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学》是晚清传入我国的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植物学知识的译著,在我国近代植物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对近代西方植物学在中国的传播和近代植物学的科学体系在中国的建立都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植物学》一书由墨海书馆于1858年出版发行,《植物学》全书共八卷,前七卷由李善兰和韦廉臣共同翻译,最后一卷因韦廉臣生病回国,改由艾约瑟与李善兰合译完成。对《植物学》予以系统研究,不但有助于深化认识西方科技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也有助于正确评价李善兰在中国植物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全面分析和研究《植物学》的译介情况:第一章简要阐述了《植物学》传入前中国的知识阶层和植物学研究状况,本章分两节。第一节介绍《植物学》译入前中国晚清社会阶层学科背景分析,主要对《植物学》传入之前中国士大夫知识阶层掌握的关知识及获取知识的渠道、方法和手段等做一个简要的回顾,为下一步分析《植物学》译入的原因和翻译的策略,及其译介的价值探讨提供历史背景,以便更客观地认识该译著的历史价值和译者对中国植物学发展所做的贡献。第二节对我国植物学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从而揭示中西植物学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的认识将有助于正确评价李善兰的翻译活动在我国植物学从古典植物学向近代植物学转型过程中的作用,从而客观评价该译著在中国植物学发展史中的地位。第二章对《植物学》的源文本进行考证研究。该章在分析《植物学》结构与内容的基础上,指出《植物学》一书将欧洲近代植物学知识及植物学体系传入我国,打破国人在原有古典植物学研究和认识基础上的局限性。接着,本章对前人的《植物学》源文本研究提出质疑。《植物学》一书既为译本,那么它究竟译自哪一种外文原著呢?本章详细分析了前人文章中关于《植物学》英文源文本的观点,对其中的相关疑点进行一一排除。与此同时,对《植物学》英文源文本所涉各版本进行分析,并通过译本与源文本的对比,考证了《植物学》一书的源文本情况,为进一步分析和研究《植物学》一书扫清了障碍,打下了基础。第三章分析了《植物学》一书所译介的新的植物学知识。李善兰把植物形态学知识、植物生理学知识、植物的地理分布、植物学研究方法、植物的科学分类法、植物标本的制作法等译介到中国,使中国近代植物学的科学体系得以建立,为中国的植物学发展打下了基础。第四章是《植物学》的翻译研究。首先是翻译主体研究,对《植物学》一书的译者及其翻译活动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进行阐述,分析译者的主要学术和翻译实践成就。其次是术语翻译方法分析,深入探讨了《植物学》一书中植物学术语的创译方法,凸显了《植物学》中植物名词术语翻译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强调《植物学》中植物学术语的翻译对于西方植物学知识体系本土化的意义和重要作用。李善兰在翻译中创译了一系列易于国人接受和熟知的植物学术语。这些植物学术语的翻译和引入为我国近代植物学术语体系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价值。最后,研究了译者的翻译目的及译者的翻译策略,指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把科学与宗教的融为一体,使科技翻译服从于宗教传播的需要;把数学知识与植物学知识并置于译本中,使译者的经验成为译本的组成部分;把《植物学》的译与述相结合,吸收并理解源文本的内容,使植物学知识本土化。第五章分析了《植物学》的翻译对中日两国近代植物学发展的影响,并指出了《植物学》在当时中国特定历史环境下传播的局限性。《植物学》的翻译开中国近代植物学研究和教育之先河,是中国古代植物学与近代植物学的分水岭,标志着中国植物学研究开始融入世界植物学研究体系。李善兰所创译的植物学术语中的大部分经由中国传入日本,并沿用至今,对日本植物学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六章为结论:《植物学》作为我国第一部近代植物学科学译著,第一次系统地把西方近代植物学知识展现在国人眼前,对我国近代植物学的发展具有奠基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