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是莎士比亚的最后一个剧本，虽然在创作的时间上是在最后，但是，正如张泗洋先生在《莎士比亚引论》(下)中所指出的那样，“但是自从第一对开本以来，在几乎所有的莎剧全集的目录表上，首篇的荣耀位置总要归于它……TheTempest无可争辩的属于莎氏的上乘之作(29)”，由此，可见该剧的重要地位。本文试图结合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中关于“顺物自然”，“天放”，“齐物”，“神贵于形”，“无为”，“随顺引达”，以及“慈”等思想，从一个普通中国读者的角度，运用“读者反应”的文学批评理论及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对莎翁的“最新颖，最完美”的剧作——《暴风雨》——重新进行一番省视与阐释。 我们发现，剧中两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已经远不是西方传统阐释中的形象：剧中的主角之一Caliban远非是只凭“动物本能行事”的“丑陋”、“野蛮”、没有任何真正人性的人，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发现Caliban具有“童心”，他“神全而形残”，是有着“齐物”观的自然人性的代表。Prospero，与其说是一位魔法师，倒不如说是一位谙“道”者。他顺物自然，一方面了解自然规律，因而能“呼风唤雨”，另一方面深谙人事，因而能顺应人性，从而奴役敌人，捏合情人。同时，Prospero还葆有老子的三宝之一，即“慈”(英文摘要中的“pity”)。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他强调“教化”，在教育Caliban时，初期他采用了“随顺引达”的方式，顺应Caliban的天性，因而成功地教会了Caliban语言；但是在试图教育Caliban关于“贞洁”等道德观念时，由于一方面违逆了Caliban的天性，另一方面又因意图保护女儿而过分强调“贞洁”，反而导致了失败。后一种教育法恰是导致他与Caliban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无论是Prospeo还是Caliban，我们发现在他们的身上都体现着庄子和老子在他们的书中主张的某些观念。而剧中的老好人先生Gonzalo的一段关于理想社会情景的描绘，以及剧中所传达的“和解”的意味，更使我们确信晚年的莎士比亚进入了一种新的思想境界，他像“一位老人阅历已深，磨灭了轻浮凌厉之气，复归于冲淡平和之境”(梁iv)。莎士比亚和中国道家的两位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尽管生活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相差甚远的地方，但他们通过各自的著作所传达的思想却又是那样的相同，这正应了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序》中曾说的那句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