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屈原的国际地位不断攀升，在1953年，更是被世界和平理事会评为世界四大历史文化名人。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楚辞》热潮。王逸《楚辞章句》是目前已知文献中保留《楚辞》原文并对《楚辞》进行阐释的最早且最完整的作品，在《楚辞》研究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楚辞章句》成书于经学昌明的东汉中期，所以后人研究《楚辞章句》很难绕开其中的经学因素。据此，本文立足于经学视角剖析《楚辞章句》与汉代经学的深刻关联。全文由引言、《楚辞章句》成书的历史文化背景、《楚辞章句》经学化的阐释方式、楚辞章句的经学思想以及结语五个部分组成。引言部分主要对《楚辞章句》研究现状进行了简要的回顾。第一章为背景介绍。首先说明了《楚辞章句》作者王逸的生平与仕宦情况，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论证了《楚辞章句》产生的年代为王逸任校书郎时；其次分析了王逸撰著《楚辞章句》的历史文化背景是因为汉代文化与楚文化的密切渊源以及东汉中期以来宦官与外戚轮流掌政，导致朝廷面临严峻的政治危机；最后，从汉代两股评价屈原的不同思潮入手，分析了当时朝廷上“婞直之风”与“避世之风”激烈碰撞的情况，认为这是王逸推崇屈原以及撰《楚辞章句》的重要原因。第二章主要论述《楚辞章句》经学化的阐释方式。首先列举了各派学者在《离骚》称“经”时间问题上观点，并逐一分析其得失，从而得出了王逸首次将《离骚》称为《离骚经》的观点最为可信的结论，同时阐述了王逸将《离骚》称“经”的政治意图；其次，说明王逸虽然将《离骚》称“经”，但又将“经”训为“径”，可能是因为在汉代经学环境中，单靠王逸无法将“楚辞”上升到“经”的高度，这种做法可以避开屈原和《离骚》并非儒家和儒学经典的尴尬事实；其次，王逸采用“章句体”注释“楚辞”是因为他无法脱离汉代经学思维模式，其较为简约注解方式则体现出汉代“章句体”的进步。最后，分析了汉代经学思想统照下的《楚辞章句》对儒家标榜的统治秩序和道德伦理的宣扬。首先针对王逸所说“《离骚》依托《五经》立义”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梳理出王逸用《五经》和《离骚》相比附的合理与不当之处。第三章以《楚辞章句》经学思想为突破口，首先对《楚辞章句》中“忠”字的内涵进行分析，认为《楚辞章句》之“忠”大致表现为“忠于君主”、“警醒君主”和“个人理想的执着追求”几个方面；《楚辞章句》虽然承袭了汉代经学尊奉孔子的传统，但已然显现出东汉古文经学的孔子观——仅仅将孔子视为“至圣先师”而非“神人”；最后，王逸广泛地引入阴阳五行和董仲舒的思想学说，在《楚辞章句》注疏过程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目的在于为政治服务，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结语部分则进一步总结了王逸《楚辞章句》的时代意义以及为后世楚辞研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