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尤其是中美贸易的迅速发展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压力,中美贸易的发展致使中美两国空气污染物跨境转移问题日益严重。对此,本文以中美主要空气污染物(SO₂、NOx和PM_2.5)为研究对象,基于2005、2007、2010、2012和2015年中国和美国的投入产出表构建投入产出模型（IO模型）,测算2005-2015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隐含空气污染物排放量、中国从美国进口隐含空气污染物排放量,以及中美贸易空气污染物的净转移量;本文采用对数平均指数分解方法（LMDI模型）将中国对美国出口以及中国从美国进口的隐含空气污染物排放变化分解成排放效率效应、能源强度效应、出口（进口）依赖效应、出口（进口）结构效应,和出口（进口）规模效应等10个因素;构建结构分解方法（SDA模型）将中美贸易空气污染物的转移排放变化分解为中国（美国）能源强度效应、中国（美国）排放效率效应、出口（进口）结构效应,以及出口（进口）规模效应等8个因素,从整体和部门的角度,探究中美贸易空气污染物跨境转移的影响因素,并分析中国的应对策略。本文研究结果表明,2005-2015年中国向美国出口隐含SO₂、NOx和PM_2.5排放量均呈下降趋势,分别下降了32.56%、15.57%和45.07%;而中国从美国进口隐含空气污染物的排放量相对较小,除了隐含SO₂排放轻微下降外,隐含NOx和PM_2.5均呈上升趋势;净出口隐含SO₂、NOx和PM_2.5排放与出口隐含排放相差不大,分别下降了33.04%、39.10%和49.34%。中国对美国出口的隐含空气污染物要远远大于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表明中国是隐含空气污染物的净出口国,总体上空气污染物从美国向中国转移。整体上,排放效率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是中国对美国出口隐含空气污染物排放的主要抑制因素,出口依赖和出口规模效应极大促进了隐含空气污染物的出口,而出口结构效应的贡献并不确定。而中国从美国进口隐含空气污染物排放的增加主要受排放效率效应和进口规模效应的影响,进口依赖效应则对隐含空气污染物的进口产生抑制作用,而能源强度效应和进口结构效应的影响较小。从部门层面上看,各效应对中国出口、进口隐含空气污染物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少数部门,如其他工业部门、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制造业和交通部门。在从出口和进口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之后,本文进一步对中美贸易美国对中国空气污染物的净转移进行了因素分解,总体来看,中国能源强度效应、中国排放效率效应和进口规模效应抑制了美国向中国空气污染物的净转移;出口规模效应和美国排放效率效应则对空气污染物的净转移产生促进作用;而出口结构效应、美国能源强度效应和进口结构效应的影响并不确定。分部门来看,各效应对不同部门空气污染物净转移的影响分布也并不平衡,主要集中于重工业及交通部门,因此,控制这些部门的空气污染物转移尤为关键。最后,本文根据以上的实证结果提出了促进贸易与节能减排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以此为中国应对空气污染物跨境转移问题提供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