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护人责任规则自《民法通则》时期就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尤其在《侵权责任法》颁布前后,大量学者撰文对该条文展开讨论。随着我国民法对成年监护制度的构建,被监护人及其监护人的内涵得到了扩充,但少有学者关注到这一变化给监护人责任规则带来的影响。其中最关键的是,成年监护与未成年人监护在价值理念与制度适用上呈现出显著不同的特征将影响到对应监护人承担责任的合理性。司法实践中,在传统理念影响下,法官存在依照血缘关系径直确定监护人进而要求其承担监护人责任的认定倾向,同时容易忽略监护人承担监护职责的具体内容及可能性,结果是易出现成年监护人权责不平衡。问题产生的原因可从三个层面予以分析。其一,由立法沿革分析可知,立法者在构建监护人责任规则时重点考虑了父母监护下的未成年被监护人侵权,忽略了监护制度改革后的影响;其二,我国成年监护制度构建尚处于初步阶段,但老龄化社会背景下,无论是从应然角度顺应域外立法趋势实现监护类型多层次化、监护人社会化,还是从实然角度响应现实需求,推行意定监护、家庭以外的第三人监护,都将对监护人责任承担的基础产生冲击;其三,我国侵权法强调受害人救济而成年监护制度强调被监护人残余意志的尊重,两相影响下导致了制度之间的衔接不畅。要解决以上原因导致的成年监护人责任相对过重问题,应当着眼于监护人责任规则的解释。在成年监护背景下,有必要对监护人责任规则的责任基础、归责原则、条款之间关系重新予以反思和讨论,进而才得出能够兼顾成年监护背景下成年监护人责任特殊性的解释方式。除此之外,考虑到老龄化问题已经不再仅是家庭内部问题,而成为需要全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责任赔偿保险制度的构建也将是解决该问题的路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