上虞人（今属浙江省）魏伯阳所撰,成书于东汉末年,分为上、中、下三卷,约六千余字,以四言、五言体为主,夹杂三言及散文体叙述,内容涉及先秦易学、黄老思想、古代化学、天文学、炼丹术理论、神仙思想、中医学等,被称为“万古丹经王”和“丹经之祖”。它是中国道家道教的代表性典籍之一,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哲学思想、生命观等,蕴涵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收入中国文化典籍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1867年,伟烈亚力在《中国文献记略》中对《周易参同契》进行了介绍,此为《周易参同契》在英语世界译介与传播之滥觞。1932年,吴鲁强、戴维斯的首个英文全译本问世。20世纪中叶以来,《周易参同契》被多本海外汉学研究著作及工具书引用、介绍或研究,例如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1956—1980）,王艺文的《道之教义》（1997）,柯恩的《道教手册》（2000）,施舟人的《道藏通考》（2004）,玄英的《道教百科全书》（2008）等。周士一、博钦格和玄英的三个英文全译本分别于1988、1994和2011年相继出版。《周易参同契》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迄今已有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跨越三个世纪。然而,学界尚未对其英译与传播进行系统性梳理与研究。本文以《周易参同契》英语译介史为“经”,以该典籍4个英文全译本的英译主体、底本选择、诠释视角、翻译策略、传播效果为“纬”,将宏观历史脉络梳理与典型译介案例相结合,首次对其英译与传播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拟主要回答以下问题:（1）《周易参同契》经历了怎样的英译与传播历程,有何阶段性特征?（2）《周易参同契》的译介主体是谁,译介模式有何特点?（3）译者和研究者从什么视角解读《周易参同契》?（4）不同译者采用了怎样的翻译策略?（5）《周易参同契》在英语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对当今中国文化典籍“走出去”有何启示?本论文共8章,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绪论部分介绍了研究背景、文献综述、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研究意义、创新点和论文结构。第2章至第7章为正文,其中,第2章分析了《周易参同契》的撰者、成书时间、注本和文本特征,并详细梳理了该典籍百余年英译与传播史;第3章至第6章从译者身份、译本载体、译介视角、翻译策略及译本特色与影响等方面深入考察吴鲁强及戴维斯、周士一、博钦格、玄英的4个英文全译本;第7章综述了《周易参同契》英译与传播的特色及影响,在此基础上,借鉴拉斯韦尔的“5W”传播学视角反思该典籍的英译与传播对中国文化典籍“走出去”的启示。结论部分总结了本文的研究发现,指出了不足和未来展望。《周易参同契》的英译与传播肇始于1867年,经历了以下4个阶段: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以传教士为主体对该典籍进行了零星译介,此为英语世界对该典籍的“初识期”;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海外译介者主要以科学史视角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对它的研究进入“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该典籍的海内外译者多从道教内丹学及医学生理学视角对其进行解读,研究进入“拓展期”;进入21世纪,多位当代知名汉学家对《周易参同契》进行了翻译和探究,研究进入“纵深期”。《周易参同契》的海外译介从早期的简单介绍到文本翻译,再到当代对底本、撰者、历代注疏等的全面考察,它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呈逐步加深之势。在中文底本选择、解读视角、翻译策略方面,《周易参同契》4个英文全译本各有差异:吴鲁强、戴维斯译本主要以元俞琰《周易参同契发挥》为底本,以科技视角进行解读,翻译时以直译为主,较多采用增译法,在译文中加入显性的文内注释,力图尽可能地展现原文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周士一译本主要参考底本为五代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和明王文禄《周易参同契疏略》,以内丹视角解读该典籍,翻译时融入了内丹诠释视角,以直译为主,兼有释译,意译程度相对较高;博钦格译本以清版《古文参同契》为底本,以内丹、医学视角解读该典籍,翻译时较多采用直译法,重视译文的诗体形式、韵律,译文简短;玄英译本采用元陈致虚《周易参同契注解》为底本,结合历史语境考察《周易参同契》,摒弃了单一的内丹或外丹的解读视角,翻译时多采用“逐词翻译”的方法,直译程度高,译文简洁,注释、阐释均置于译文后。在影响方面,《周易参同契》多受到海外科技史家、中医师、汉学家的关注。目前该典籍的多个译本已被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德国、法国等数十个国家的图书馆馆藏,其中博钦格译本的海外馆藏量最高,其次为玄英译本、“大中华文库”版译本、周士一译本。吴鲁强、戴维斯译本和玄英译本的他引率均相对最高,而周士一译本、博钦格译本引用率较低。玄英译本的海外评价相对最高,博钦格译本的评价较好,其余译本的评论很少。基于对《周易参同契》英译与传播的系统分析,本文发现,《周易参同契》英译主体多元,译介渠道与传播方式多样,该典籍的译介动因是多方面的,它本身的文化价值、历史语境所产生的制约性规范、译者的翻译目的以及不同时代研究者的持续译介推动了它在海外的传播。这启示我们,可从“翻译主体”“译介渠道”“传播方式”“译介效果”“目标读者”等方面进一步推进中国文化典籍翻译与传播,对中西学界在观点、方法、结论等方面的异同进行对比分析。不同时代的译者对典籍的解读视角不同,翻译活动与译者目的、文化语境、目标读者、研究所需等具有复杂关系。中国文化典籍具有宽广的诠释空间,我们需要深入挖掘文化典籍的丰富内涵,在此基础上从不同视角进行译介和展开研究。一方面这有利于向外展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将加深我们对民族文化精髓的再认知,有益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全面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