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在我国目前是非常热。它热，不仅仅是因为关注它的人多，层次广（下到普通老百姓，上到国务院总理，都在为它担忧），也是因为它本身确实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它关系到八九亿农民的生存和未来，也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它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亟待解决。
　　农业本身作为一国经济的一个产业，它是重要的。它提供了人们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也为工业提供了原材料。我国农业人口为数众多，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我国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我国需求的提高将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而占全国人口很大比重的农村人口的收入低下可能正是我国目前需求不旺的原因之一。农业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关系到了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的发展。
　　“三农”问题的实质归根到底还是农民问题。其表现如下:(1)农业。我国农业生产并不落后，中国主要农产品的亩产量剧世界前列。(2)谈“三农”问题，很大程度上讲的是农民的出路问题(3)而从政治的角度讲，农民的生存和出路关系到国家的稳定。
　　而农民问题一方面牵扯到农民的转移问题，另一方面涉及到农民收入的增加。但落脚点还在农民收入增加的层面上，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办法，都是为了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从政治和经济层面上讲都是如此）。而事实上，农民收入增加的放缓甚至是负增长，也是中国目前社会分层、两极分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将是加剧社会矛盾，引起我国社会不安的一个重要因素。
　　该层面的意义则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这也是各界重点关注的地方，而这正是本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当前的中国，农民收入很低，和城市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有很大的差距。那么为什么会如此？发达国家的农民收入水平为什么会高？各个国家是如何形成差距的？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农民的收入水平又是如何？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尝试揭开困扰当前中国的重大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即农民收入问题的谜题。对这一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笔者认为很多流行的观点并没有深入到问题的本质，即搞清楚农民为什么会贫困（或者是收入低下）。
　　对农民的收入问题，众多发展经济学家从不同的层面给出了各种解释。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易斯就从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之下，分析了工业资本家为了压低工人工资、获得利润而压低农业部门的生产率，造成农业部门劳动者的低收入状况。另外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提出了“贫穷而有效率的假说”，认为小生产者的贫穷不是由于资源利用无效率，而是由于他们支配的资源种类与数量有限。
　　上面良种观点都有可取之处，并且在中国也有明显对应的例子。但笔者同时认为，上面的观点也各有其局限之处。二元结构下，农产品的价格低是造成农业人口人均收入低的一个原因，但正如正文中所证明的，这个因素是可以排除掉的。而对于后者，农民对资源的利用有没有效率本身就存在争议，且如有关专家证明的是，效率和规模也有很大的关系。
　　而对农业而言，从农民收入角度讲，单位土地产出和人均产出这两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对这两个概念的发分析，可以得出至关重要的结论:农民的收入水平和农业资源的占有量有最直接、最大的关联。拥有很多的土地，即使单产很低也可以获得很高的收入;而拥有较少的土地时，单产很高收入一样可以很低。这就是所谓“讨论收入要和财富多少联系起来”的道理，这在讨论农民收入问题上也是非常适合的。
　　那么，要提高农业人口的收入就应该想办法提高单个农户拥有的土地数量。途径这有一个:加速工业化的发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工农业比较落后的二元经济结构下，这是经济发展、解决农村劳动力剩余的唯一的、根本的途径。但转移是非常缓慢的过程，要素稀缺度不可能短时间内改变，那事实上就意味着农民收入在很长的时间内不会有质上的改变。
　　但是，从理论上讲，这种要素的稀缺度对比状况意味着中国农业技术变迁的路径是生物、化学技术方面将有重大进展。但是，即使存在重大的进展，可能对农业产出边际作用也很小，那这种进展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用。技术变迁幅度很小，对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也将很小。
　　那么，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在这一时期是不是都要陷入停滞呢？可能会停滞不前，变化很小。可事实上，在这样的状态中意味着某种变革的可能性——制度变革的可能性。一方面，从要素的稀缺状况上来讲，孕育着制度变迁的可能性，因为要素的相对稀缺是引起制度变迁个的因素（或者说是制度的变迁是对资源稀缺对比的反应），而土地的日益稀缺将引起土地产权制度的某种变化;从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的相互作用上来讲，既然技术变迁的路径已经很小，这需要制度变迁的推动了，这在正文中对此有证明。制度变迁将是中国农村变革的唯一突破口！
　　具体该如何变化，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但经过分析，农村制度存在变化的可能性，促使土地的集中。当然这种集中的形式应该只是现有产权制度具体形式上的变化，不一定会是产权本身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