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文社科领域，每一种理论思想的兴起都为翻译研究贡献了诸多研究方法和指导原则。因此，在皮尔斯离世一个多世纪后，当他的理论重新被学界重视，在各个学科的学者间引起强烈兴趣并形成热潮时，皮尔斯符号学进入译学研究似乎有了契机。在此之前，译学界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索绪尔符号学的理论为基础，在“能指”与“所指”之间考察对应关系。那么，语言符号在翻译过程中除了符合“概念”与“音响形象”的一一对应外，是否还存在着一个第三者作为媒介来连接符号的转换呢？不同种类的语言符号在翻译过程中，其符号意义又是如何生成，如何传递，如何转换的呢？翻译研究的范围是否需要超脱纯粹语言学的领域，拓展到其他领域，甚至将“符际翻译”也纳入其中呢？这些问题似乎使翻译学研究迫切需要皮尔斯那种“纯化的实在论”。皮尔斯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用更具逻辑性的方法来审视翻译活动，将语言和思维描述为符号解释或符号意指过程。这一研究路径及其理论观点，值得译学界借鉴。
　　皮尔斯符号学不再沿用笛卡尔的二元论，也并不认同洛克将一切思想都描述为经验或理念的内在感知。他将思想解释为一种由再现体、对象和解释项所构成的三元关系。思想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其观念无法自证或自明，需要一个后续的思想、符号或行动给予解释。本文旨在翻译学研究中，应用皮尔斯的三元符号观，去探究翻译活动中逻辑真理之客观有效性，而非语言符号意义之任意性，从而努力证明，就索绪尔强调的所指和能指之间的任意符号关系而言，皮尔斯的符号学关于思想建构能力的优势所在。本文以皮尔斯逻辑学和一般符号学理论体系为基础，采用文献法、历时论述法、案例分析法和比较法，对构建翻译符号学理论框架和归纳逻辑符号学翻译法进行探讨，描述翻译活动中译者、目标语读者和源语作者的思维特征，尤其关注翻译过程中文本意义如何衍生。
　　以符号学翻译观来看，用皮尔斯所说的符号“三分法”，即再现体、对象和解释项，以及“三个范畴”，即第一性(品质)、第二性(事实)和第三性(法则)，来阐释翻译特性是非常有效的。当进行文学文本翻译时，译者会以翻译的第二性，即翻译事实为开端，然后逐步厘清文本存在于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社群中。在这个过程中，文本的品质，也就是翻译的第一性具有重要的评估价值。而翻译的第三性，包括主流诗学、意识形态等因素与文学翻译之间的互动关系等，也需要被纳入翻译各个阶段的考察中，为文本“思想”的创造和传递提供条件和途径。翻译的过程除了符合“三个范畴”的特性外，还会按照相应的步骤进行，包括译者的观察和思辨，符号的编译和解码以及文本意义的衍生。语言符号在翻译中，经历了符号的意指过程，不可能与原先的解释项内容保持数和量的对等。因此， 本文的结论是翻译对等与符号关系有着必然联系，不论从过程还是结果来看，翻译行为都是为了在不同层面获得“三个范畴”的对等。在寻求对等的过程中，翻译各方的行为都涉及他们所在的特定社群的内部言语整合和外部人际交往，该社群内部的符号伦理因素会直接影响译者伦理也进而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
　　符号学翻译观以研究文本意义的释放为核心，其开放性和包容性，以及对“意义无限衍生”的不断深入探究，将会使不同学派的理念，在符号学翻译研究的框架下达成交流和融合，也将促使符号学翻译观自身，在科学精神驱动下其向外的延伸，同时在人文情感作用下又向内拓展。正是在这两者聚合的作用力下，符号学翻译理念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