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数字化转型成为中国制造延续工业化奇迹的一个新兴主战场。在宏观层面,数字技术冲击着制造企业原有实践经验与传统模式,正在成为中国制造升级发展的巨大动能;而在微观层面,制造企业则陷入是否要开展数字化转型、转型到何种程度等艰难抉择中,进而呈现出传统制造与数字制造的相持现象。一方面,数字制造的比较优势初步显现,但是转型路径尚有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因数字化进展总体水平不高,依托后发优势和人口红利的中国传统制造仍具有经济合理性。因此,在传统制造与数字制造的关键转型卡口期,如何加快推动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成为事关我国制造强国战略重大现实问题。已有的研究普遍基于组织内部视角和经典的制度同形视角,探讨了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技术路径、组织机制和同群现象,但相对忽视了组织所嵌入的制度场域及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多重助推力,忽视了组织在制度场域下的个体能动性及其所带来的差异化响应机理。为此,本文基于制度逻辑理论,试图探讨出中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面临的异质性制度压力以及企业的差异化响应机理,从而明晰出制度逻辑到企业数字化采纳的微观路径。具体而言,本文尝试回答两个研究问题:第一,制造企业面临的制度场域中存在哪些异质性的制度力量,推动其开展数字化转型?第二,作为个体能动性重要来源的中心位置企业,又如何对这些异质性制度压力做出响应?为此,本文围绕着微观层面中制度压力对制造企业数字化响应的问题,识别出影响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市场逻辑以及非市场逻辑中的社区逻辑和国家逻辑,探究这三种制度逻辑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理,以及中心/边缘位置企业对制度压力的差异化响应机理。本文进一步梳理了制度逻辑的作用机制,认为:绩效期望落差、社区同形压力和政治关联会分别唤醒上述三种制度逻辑在决策中的主体地位,通过传递合法性压力和激活组织的身份认同,最终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采纳;同时,网络中心性也会塑造组织的身份和影响组织的合法性压力感知进而使组织产生差异化的响应。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11622个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本文实证研究了绩效期望落差、社区同形压力和政治关联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及网络中心性的调节机制,得到以下两个方面的结论:第一,制造企业的绩效期望落差和受到的社区同形压力会激活来自市场逻辑和社区逻辑的制度压力,进而驱动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第二,在异质性制度压力下,中心位置企业因为身份优势和对特定制度裁判的资源依赖性不同而表现出差异化的响应机制,从而在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浪潮中同时表现出领先和保守的双重特征。这一研究基于制度逻辑理论揭示了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异质性制度之因,推动了制度视角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动因研究的深入;验证了网络中心性对制度压力下组织差异化响应的作用机理,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深化了制度压力下组织差异化响应研究成果。在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合理的数字化转型节奏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价值,对政府、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等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