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世界性难题,其产生多源自于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军事、民族以及宗教冲突,成为影响相关国家社会稳定与国际关系的重要变量因素。难民问题引起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对难民问题的治理是全球治理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中东地区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最大的难民输出地和集散地。中东地区民族和宗教成分复杂,长期以来不同组织、团体、以及国家间存在矛盾,冲突不断;另外,因其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该地区频繁受到欧美大国的掠夺与操控。战争的频发加之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使得该地区许多国家的难民问题十分突出。当前中东地区的难民群体主要有以下几类:巴勒斯坦难民、阿富汗难民、伊拉克难民、库尔德难民和叙利亚难民等,这些难民不仅对中东,乃至对国际社会都造成影响。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是阻碍中东和平进程的一大因素。巴以冲突直接导致巴勒斯坦难民问题,面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的驱赶,巴勒斯坦人逃离了以色列占领区,流落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国。时至今日,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仍困扰着这些国家和地区。埃及作为中东大国,是阿拉伯反以阵线中的一支重要力量。1947年联合国分治巴勒斯坦的决议激怒了阿拉伯大众,所有政治派别都自愿去巴勒斯坦参加战斗,埃及走在了斗争的前列。但旷日持久的难民局势日益严重,埃及自身仅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境内不仅有巴勒斯坦难民,还有亚美尼亚人、苏丹人等其他外来民族,对支持这一弱势群体给本国造成了困境。本文就1948—1978年埃及对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治理展开分析,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巴勒斯坦难民基本问题的概述。笔者从法学及历史学角度出发,阐述了国际范围内对难民的定义,主要以国际领域广泛流通的两个基本法律文件为参考:其一是联合国1951年7月28日在日内瓦签订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另一文件是1967年1月31日联合国在纽约修订的《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巴勒斯坦难民则是由联合国成立的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和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对其进行救助及管理。之后从历史学角度出发,追溯了导致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产生的三次中东战争,明晰了这一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第二部分重点论述1948—1978年埃及对巴勒斯坦难民的治理措施。1948年、1954年、1978年是巴勒斯坦难民在埃及的三个重要时间节点。在1948-1954年,主要阐明其分布区域及政府政策,这一时期埃及对巴勒斯坦难民采取限制性治理措施,巴勒斯坦难民处于埃及社会的边缘状态。1954-1970年,基于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学的视角,埃及收留巴勒斯坦难民的原因一方面是出于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手足之情,另一方面则掺杂有大国利益的因素。由此,纳赛尔前期对难民实行宽松性治理措施。第三次中东战争失败后的沮丧和持续的经济困难导致埃及对巴勒斯坦事业失去了热情,纳赛尔后期开始转变对难民的态度,但整体上此期是难民在埃及的黄金时期。1970-1978年,萨达特执政时期埃及向美国靠拢。1978年在美国的斡旋下,埃及与以色列签订《戴维营协议》,引起巴勒斯坦难民的不满,萨达特对难民则采取紧缩性治理措施,埃及与巴勒斯坦难民之间的关系降至冰点。第三部分主要阐述了巴勒斯坦难民在埃及治理下建立的组织及活动。主要涉及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学生组织、妇女组织以及工会组织四个方面。作为外来者,巴勒斯坦难民受到埃及政府的严格管控,且居住分散,这些组织成为巴勒斯坦难民在埃及维系民族情感的重要途径。第四部分是埃及对巴勒斯坦难民治理的困境及前景分析。埃及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动力本就不足,难民的进入无疑增加了社会治理压力,但埃及作为难民公约的签署国,又必须直面此问题;另一方面,联合国、欧美国家及主要中东大国对此问题所持的模糊态度进一步加剧了难民问题的治理难度。难民问题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一环,联合国难民署及其他难民治理行为体需提出新方案,不断完善难民治理机制,提高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治理能力和水平。结语部分总结了 1948年—1978年埃及治理巴勒斯坦难民的特征。总的来说,埃及对巴勒斯坦难民的治理措施更多地反映了国家利益,而不是保障巴勒斯坦难民的基本权利。政府相关政策使巴勒斯坦难民因居住分散、贫困而处于孤立状态,因此只有构建以联合国难民署为主导、各方共同参与的治理体系才能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