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陈独秀与群益书社陈子沛、陈子寿兄弟签订合同,《青年杂志》(第2卷起更名为《新青年》)创刊。这一启蒙知识分子与出版商人各安其位、各取所需的合作,促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但到了1920年陈独秀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开始写信与北京同人商议成立杂志社,独自运营《新青年》起,知识分子与出版商的联姻破裂,中国知识分子试图运用自己的力量立足出版业。在随后1925-1927年里,北新书局、光华书局、创造社出版部等的相继成立,以传播新文化为要务新书业迎来了黄金年代,得以与古旧书店、大书局鼎立于世。开明书店创办于1926年,最初只是一个关注妇女问题的杂志社,新书业大潮过后决策层立意转型,将青少年学生确立为出版社的主要目标,致力与其有关的教科书、课外读物、期刊的编辑发售。随着“开明书店”品牌的逐渐打响,进一步扩大营业范围至现代文学、古代典籍、翻译文学,开明书店增加资本成为股份有限公司,到了1930年代中期跻身民国五大书局之列,成为新书业的代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开明书店主体内迁,在勉力出书之时,对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愈显不满,主事者与书店倾向开始左倾。1945年后,国民党在治理方面诸多失败举措,造成出版业陷入停滞,开明书店没能幸免。新中国成立后,开明书店成为了第一家申请公私合营的私营出版社,到了1953年4月与青年出版社合并组建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开明书店跌宕起伏的命运是与开明人休戚相关的。开明人由知识分子和出版商组成。前者是一群有基层教学经验的知识分子,他们负责出版社的自我定位和书籍编辑出版等,而后者主管营销。两者亲密无间的合作带来了开明书店的发展与壮大。开明人在不同时期对出版、对价值、对社会责任、对启蒙、对国家等诸多概念理解改变是出版社几经转变的根本原因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开明书店史”可以说是一部“出版人心史”。新中国成立后,开明人是在出版行政机关任职人数最多的党外出版人士,而对中国共产党现代建国理念的认同,促使他们真诚地希望自己和开明书店能融入到新的国家建设中去；另一方面内外出版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开明书店最终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随后的岁月里开明人则遭遇到了各种始料不及的命运。开明书店是中国现代出版史无法复制的存在,它不仅反应了中国民营出版业的发展兴衰,其文人主政的特点更是为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打开了另一扇窗口。在当下社会,思考开明书店的得与失,对面临新一轮改制的中国出版业应该有着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