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在当今世界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测算:2020年,亚洲、欧洲、美洲数字经济总量在GDP中的占比均超过30%,数字经济增速均超过1.5%,从总量和增速来看,数字经济在当今世界以及未来世界的经济发展中都将扮演重要角色。且当今世界的宏观环境是新冠肺炎大流行,各国的实体经济遭受重创,为了保持经济增长,主要经济体均希望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来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然而,数字经济具有交易虚拟性、经济数字性、交易类型判定模糊性等涉税特征,这导致传统的国际税收规则失灵,引发了税收征管难题。2018年,欧盟委员会对辖区内数字企业的纳税情况的调查显示:数字企业的实际税率仅为9.5%,而传统企业的实际税率高达20.9%。数字经济引发的税收征管难题导致了市场国税源流失、企业之间税负不公平等问题,不利于构建高水平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为了合理地划定征税权,实现企业之间的税负公平,国际组织以及主要市场国就如何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展开了研究,形成了“双支柱”提案、欧盟《数字服务税提案》等一系列成果。然而,由OECD/G20主导的以“双支柱”提案为核心的多边方案涉及复杂的利益冲突,任重而道远;由欧盟主导的《数字服务税提案》遭到了部分欧盟成员国的反对,始终未能落地。在这样的背景下,主要市场国开始推行数字服务税,将其作为一种临时性措施来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2021年7月,多边方案达成了历史性共识,与此同时,已有十几个国家推行了数字服务税,还有部分国家声明引入数字服务税。在多边方案达成历史性共识以及数字服务税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有必要对数字服务税的去留问题以及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应对之策作进一步的讨论。本文首先对已有的文献进行了回顾,发现多边方案和数字服务税各有优劣,支持多边方案的学者认为数字服务税易发展为新型贸易壁垒,加剧国际贸易摩擦;支持数字服务税的学者认为多边方案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且联结度规则的简化表明多边方案已与数字经济解绑。其次,本文对数字服务税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并从数字经济给国际税收规则带来的挑战、数字服务税征收的理论基础、数字服务税征收的实际原因三个维度分析了数字服务税的产生背景。再次,本文运用西方经济学原理和相关理论模型分析了数字服务税的经济影响、政治影响以及社会影响,为讨论我国是否应开征数字服务税提供理论支撑。再次,本文梳理了主要市场国数字服务税的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对数字服务税的开征目的、实践形式、征税范围、起征门槛等税制要素进行了比较分析,总结出了数字服务税的典型特征。最后,本文指出了数字服务税给我国的启示,并提出了我国税制优化的原则与思路、税制优化以外的应对策略。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就短期来看,我国不宜推行数字服务税,而应改革国内税法,消除对数字企业的双重征税。就长期来看,我国应开展渐进式增量改革,审慎出台数字增值税,并根据多边方案的实施情况决定数字增值税的走向。另外,在数字经济时代,我国应提升税收征管能力,积极引导企业适应数字服务税的征税环境,积极参与国际税收规则的建立与全球税收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