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考察1960年《日美安保条约》签订时的“核密约”问题,旨在更准确把握历史事实、更宽视野理解历史真相,探索历史事件内在规律。外交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特别是解密档案等直接史料。基于史料分析可以发现：所谓“搭载核武器的美国军舰临时停靠日本港口”问题在被疑为是“核密约”的《讨论记录》中并未提及,也不在1960年《日美安保条约》的空间适用范围之内,因此不能认定《讨论记录》是关于该事项的“核密约”。应从宏观历史背景分析揭示“核密约”问题的历史真相。“核密约”问题的时代背景是东西方紧张对立的冷战初期,当事双方是曾经的占领国与被占领国、现在的盟国,涉及到攸关战略利益和国家最高机密的核问题。出于冷战形势及各自核心利益的需要,日美两国采取了一系列或公开或秘密的外交方式,既保证了美国保守核机密、维持核威慑、完成核部署的利益,也实现了日本政府应对国内反对势力、避免引起周边国家的戒备和对抗的目的,可谓是“双赢”的外交结果。日美之间形式上对等而实质上非对等的同盟关系决定了日美之间独特的“双面外交”行为模式,一面是公开外交,体现了日美同盟形式上的对等,另一面是秘密外交,体现了日美同盟实质上的非对等。更规范而言,本研究中的自变量是日美同盟关系的性质；因变量是日美之间的外交行为模式——本文将这一现象称之为“非对等同盟的游戏规则”。日美同盟的性质决定了日美外交的基本行为模式。1960年《日美安保条约》虽然在法律上实现了日美之间的地位平等,但日美同盟的根本属性仍然是非对等的。日本必须服从、服务于美国在全球特别是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由日美同盟性质决定的“双面外交”行为模式是“核密约”问题背后的游戏规则,也是支配日美外交关系的历史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