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历史学家尤根·韦伯在对法国乡间的考察中发现。长久以来,农民夜晚的祷词中有这么一句诗:“请将我们从罪恶和正义中解救出来。”很显然,祷词是国家施法的结果,而这并非仅有法国农民才体会到。在封建化、近代化以及急速的现代化进程中,“罪恶”与“正义”抽象囊括了国家。揭开国家面纱,在下面各章节中,回归“目的在于改造世界”终极任务本身,以国家自主性的梳理与当代创新引导社会主义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通过探寻和展示治理现代化与国家自主性间的主要关系,以期在关系的论证中找到两者的契合点并将其运用于彼此实践和理论建构中。围绕国家这个抽象事物的研究和争论似乎未曾中断过,不同时代理论家都在为完善国家大厦做着努力。然而,人类历史发展使国家与社会出现分化,甚至一度出现遗忘“国家”现象,上世纪初持续至60年代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是该现象的例证。随着资本主义危机在70年代降临,西方学界突然掀起一股研究“国家”的热潮,国家理论开始复萌。同时,诞生了“国家自主性”理论。探讨该理论转向深层原因有助于形成整体理论意识,这种意识对于认清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行动、行为极为重要。事实上,在“国家自主性”理论出现之前,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就已经对国家进行过考察,认为国家存在相对独立性,该结论成为了“国家自主性”理论起点。流行于上世纪的“社会中心主义”理论范式在解释新兴国家和全球化上越来越力不从心,密里本德、普兰查斯意识到了这一点,试图超越该理论范式。然而,在试图超越的过程中他们未能摆脱“社会中心”干扰,但可以肯定他们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发展,提出了“国家相对自主性”。之后,“回归国家学派”的出现,加速了国家回归的进程。以斯考切波、诺德林格和埃文斯为首的政治学者,彻底承担了召唤国家任务,他们在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潜在自主性”。该思想成为本文最初的思想来源,理解、运用和创新该“自主性”理论就成为一项重要任务。国家自主性理论出现的确引起了人们对“国家”的重视。当一个国家可以灵活运用这种能力时,就能成功应对现代化、抵御社会转型带来的强大压力。“凯恩斯主义”与罗斯福“新政”,以及“东亚模式”所创奇迹,似乎确证了该理论的合理性。90年代,我国理论界也开始对国家自主性理论进行跟踪研究,经历了译介、探索和发展。虽然,国内相关研究在理论上取得一定成绩,但问题也十分明显,存在“拿来主义”,用理论裁剪现实问题,这极易导致实践陷入误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能忽视国家、社会和人,就是要解决国家、社会与人之间三者的相互关系。“国家自主性”理论恰当的为认识与解决问题提供了一种路径。然而,单纯依照该方法进行分析,显然会招致误解。为此,需要构建出符合中国治理实际,符合中国灿烂传统文化,同时也是符合社会科学原则的中国国家自主性理论。为了找到这条科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路径,理论方面就需要将国家自主性进行系统性整合,对其进行历史沿革,从而捕捉理论产生背景以及理论在思想史中的状态,以此为坐标进行理论创新。此外,在实践方面考察中,需要运用比较历史研究方法,以成功应对转型与失败应对转型的国家的自主性为考察对象,从中得出能否掌控国家自主性成为转型成功与否的先决条件。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国家自主性之间虽然存在前后相依关系,但二者真实状态应该为互通有无,治理现代化为国家自主性创新提供实践素材,反过来创新后的自主性理论则为治理现代化提供指导。现代化是危险与机遇并存的过程,客观上讲中国在完成现代化过程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如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能力发挥、国家权力运用等方面。为此必须借助中国国家自主性理论来引导国家治理现代化,促成政府向服务性质转向,实现基础性国家权力发挥,为治理现代化提供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