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隔离对墨西哥城大都市圈印第安人就业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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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人力资本角度外,居住隔离及其内在机制对于就业影响已成为现代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发达国家相关研究大多处于成熟阶段,而发展中国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城镇化进程中,拉丁美洲城市面临居住隔离,贫困和收入不均等社会问题。与此同时,21世纪以来,拉丁美洲为减轻就业质量低下和社会分配不公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就业正规化政策。在上述理论和现实背景下,墨西哥城大都市圈作为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城市之一,从居住隔离的角度探索墨西哥弱势群体印第安人的就业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理,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具有重要意义。在墨西哥城市化进程中,作为低收入和弱势群体代表的印第安人大量涌入墨西哥城大都市圈,多选择非正规就业。然而,人力资本不能完全解释印第安人与非印第安人之间存在的薪资和就业质量差距。此外,低收入人群的通勤距离更短,大多在居住地就近就业。本研究主要从居住隔离为切入点,试图回答:印第安人是否存在居住隔离?由居住隔离引发的邻里效应和空间错配效应如何影响印第安人就业?其影响与非印第安人相比有何差异?本论文基于墨西哥国家地理统计局2000-2010年的人口和住房社会调查数据,采用了 ArcGIS软件、Probit模型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实证考察分别以语言和归属感定义的印第安人居住隔离程度异同,分析检验居住隔离引起的邻里效应和空间错配效应对印第安人和非印第安人就业影响差异,最后根据研究结果给出促进印第安人就业正规化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墨西哥城大都市圈的印第安人存在中低程度的居住隔离。从印第安人定义来看,语言定义的印第安人群的非空间居住隔离程度,空间集聚程度和数据稳定性均高于以归属感定义的印第安人群。从收入来看,低-中-高收入的三类印第安人群均存在居住隔离。而且,高收入群体非空间居住隔离程度最高,低收入群体空间聚集程度最高。从时间来看,2000-2010年居住隔离程度有逐渐增加的趋势。(2)居住在印第安人占比更高的社区印第安人群更易选择非正规就业,更难正规就业。从印第安人定义来看,相较归属感定义的印第安人,居住隔离程度更高且以语言定义的印第安人受到邻里效应影响更大,更易选择非正规就业。从印第安人性别来看,邻里效应通过族裔聚居渠道对男性就业影响更大,而社交网络渠道对女性就业影响更大。此外,族裔聚集对于男性低程度受教育群体和归属感定义的女性高程度受教育群体影响显著。(3)居住在非正规就业机会更多的区域印第安人群更易选择就近非正规就业,而家庭拥有私家车对于印第安人群的非正规和正规就业均有助益。从定义来看,第一,相较于非印第安人,非正规就业可达性对归属感定义和语言定义的印第安人影响更大。此外,居住隔离程度最高且以语言定义的印第安人受到非正规就业可达性影响最大,最易非正规就业。第二,相较于非印第安人,语言定义的印第安人若家庭拥有私家车更易选择非正规就业,而归属感定义的印第安人则更易选择正规就业。从性别来看,相较非印第安人,印第安人男性,女性受高程度教育和年轻人群体就业更易受到就业可达性影响。最后基于研究主要结论,结合墨西哥大都市圈面临的城市贫困和不平等现象以及印第安人面临的社会地位日趋弱势和边缘化,居住隔离程度增加以及收入不平等和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提出提升族裔聚居区的就业环境,提高印第安人西班牙语技能,增加城中心住房项目和降低私家车拥有门槛等方面政策建议,对促进弱势群体劳动力市场完善和社会公共福利方面的政策具有借鉴价值。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首先,文献对居住隔离及其内在机制对于就业影响的研究多聚焦于发达国家城市中的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发展中国家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选取墨西哥城大都市圈作为拉丁美洲城市代表,考察居住隔离对印第安人和非印第安人就业影响差异。接着,拉美地区学者多从社会经济层面探讨居住隔离,对于弱势群体关注多集中低收入和女性群体,忽略了印第安人。本文以墨西哥印第安人作为研究对象,填补了非肤色定义的拉丁美洲种族居住隔离空白。并且将语言定义的印第安人,归属感定义的印第安人和非印第安人进行多维度比较。最后,墨西哥国内文献多从人力资本视角解读印第安人和非印第安人之间的薪资和就业质量差距,居住隔离解读视角缺乏。因此,本文考察了居住隔离对就业影响内在机制,如邻里效应中两个渠道即族裔聚集和社交网络对就业的影响和空间错配效应中两个渠道即就业可达性和家庭拥有私家车对就业的影响,为人力资本视角的解读提供补充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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