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传统的翻译理论注重研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应遵循的翻译规则并试图通过研究寻找出一套最佳的翻译标准。“文化转向”的出现将翻译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了文化层面,研究的重心不再是规定译者的翻译行为而是从文化角度去阐释译者的翻译行为。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弗韦尔(AndreLefevere)是翻译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所提出的操纵理论对于翻译研究有着革命性的影响。操纵学派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重写,所有的翻译活动都受到三种要素的操控,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其中,赞助人控制着意识形态,而“专业人士”控制着诗学。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在翻译理论界长期遭到忽视,从而一直处于边缘地位。“文化转向”的出现极大地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而有关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红楼梦》是中国文化的巅峰之作,集中国文化之大成,全书内容无所不包,从各个方面介绍了中国社会文化。两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曾出现过数十种《红楼梦》的英译本,其中以杨宪益夫妇和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s)的译本影响力最大。本文分别从意识形态和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出发,对比分析了杨氏夫妇和霍克斯对于译本的定位、对原文本的理解、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翻译策略的选择等诸多问题。通过对这两个译本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译本的差异和译者翻译策略的不同选择是受意识形态和译者主体性的共同影响造成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操控着译者的翻译行为,但是译者同样也在社会意识形态可容忍的条件下发挥自身的主体性进行反操纵行为。