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重组作为企业外延式投资活动,是企业产权自由交易及资本自由流动的重要途径。伴随着制度改革,我国并购重组门槛进一步降低,资本市场并购重组日趋活跃,上市公司的并购数量和金额与日俱增。但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并购重组实施中,溢价并购甚至是高额溢价并购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传统的并购效率观认为并购溢价体现了并购双方对于并购完成后所能够获得的协同效应的预期,是对并购价值创造效应的认可。但自2017年以来,溢价并购带来的高溢价并购商誉屡屡爆雷,高额商誉减值使企业出现巨额亏损,股价崩盘风险增加,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面对并购繁荣景象与实际业绩相背离这一“非理性现象”,学者们开始探讨并购溢价是否是“并购价值创造”的真实反映,并开始研究并购溢价产生的深层动因。高层梯队理论指出在企业的重要决策上,高管起着重要的作用,并受高管决策行为的影响。现实中高管决策行为并非完全理性,由于企业所处环境的复杂性以及自身认知能力的限制,高管不可能获取做出理性决策的全部信息也无法有效利用信息,因而决策行为是有限理性的。行为经济学理论从心理角度指出高管有限理性的根源:在不确定性环境下,高管决策会受到风险偏好心理影响,基于主观效用对信息进行评价,所表现出的认知偏差使其决策行为经常偏离最优模式出现很大的偏差,决策行为是非理性的。并购定价环节是企业并购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各个阶段均存在较大的未知性与不确定性,高管难以获取全部信息,并且在价值评估过程中,高管需要对诸多标的资产相关信息作出评价。因此并购中不确定的环境、认知能力有限性使得高管在并购定价环节中会依赖自身风险偏好心理对定价信息进行评价,所表现出的认知偏差很可能使其决策行为偏离理性带来非理性溢价,此时溢价并购决策下所产生的溢价水平可能并非是协同效应的良好预期。因此本文通过对2007-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共4135个公司-年样本回归,发现:（1）风险偏好心理通过影响高管并购定价信息评价过程使其决策行为非理性,具体表现为,高管风险偏好程度越高,决策行为越激进,越会在并购支付较多溢价,带来较高的溢价水平。以上结论在经过变量敏感性分析、PSM方法、Heckman两阶段法,添加其他控制变量以及排除替代性解释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2）从并购协同效应来看,风险偏好心理下,高管支付的并购溢价并非是对并购协同效应的良好预期,更多是基于自身效用进行考量;（3）从机构投资者来看,机构投资者可以及时纠正高管在并购过程中的行为偏差,减少高管在风险偏好心理影响下对定价信息进行错误评价的可能性,降低并购溢价水平;（4）业绩承诺的签订使并购溢价水平受高管风险偏好心理影响更为突出,进一步对并购业绩分组后发现,业绩承诺更能放大业绩下降组中风险偏好与并购溢价之间的关系;（5）从机制分析来看,并购融资方式在风险偏好心理与并购溢价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本文相较于前人研究的创新之处:（1）目前研究管理者风险偏好心理与并购溢价的文献较少,本文以高层梯队理论、行为经济学理论为依据,遵循风险偏好→信息评价→行为偏差→并购溢价的研究路径,研究风险偏好对并购溢价的影响,揭示了我国上市公司溢价并购背后的非理性因素,丰富了有关风险偏好的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2）众多关于对高管心理因素对并购溢价影响的研究,一方面缺少对中介机制的进一步探讨,而本文研究发现并购融资方式在高管风险偏好与并购溢价之间发挥着中介效应。另一方面,缺少对其带来的经济结果的进一步探究,本文研究发现,在风险偏好心理影响下,并购溢价与企业并购后的业绩并不匹配,从高管心理角度揭示了资本市场并购繁荣表象与并购业绩不匹配的原因,为监管层治理高溢价并购提供新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