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跨国并购旅游业务过程中外部环境的不确定变化会给企业带来巨大挑战。其中,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推动着全球治理制度的变迁。处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重塑期和对宏观环境敏感的旅游业,其活动和发展受制度因素影响很大,本文同时考虑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不确定性对旅游并购活动的影响,主要探究三个问题: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与跨国并购旅游业务股权选择存在何种关系?文化不确定性与跨国并购旅游业务股权选择存在何种关系?并购经验是否会对以上两个主效应产生调节作用?本文将交易成本中的交易环境不确定性与交易行为不确定性和实物期权中的外生不确定性和内生不确定性对应起来,利用2000-2018年全球范围内发展的跨国并购旅游业务事件作为样本研究不确定情况下跨国并购旅游业务的股权选择,同时考虑了不变的企业能力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如下:（1）东道国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和并购的文化不确定性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和文化不确定性越高,跨国公司越倾向于在并购海外旅游业务时拥有更少股权,证实了实物期权假设,企业在不确定情况下跨国并购旅游业务中更青睐灵活性。（2）文化不确定性与海外并购旅游业务的股权份额之间的关系受到跨国公司并购经验调节,当跨国公司具备当地相关的并购经验时,这种负向关系将会减弱,而这种调节作用在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中并不显著。本研究验证了相对于交易成本理论,实物期权理论的灵活性策略更适用于解释跨国并购旅游业务中的股权选择问题,这可能与旅游业本身的特点有关。本文的创新性贡献包括:（1）考虑到企业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存在两种执行起来截然相反的策略,将交易成本理论和实物期权理论对应起来进行竞争性分析,验证了以实物期权理论为主的灵活性策略在跨国并购旅游业务中受欢迎;（2）战略风险管理理论提出了三个应对风险的策略:控制风险、以不变的核心能力应对万变的风险和以变制变,因此本文在考虑控制和灵活抉择的基础上,还考虑了不变的企业经验能力对这种抉择的调节作用,验证了相关并购经验对内生不确定性影响的正向调节作用;（3）将不确定性对并购行为的研究拓展到旅游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情境,亦在一定程度上部分识别了实物期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在股权并购问题上的情境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